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之际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从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本书之作亦得益于此。本书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古川道雄)是一本以十六国北朝政治史为具体内容，而以隋唐帝国形成根据和历史本质为问题意识的实证之作，也是作者著称的“豪族共同体理论”由以提出并得以成立的奠基之作。对于这本成名之作，作者自称：“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和形成动力，指出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作者深入到六朝隋唐社会的内部和基层，把摸这一时代的精神脉搏，揭示出从纷乱的十六国发展到强盛的隋唐帝国的历史内在逻辑，突破了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强调世界史基本规律而忽视中国历史特色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一种新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的成立。

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揭示隋唐帝国开成的前提、过程与本质的力作，初版于1971年，1998年作者作了重大增补后再版。龙谷大学魏晋南北朝史学博士李济沧全文译出。这是一本以十六国北朝政治史为具体内容，而以隋唐帝国形成根据和历史本质为问题意识的实证之作，也是作者著称的“豪族共同体理论”由以提出并得以成立的奠基之作。作者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和形成动力，指出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作者深入到六朝隋唐社会的内部和基层，把摸这一时代的精神脉搏，揭示出从纷乱的十六国发展到强盛的隋唐帝国的历史内在逻辑，突破了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强调世界史基本规律而忽视中国历史特色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一种新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的成立。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珞珈史苑》是不定期学术集刊，用以发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和硕士科研究生的习作。 我们以山名之，盖因珞珈这个地方，总有一些精魂留驻。春樱秋桂，夏荷冬梅，四季常有花香；远眺东湖，近睹层林，无不心怡神惬。这只是人皆称道的自然景观。近百年来，在此设坛施帐的史学先辈，创造出无数宏篇巨制，培育了几代传薪学人。唐（长孺）、吴（于廑）二先生比邻结庐于珞珈山麓，创制设轨，融汇中西，将珞珈史学领至高峰。这更是享誉学林的人文景观。要而言之，珞珈先贤追求的是一种严谨实证、不尚空言的朴学气象，然而在微观考据的基础上又不乏宏观思虑，唐、吴构建的解释体系至今仍在沾溉后学。 学术进步在于温故知新。陈寅恪先生曾说，昔日大师巨子，一方面“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另一方面又“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所以才能成就“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伟业。我辈才疏学浅，对珞珈史学不敢妄居托命，然而时代情势和师长教诲又每每赋予我们信心和胆魄，令我们锐意精进，勇往直前。学问创新，无非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今天，新出土的地下遗物和“再发现”的域外故物，与一百年前王国维的时代相比，增加不啻百倍，此其一。身处电子时代，古今中外的海量信息尽收眼底，万里之遥的学术交流近若咫尺，此其二。学科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交叉融合带来的新视域、新方法，使得历史研究更富于旁蒐广撷的新知，此其三。今日中国，文化上古今交萃、中外杂陈，由诸多新现象、新变化产生的新问题，促使吾人用历史的显微镜进行反观和反思，此其四。 凡此种种，令历史学这门旧学问迎来新生机，也使得我们顿时生出勇立潮头、放眼寰宇的豪气。本集刊的作者大都尚在攻读学位，未及而立之年，或许有人认为我们过于年少，识见失之稚嫩。然而，追忆往昔，胡适先生1927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年仅26岁；顾颉刚先生1915年完成《清代著述考》时，年仅22岁；傅斯年先生1918年在北大编辑《新潮》月刊时，年仅22岁。与这些学问圣手相比，我们年少耶？年老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湖山待人，舍我其谁！ 学问本无所谓古今中西，学科的畛域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修葺这片苑囿，刊发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论文，只要具有真知灼见，足以自成一说。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