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壓卷之作，可獨立成篇。
《北歸記》圍繞抗戰勝利後，明侖大學重新遷回北平而展開。多年離亂，經歷南渡、東藏、西征，盼望已久的和平生活終於到來，離別北平多年的孟樾一家和明侖大學的教授們，滿懷對和平的熱愛，投入教育和家園的重建。
《接引葫蘆》接續《北歸記》，講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命運，改造與堅守。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南渡记、东藏记(全2册)》小说总体不离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事关人类命运前途，作者笔下不时流出带有些哲理的感慨。如在众人议论日本侵略军的被俘士兵时，孟弗之说：“他们也是人，但是在法西斯政策驱使下已经成为工具，被‘异化’ 了。我们进行这场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不仅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也要将‘人’还原为人。”“将‘人’还原为人”，乃是涉及为民立命的大问题，古今有多少哲人为之耗费心思呵！书中还用了很多笔墨写那时的青少年，今天都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个个文明聪颖，活泼天真，有教养，有理想。他们的对话、神态，在谈笑嬉戏之间，在敌人的野蛮轰炸面前，往往流露出父辈熏染的影响。我很喜欢这些片段的描绘。例如一群小青年在生物学教师带领下到山野采集植物标本那一节，即是既见情又见景的好文章。 《野葫芦引》是写知识分子的，也主要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尤其是写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大关节上的操守，写他们怎样坚韧不拨地、忠诚地守护着教育这块事关子孙后代的神圣“阵地”。总之，是一部为知识分子立传的作品。 宗璞的文风很有她本人的特色，风格即人，一看便知是宗璞的，不是任何其它人的。《南渡记、东藏记(全2册)》都是短句式，读起来可以“上口”而没有滞碍之感，这是得力于她中国古典文学的素养。

《南渡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之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围城》 自从出版以来，就受到许多人的推崇。由于1949年后长期无法重印，这本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60年代，旅美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对本书作出很高的评价，这才重新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人们对它的评价一般集中在两方面，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深刻的观察。从1990年代开始，也有人提出对本书的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部被“拔高”的小说，并不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幽默作品。除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语言之外，作者夹叙其间的文字也显着机智与幽默。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卖弄文字，语言显得尖酸刻薄。但这一说法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