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文字禅”时代。佛经律论的疏解、语录灯录的编纂、颂古拈古的制作、诗词文赋的吟诵，一时空前繁荣。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的禅宗，玄言妙语、绮文丽句都成了禅的体现，中国禅宗史上出现了独特的富有诗意的宗教文化景观。 与“文字禅”的兴盛相对应，北宋中叶以后的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以文字为诗”的时代。唐诗中的兴象意境，一变而为宋诗的诗眼句法。无论是王安石的工整、苏轼的新颖，还是黄庭坚的奇崛，都致力于语言的选择与安排。宋诗学中的许多命题，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句中有眼”等等，都着眼于文字的讨论。 宋代禅学与诗学这种同步的“语言学转向”并非偶合，而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借用佛教术语来说，即二者缔结了文字因缘。无论是禅学立场的“以诗语禅”，还是诗学立场的“以禅喻诗”，都可见出这一点。事实上，尽管诗与禅相互渗透的过程开始于唐代，但二者真正的融合却完成于北宋中叶以后。可以说，“文字”是诗与禅最终融合的唯一中介。换言之，诗与禅其他相似的内在机制，如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等，只提供诗禅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才将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提供了诗禅相融的最佳范本。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禅宗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字”都是一个具有“形式主义”嫌疑的名声不佳的字眼。“文字禅”自然是遭到忽略或贬斥的现象，一般学者认为，禅宗发展到宋代，已失去思想史的意义，“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义，从严肃走向荒诞”①。而“以文字为诗”也同样是遭人白眼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作为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活靶子屡受攻击；宋诗研究勃兴之后，仍然处在相对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在探讨宋代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时，学者的兴趣也集中在讨论禅宗思想对士大夫人生观的影响，以及禅宗悟入方式对诗歌思维的启发，而相对忽略禅宗语言艺术在唐宋诗学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文字禅”在宋诗变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宋诗在变无字禅为有字禅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尚未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语言和诗歌语言的问题已受到语言学者的普遍关注，而研究禅宗和诗歌的学者仍对“文字”的意义不屑一顾，相信“直指人心，教外别传”，或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样，尽管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禅宗语言问题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二者却一直处于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状态。最近，语言学界已出现主动打通禅宗研究与语言研究门墙的倾向①，而作为禅学界和文学界的回应，首先便应把“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即所谓“以文字为禅”，是包容了佛经文句、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师偈颂、诗僧艺文等等形式各异、门风不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但其中贯穿着共同的精神，即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承认甚至肯定。这与“以文字为诗”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宋代以文献典籍的印行为基础的封建文化全面繁荣的结果，都是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曲折反映。“文字禅”中的确有神秘荒诞的一面，但有些表面荒诞的言句，其实包含着对语言本质的深刻理解。因而，通过对“文字”的解读破译，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禅宗的智慧和哲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禅”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儒学化和文学化的必然归宿，对于宗教学、哲学、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宋代禅僧和居士们对“文字”的肯定和理解，中国禅宗研究将不可避免地留下巨大的空白，因为现存的禅宗典籍，十之八九都是宋代“文字禅”兴起之后的产物。 狭义的“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晶，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禅的生命哲学与诗的艺术语言联手，既促进哲学的诗化，也推动诗的哲学化。诗化的文字是宋人存在的家园。宋诗的研炼句法与反向内心相一致，宋禅的参究话头和妙悟自性相一致，说明宋人已将现实内容、外在实践抽象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文字具有了形而上的准宗教的意义。禅宗和诗家共同津津乐道的“句中有眼”，正是这种语言观的集中体现。明白这一点，不仅可重新评估“文字禅”的价值，而且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宋诗的精神。 由于“文字禅”与宋诗学的关系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必要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结合。 首先，“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表明了宋人对语言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魏晋以来的“言意之辨”在宋人那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佛教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使得宋代禅宗对言意关系有更辩证的看法。在宋人眼中，指与月、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语言与存在，往往有同一性。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运载思想的工具，而其本身就可成为参禅的对象，“一切语言文字皆解脱相”，宗杲倡导的“看话禅”，正基于这种观念。同样，诗歌的句法格律也不是外在于内容的东西，而正是诗歌的格致韵味之所在。因此，必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禅的文字化和诗的形式化现象。 其次，“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不是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禅宗和诗歌的发展史中分别逐渐形成的两种倾向。尽管在晚唐五代就已出现宗门机锋和苦吟诗派这些有文字化嫌疑的苗头，但直到北宋中叶后，文字化才发展为大规模的席卷禅宗各派（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和诗歌各派（荆公体、元祐体、江西体）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文字禅”和宋诗与晚唐五代的机锋和苦吟已有本质的不同，这还不仅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纵向发展的结果，而更主要是宋代文化横向影响的产物。在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之后，宋王朝开始着手文化的重建，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积累，北宋中叶文化出现全面繁荣，复古思想盛行，学术空气浓厚，禅宗文献作为一种人文资源、古典精神传统，像儒家经典一样得到人们的重视。“文字禅”的出现正是禅宗顺应文化重建任务的表征，而“以文字为诗”则正是时代学术风潮在诗中的折光。因此，必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字禅的勃兴与宋诗面貌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再次，文字禅的流布与宋代士大夫的热情参与分不开，也与宋代禅僧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分不开。但宋代士大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规模上与禅宗发生关系，宋代禅僧究竟具有多高的文化素养和撰述水平，必须通过具体事实来考察。还有，文字禅与宋诗学的文字因缘究竟有多密切，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就需要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检阅宋代居士和诗僧的基本队伍，以及宋代文人与禅僧交往、学佛参禅的具体情况，了解宋代语录、灯录、拈古、颂古、禅偈、僧诗的编纂情况以及佛经在宋代的疏解流行情况，查证禅家典籍与诗家文集在“文字”上相互交往的实例。 最后，对待文字禅，本书并不想站在纯粹宗教的立场上指责它，而试图从阐释学的立场对其意义重新说明。近一千年前的那些宗教纷争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的是从历史的遗址中去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同样，唐宋诗优劣之争对我们也没有多少意义，我们需要的是描述、阐释、发现，而不仅是裁判。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完全重建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做到描述的客观、阐释的合理，则应是我们学术研究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1．高晓松作序推荐，体验“电影拉片”式阅读——高晓松序言说，本书读解《金瓶梅》之详尽，几乎与学电影时一个个镜头“拉片”相似，凡举结构、背景、隐喻、人物、故事、审美、哲学、食物、器具、服饰、音乐、绘画、诗歌、方言……高晓松用五期《晓说》讲述《金瓶梅》，其中不少想法受秋水堂 启发，若对照节目与本书，当能体会其中默契。 2．左手“秋水堂”，右手《金瓶梅》，一本适合入门的《金瓶梅》导读——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书斋名为“秋水堂”）细解《金瓶梅》全一百回，体察《金瓶梅》作者的曲笔深心。我们的生活中原不缺少西门庆或者潘金莲，《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是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他们需要的不是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 3．《金瓶梅》读到最后，竟觉得实在比《红楼梦》更好——熟读《金瓶梅》之后，会发现《红楼梦》全是由《金瓶梅》脱化而来。只是《红楼梦》自始至终写得“温柔敦厚”，从来都在丑恶的情景上遮一层轻纱；《金瓶梅》却锐利清晰，极为摹写人心的复杂之处，探入人性的深不可测。须得大智大勇，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 4．首次收入20幅清代《金瓶梅》精美插图，“中国最美的书”评委陆智昌封面设计——本书插图均出自美国艺术重镇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珍贵馆藏清代《金瓶梅》插图册，为呈现更好的彩色印刷效果，内文纸张特选用雅质纸。理想国版田晓菲作品封面由“中国最美的书”评委陆智昌设计，后将陆续推出《留白》《赭城》等。 【内容简介】 爱读《金瓶梅》，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要想看人生的黑暗，生活就是了，何必读小说呢——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 ——田晓菲 “云霞满纸”，袁宏道在写给董其昌的信里，这样称道《 金瓶梅》。《金瓶梅》问世四百余年来，得到无数作家、学者的宝爱和传抄，从李渔、曹雪芹，到胡适、张爱玲……无不从《金瓶梅》中汲取营养。《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闺房私情之书，更是一部深微体察人性的“罪与罚”之书：书中所有人物都沉沦于欲望的苦海，被贪欲、嗔怒、嫉妒、痴情的巨浪所抛掷。《金瓶梅》作者之如椽巨笔，直入人性深不可测的部分，揭示人心的复杂而又毫无伤感与滥情；一个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 词话本，绣像本，《金瓶梅》流传的两大版本，哈佛学者“秋水堂主人”田晓菲从文本本身入手，逐回比对两大版本，细解小说中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叙事结构、象征隐喻等创作手法。两个版本的意识形态和美学原则极为不同，词话本偏重儒家教化思想，绣像本则蕴含宗教精神，是一部更彻底的文人小说。可以说，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两部《金瓶梅》。 读到最后，“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其结构、细节上的苦心孤诣，为“秋水堂主人”一一辨析。“虽兰陵笑笑生复活，亦不能有此四百年眼光与刻度丈量自己之著作矣。”（高晓松语）

中國古代小說名著《金瓶梅》，貫穿朝野，網羅百家，傍摭二氏，博奧宏深，自問世四百年來，在世界各國產生了巨大影響，為研究者所矚目。《金瓶梅》語涉俚俗，切口聲嗽，多有不明其意者，加之不少版刻粗劣，文字訛誤，甚而漫漶，亟需認真校讎。二十世紀以來雖有《金瓶梅》的多種版本、譯本相繼付諸剞劂，而該《會評會校金瓶梅》實為第一部《金瓶梅》的會評會校本。由著名《金瓶梅》研究專家、原中國《金瓶梅》學會會長劉輝教授，和著名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專家、原中國《金瓶梅》學會與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籌）副會長兼秘書長吳敢教授聯袂輯校的《會評會校金瓶梅》，以《金瓶梅》第一奇書康熙乙亥本為底本，以《金瓶梅》綉像本與《金瓶梅》第一奇書其他版本為參校本，費時十年，遍訪海內外公私庋藏，抉擇爬梳，審慎甄別，衡其優劣，揚榷而陳，將所有帶有評點之《金瓶梅》版本，蒐集全備，逐字細校，集其大成，畢其功於一舉，是目前最可信用的《金瓶梅》說散本之定本。 該《會評會校金瓶梅》一九九四年初版，一九九八年二版，均由劉輝教授主持其事。茲因劉輝教授逝世，今由吳敢教授增輯廣訂，三版面世。

触动我心灵的那些课，阅微讲堂，让生命打开。“阅微讲堂”系列丛书，专注于从全球范围内寻找那些既给予我们各种“新知”，更给予我们“智慧”，充满洞见与生命激情、触动心灵的课。 《苏轼十讲》，主讲人：《苏轼评传》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主讲地：复旦大学。 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一代文坛盟主的影响力却未见消减；与禅门僧人、方外道士过从甚密，兼采佛道之修养；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最后“湛然而逝，谈笑而化”，走向最好的生命完成。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 本书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汇集余英时研究《红楼梦》的八篇专论。文章考证缜密，论述生动，对把握《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探寻曹雪芹的思想轨迹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