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该有的治事态度；既包括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本书就是讨论“祖宗之法”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宋代的政治格局在与“祖宗之法”的互动中得以最终确立。通过这种讨论，不仅揭开了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抓住了宋代制度史的精髓，揭示了北宋专制官僚文化精神的特点。

本書透過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分析宋代古文運動展開的歷史脈絡。上篇探討1008至1033年的所謂「天書時代」，如何在真宗與徐鉉後學的合作下，融合漢唐經學、讖緯學、道教思想於一體；下篇探討仁宗朝的古文運動如何在批判天書時代的政治文化中誕生。為探討此一政治過程，本書所關注的士大夫群體遠多於范仲淹及其政治支持者，從而深化仁宗朝古文運動的歷史過程。本書認為，天書時代是趙宋君臣將漢唐君主對「太平」的想像與操作，進行總結性的重組與展示，以為統治的正當性張本；天書時代在仁宗朝的破產，意味著此時士大夫反省，甚至放棄漢唐儒學所賦予的政治理念。是故，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可謂是中國政治史與儒學史典範轉移的關鍵時期。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讲述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达到一流水准，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自成一家之学，他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以文化、文学、哲学、史学、美学、政治学等七个维度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和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展现其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为文人的苏轼、为思想家的苏轼、为生活美学家的苏轼。全书立论严谨精辟，妙悟新见迭出，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是“苏轼传记”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精)》由作者沟口雄三两部通论性的思想史著作构成，《儒教史》从“儒教”的角度梳理从北宋王安石经朱熹、王阳明到李贽、戴震，一直到20世纪的大同观的思想中，儒家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天理向公理的转换）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屈折展开。《中国的思想》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主要通过与日本同类概念的比较，探讨了天、理、自然、公等中国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的特质，并对这些概念从宋代到近代怎样完成了质的展开，分别做了重点考察。

余英時教授著作等身，2006 年11 月16 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實在實至名歸。 本書是余教授最新的著述。余教授的文化史通釋，不但研究上層的經典 (如儒選) 而且也注重下層的民間思想，尤其關懷上、下層之間的互動。不但探索中國思想史的連續性 (continuities) ，而且也分析它的斷裂狀態 (discontinuities)。余教授過去的研究工作，重點主要放在中國思想史的幾個重大的變動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晋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這是四個最有突破性的轉型期。今天研究中國思想史不能不具備一種比較的眼光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但不能流入一種牽強的比附 (forced analogy)。

本书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作者将明末清初视为历史变动期，力图揭示这个时期的变动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又如何与清末的动荡相联系。本书的特质在于它与既有的以欧洲近代标准进行考察的思路相对，不把明末清初的变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深入地按照中国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

《圣经》是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的最广泛的书籍之一，房龙写的这本书却是一部通俗的历史读物，帮助读者探索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分支：犹太教产生、发展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这就形成了这本书与一般圣经故事读物的不同之处。

美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工程就是在宗教之后，在一个没有固定意义的世界里苦苦寻找对立各方的共处之道。如罗尔斯一再强调的，他的正义论或政治自由主义所试图解决的，是一个像美国这样现代民主社会中出现的善观念多元化的问题，就是在没有官方信仰、没有最高指导思想的社会里如何协调正义，确定共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