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大唐李白·凤凰台
Douban天下贤才是凤凰，但登台远望，凤凰为谁来？
开元十三年，李白出蜀，初试啼声。
在大唐社会变动最剧烈、攀附求名之势上行下效的时代，这是一次彻底诀别的浪游：他不能再作居乡之吟，不能再有归乡之思，甚至不能再图返乡之计。唯有如此，他李白才有机会成为帝国万里幅员中一个全新的人。
然而，一旦卷入光辉盛世的名利游戏，名满天下的诗人，往往不过是诗句的附庸。凭借惊人的才情，既无经验亦无功名的李白，得到上至公侯下至歌姬胥吏的青睐。然而，出身的羁绊却一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慷慨漫游的旅次中，师母月娘告别往报父仇，相见遥未可期；挚友吴指南更是渐行渐远，终至客死异乡，临别遗言：“汝心事只向诗说，便是自绝于天下人！”身外无家的诗人，一心所向者，究竟为何？正如孟浩然之问：“汝于天下，有一诺否？”
《凤凰台》是台湾作家张大春“大唐李白”系列四部曲之二，继《少年游》之后，讲述青年李白出蜀之后、沿江而下的游历生活。在这卷堪称“李白的漫游年代”之书中，李白与发小吴指南下渝州、经巫山、过荆门、到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解洞庭钱塘、泾阳二龙之衅，奇遇不断，皆为其一步步向庙堂明君接近的精彩伏笔。金陵孙楚楼上，李白与一代名妓段七娘、贵胄子弟崔宗之等人一见如故；驿站江边初见孟浩然，更互相惊为天人。
张大春，这位当代华语文学界绝对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人物，被莫言评价为“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在《凤凰台》中再一次展示小说虚构与历史考证的张力。在既知的李白身世与仕途史料之上，小说家以神仙虚构之笔联系文学史与政治史，以对“诗仙”身份的多重玩味，铺垫李白如何摆脱贱商之子的身份。“历史”的大唐，“浪漫”的李白，以及野生如稗的小说精神，尽在张大春酣畅淋漓的笔法下有着全方位式的完美呈现。
一般理解下的李白，未必是真正的李白。他的故事，更像盛唐之世的《天注定》──外省来的年轻人，到京师找机会，周游浪荡几十年，空有诗名，却离梦想极远。
李白开拓了唐诗的形式与境界，而他的时代却错过了他。这事也是天注定。
——张大春
大唐李白·少年游
Douban一个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却只剩下名字的诗人；一个号称盛世，却以虚荣摧残着诗的时代
李白，改变了唐诗，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怎么错过了他？
作家张大春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的浩瀚大作，2013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
大唐，文治武功的极盛之世，一个以无比的自信和激昂风采拥抱世界的时代。原本最自由的诗，却被赋予格律的法度，成为改变命运的手段。
飘然不群的李白，心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理想，却为何没有科考资格，甚至隐瞒出身外出飘荡，注定与整个繁华世道错身而过？既然无从追随时代的格律，写诗恰是随意的他，又如何作出无人匹敌的诗句以达天听，成就“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斟酒”的无上光荣？日后名满天下的他，何以还是迷失了最初的自我，以至千载以下，人们居然多只记得他的名字而已？
盛世背后、盛名之下，常常被忽略的，是自由的重负。后人所景仰、企羡、而追之不及的仙，不过是为俗世生涯所排挤在外的人；当现实的人生展开之际，诗句中的仙境，便也随着时代的种种前提、限制，一点一滴地凋零了。
李白，改变了唐诗，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怎么错过了他？
《大唐李白》系列是作家张大春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大唐盛世的兴衰。首部曲《少年游》透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之谜，勾勒出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作者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捭阖出入，不仅以诗句推理出当时文人笔下心绪由来的内外世界，甚至大胆替李白“代笔”，对其诗作进行续补、改写。虚实难辨，却精彩叫绝，堪称理性和知识的完美狎戏。
我认为《大唐李白》这样的小说之所以迷人，不只是它用了许多“稗的、野的、不可信的历史”去编织李白这个传奇人物的周遭故事，还因为它用了诗这种朦胧的材料去逆推回当时的创作情境，并且试着让那个情境（时代的、社会的、个人的）重新活现，这毋宁对小说家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与满足。
因此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部考据、一部诗论、一部纪录片，当然还是一部新形式的、极度考验读者的小说。
——吴明益（小说家、台湾东华大学教授）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盛世张皇，侧映出的却是诗人的出处两难。仰天大笑，终成蓬蒿，李白之悲，不亚于杜甫。而盛世张皇，不如说盛世窘迫，张大春竟以豪气写出了这种窘迫。
——廖伟棠（香港作家、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