简介： 格尔茨这本开拓性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协会１９７４年索罗金奖获奖作品，有助于为整个一代人类学家界定其领域的终极目的。 ——《出版家周刊》 前 言 当一位人类学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着手收集他的某些论文，以便对他自离开研究生院后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个回顾性的展示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的抉择：收集哪些论文以及如何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收集进来的论文。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像中的非书之书（ｎｏｎｂｏｏｋ），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们出版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设想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现在会写得更好，而且准备好了要自己修改而决不让编辑改动。想要从自己的行文中发现精巧的构思可能会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发现一样让人失望；事后（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编一个进去——“这就是我过去想要说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第二个抉择不大容易处理。一般来说，我对发表过的文章采取一种ｓｔａ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ｓ（维持原样）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些论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应该重印它们，而应代之以能纠正错误的全新论文，也应这么做。况且，把改变了的观点写进早先的著作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在我看来不太光明磊落。这样做会模糊了选编自己的论文时首先想揭示的思想发展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争论的实质不受严重影响，但要是对原文一字不改，传达的就是过时的信息或因与现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而削弱了现在还有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有正当理由，回过头去做一些校订。 在后面选收的论文中，有两处与我上面的考虑有关，因而我就对原来写的东西做了些修改。第一处是第二编中的两篇关于文化与生物进化的论文，原文给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确切地替代了。这些年代，一般说是向前推了，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触动我的核心论证，我认为引入比较新的测算没有坏处。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四百万或五百万年前的化石后，再说南方古猿（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ｎｅｓ ）可以追溯至一百万年前就没有多少意思了。第二处与第四编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关，自这篇论文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写作以来，新国家历史的潮流——如果它应该这么称呼的话——已使其中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很古怪。既然纳赛尔已经去世，巴基斯坦已经分裂，尼日利亚已经非封建化，共产党已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写得仿佛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似的，会给讨论带来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即使现在不是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女儿在领导印度，马来亚共和国已经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讨论我认为还有意义的。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做了两类修改。第一，我变换了时态，引入了从句，添加了一两处脚注等等，从而在使论文的正文读起来不太像过去的十年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我没有为了增强论证而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我给每一个历史实例都增加了一段内容，概括自这篇论文写作以来与之有关的发展——而且清楚地与实例正文分开，以此来明确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它的发展显示出在这篇论文中以早先的事件为根据的讨论仍然与剔除过时事件（ Ｒｉｐ Ｖａｎ Ｗｉｎｋｌｅ）的影响有关。除了一些印刷和语法上的小更正（以及为索引风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书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没变。 不过，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尽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现在采取的立场。因为各章讨论的观点跨越十五个年头，在引论性的第一章中讨论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确与出现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关注——比如功能主义——现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后来的关注——比如符号学——现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对连贯的——它们的排列是按逻辑顺序而非年月顺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种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这一思想走向是什么：总之，努力说出我一直在说的东西。 我删掉了论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知道他们帮助过我，并且也知道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们至今还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帮助。而我不再忙乱地提及他们，代之以对三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的真诚的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我在那里受过训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我现在在那里工作。在美国大学系统被抨击为不合潮流或日益恶化的时刻，我只能说，它 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礼物。 (克利福德·格尔茨 一九七三年于普林斯顿)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由格尔兹编著，《尼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不仅具有自身的风格，也代表了具有同类特征的人类学认识论文化批评，格尔兹的关注点在于批评政治和国家的理念……它以一种繁美的手法，分析巴厘人的生活，描述了传统政治的戏剧性象征形式，通过描述分析，格尔兹试图阐明的一种为西方人所忽略和政治关系，为此他特别强调了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在西方，政治象征符号庆典，国徽以及宗教通常被当作意识形态来处理。

《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收录了当代较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文化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三十年间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及一些从未出版过的重要论文。在本书中，格尔茨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和聪明睿智的头脑评论了马林诺夫斯基、甘地、福柯等重要人物，以及伊斯兰、全球化、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失败等主题。

本书是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晚年所写的一本自我评传，追溯了自己一生成长中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事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人及其理论。

《地方知识》于1983年面世，2000年再版，乃格尔茨代表作；全书涉及从艺术、常识、卡里斯玛到自我人观的论题，曲折迂回，文采飞扬。其中，尤以作者在东南亚和北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地方社群如何理解社会思想，本土人如何想象伦理道德，乃至法律背后的文化意蕴，并以地方知识的立场戳穿了现代英美法治的普遍性神话；启迪了中国上世纪末的“法治本土资源论”。这种地方知识的立场，亦足以与中国古人的“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理念及共生思想相呼应。本书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等学科师生的参考书。

The illusion that ethnography is a matter of sorting strange and irregular facts into familiar and orderly categories-this is magic, that is technology-has long since been exploded. What it is instead, however, is less clear. That it might be a kind of writing, putting things to paper, has now and then occurred to those engaged in producing it, consuming it, or both. But the examination of it as such has been impeded by several considerations, none of them very reasonable. One of these, especially weighty among the producers, has been simply that it is an unanthropological sort of thing to do. What a proper ethnographer ought properly to be doing is going out to places, coming back with information about how people live there, and making tha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ty in practical form, not lounging about in libraries reflecting on literary questions. Excessive concern, which in practice usually means any concern at all, with how ethnographic texts are constructed seems like an unhealthy self-absorption-time wasting at best, hypochondriacal at worst. The advantage of shifting at least part of our attention from the fascinations of field work, which have held us so long in thrall, to those of writing is not only that this difficulty will become more clearly understood, but also that we shall learn to read with a more percipient eye. A hundred and fifteen years (if we date our profession, as conventionally, from Tylor) of asseverational prose and literary innocence is long enough.

Classic essays by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and stimulating anthropologists of his generation on what culture is, what role it plays in social life, and how it ought to be properly stud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