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创立时期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上） （五）抗日战争时期（下） （六）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八）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这本书主要是提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顾先生著述宏富，内容广阔，且大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为此可以入选的文章很多。但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只能选入有关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提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公元前257年，秦国公子子楚在赵国为质，也在赵国与妻子生下儿子赵政。赵国与秦国连年打仗，子楚在商人吕不韦的帮助下逃回秦国，几年后赵政母子终于也回到秦国，赵政改名嬴政，后来统一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在这本书里汤小团他们不但帮助蔺相如完成了完璧归赵的使命，还各自拥有了一把神奇的宝剑。最后，历经千难万险，他们找到了秦始皇，可小时候的秦始皇却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万历二十年（1592年），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倾全国之力发动侵朝战争，试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大明。朝鲜不能抵挡，短短月余便丢失汉城、开城平壤三都，战火烧到中朝边界。关键时刻，明神宗派大将李如松出师东征，抗日援朝。最终，这场历时七年的大规模国际战争，经过一系列明面上的厮杀与暗地里的角逐后，以日本全面撤出朝鲜为结束。 这场战争不仅对中、日、朝三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导致了东亚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本书广泛运用中、日、朝三国史料，详细介绍了万历朝鲜战争中发生的战斗、对峙、谈判以及各方盘算，力图以全景式描写还原每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将这场战争的始末与本来面目完整呈现给大众。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继《魏晋南北朝史》之后又一部经典力作。全书分上下两册，共百余万字。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尤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为同类著作所不及。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本书以作者多年来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授的隋唐史课程为基础，经过多次整理、修订，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叙述了隋唐历史发展的进程。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经济文化成就、重要制度之兴废及发展脉络等，均有深入精当的解读。对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在造就盛唐中的作用，对于文化、宗教、艺术诸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新的探讨。语言深入浅出，结构清晰，体系完备，既可供授课参考，也可作为了解隋唐历史的普及读物使用。

本书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本书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不过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 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1924年起,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 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 (1900-1961)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山东省蓬莱县人。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夏入北京大学读书。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团北京地委委员，并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后调山东工作。1925年调回北京仍参加铁路总工会工作，编辑《工人周刊》、《铁路年鉴》。同年秋，调至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10月，被捕投奉。1927年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中共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大元帅张作霖逮捕。刚入狱黎便遭受双重意外：外面的其他中**员不肯搭救他，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加之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1。2万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宇霆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从此他投向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此后，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任职，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8月在狱中病故。1981年7月16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此案复审，“鉴于黎天才在解放前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撤销原判决，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 1926年4月初，“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 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的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周恩来从患病到住院，经历了两年苦撑危局的政治苦旅；从住院到逝世，又经历了600天由生到死的病痛时日。周恩来从1972年5月12日，检查出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离别与希望，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本書分影史和影評兩個部分。影史勾勒了五十年代至本世紀這五十年間中國電影的歴史軌跡。試圖回答為什麼「人民電影」變成了「三突出」、「高大全」？為什麼新時期的電影從鼎盛走向衰落？什麼是中國電影的出路等官方學者不曾想到，或想到而避而不答的問題。影評主要是對這一時期大陸影片的讀解。從第一部故事片《橋》到「紅色經典」的代表作《白毛女》，從「高大全」的典範《金光大道》到「陰謀電影」的首席《春苗》，從唯一一部歌頌工宣隊的作品《芒果之歌》到愛國主義的大片《紅河谷》，作者以獨到的眼光，鋒利的筆觸，互文的方法，剖析了這些影片的內部隱藏的思想文化密碼。此外，作者還聯繫江青的思想性格，對她喜愛的三部好萊塢電影做了生動的描述和精闢的分析。

钱穆的得意门生，胡适、杨联陞、黄永年、许倬云一致称许的史学名家严耕望，积二十二年之功，重现秦汉地方行政风貌！ ----------------------------------------------- ★史学名家　严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钱穆为“四大家”。而有学者认为，严耕望于四大家的优点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宏大承自钱穆，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学术经典　中国历代史家记载政治制度，多偏详中央而忽略地方。本书则另辟蹊径，对史料竭泽而渔，并运用归纳法，从众多零散的记载中归纳出通则，重建秦汉地方政府组织体系，成为中国行政制度史领域的典范之作。 ★精校精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此次影印《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在台湾原版基础上，做了大量修版、重录及更正错讹的工作，改动达数百处，并适当增大开本与版心，力图以清朗悦目的形态呈现给广大读者。 ★精良印制　本书圆脊精装，外有护封，内文以100克纯质纸印刷，整体设计端庄、厚重，与其学术经典性相称。 ----------------------------------------------- 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耕望）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钱穆，著名历史学家 自古史家对中央政制颇多梳理， 地方制度的研究则不免是少所注意的园地。严先生为了重现这一制度的长期演变，取材不仅历史，还旁及碑传文集，可谓巨细靡遗，遂能成兹巨构。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 先生之著作偏重归纳法之应用。搜集所有能见到之资料，以归纳法抽绎其共通性，往往有重大发现。 ——廖伯源，历史学者，法国儒莲汉学奖获得者 ----------------------------------------------- ◎ 内容简介 秦汉时期，中国形成大一统之中央集权式政府，并推行郡县制，是为政治制度史上一大典型。 本书首先追溯郡县制度之渊源，再由秦汉地方的统治政策、行政区划，论及官吏之组织结构、考核监察、任迁途径、籍贯限制等诸多层面，述其沿革，评其得失。作者先以微观之考察，遍搜散见众书的驳杂史料，再以宏观之通识，将复杂的地方行政制度条理化，得出众多扎实而富有新意的结论。 中国历代史家记载政治制度，多偏详中央而忽略地方。本书以其系统、精深的研究，成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领域的开山力作，对学界影响深远。

【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何汉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重建常识，以崭新的视角认识今日之东亚与世界格局 【内容简介】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中国”和“东亚”概念是很晚近的产物，前者在清代才逐渐定型，后者则只是在近130年来才为人熟知。 亚欧大陆明明是一个地理板块，却硬生生地分成了“欧洲”和“亚洲”，“亚洲（Asia）”即亚细亚，意思是东方，本身就带着欧洲的视角。16世纪传教士带来了“亚细亚”这个词，而东亚人逐渐接受这个身份标签，却是从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的时代才开始的。 本书就是书写16世纪以来东亚变迁、动荡、碰撞、发展、互相塑造的历史。 为什么我们对一水之隔的日韩，总有一种似曾相识，而又触不可及之感？我们身处其中，并自以为熟悉的东亚世界，其实充满了神话与偏见，有待重新发现和认识。本书正是以全球性、连续性的眼光，探讨了从16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史——而不是中日韩某一国别史——是如何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展开的。蒙尘已久的过去得以重现。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发现，朝鲜半岛七十多年的南北对抗、中日朝韩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其实都是东亚近代化道路上散落的“遗产”。虽然历史不直接为今天提供答案，但本书讲述的东亚遭遇，有助于我们拨开现实的迷雾，重建常识，在国内外的风云变幻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编辑推荐】 1. 读懂历史，有助于理解今朝：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今天对过去的解读。 本书有助于加深对当下发生的重大事实的深入理解。中国今日的版图是在清朝确定的，今天的很多争议来自于近代被欧美殖民的经验；朝韩领导人再次握手，美朝会面的展开，备受关注，而造成今日美、朝、韩、中复杂关系的源头，要追溯到“三八线”划分的那一刻；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西方文化在近代各自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的，而在二战后又是为何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晦暗不明的国际形势，你我作为普通民众，究竟应该如何判断？虽然历史不直接提供答案，但是，本书对东亚历史的讲述，有助于拨开迷雾，重建常识，在风云变幻中，窥见本质。 2.旅美学者讲述东亚历史，为大家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 本书作者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曾在美国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UMBC）教授东亚历史。与国内的历史教育略有不同，美国的历史课堂更注重提供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法，鼓励学生对历史乃至现实的反思。因此作者努力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引导读者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历史和邻国的历史。 3.本书以区域的、全球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四百年来的历史，一洗固有的观念和常识。 我们是否真的熟悉我们所在的东亚世界？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关于东亚的历史叙事，一边受制于欧洲中心主义，一边又要警惕华夏中心主义；在种种定见下，原本就矛盾重重的东亚历史，很容易被误读。作者以跨区域的、全球性的眼光，重新审视重大历史事件，并勾连鲜为人知的重要插曲和改变历史走向的小人物，既有发人深省的观点、宏观的历史框架，又有妙不可言的细节，让你常有恍然大悟之感。 4.历史学者写给大家的精彩之作。史学家滨下武志、李伯重、陆扬、罗新、孙歌、杨念群推荐阅读。 日本史学家、汉学家滨下武志，北京大学教授李伯重、陆扬、罗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歌、人大清史所教授杨念群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一致称道，合力推荐。 【名人推荐】 《发现东亚》把以时间与事件为主的各国历史，转变为从东亚空间关系的变化来分析、反思东亚历史。著者引证历史上的“主角”，并构想把他们重新投入当代国际政治的脉络中。如“林则徐在纽约”一节，代表了对东亚的新发现，即从美国视野或全球视野表现东亚的新现代性。著者在重新反思东亚历史的过程中，展示了冷战后历史争论的范式。 ——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滨下武志 这是一部有新意、有根据、有趣味的“三有”之书，为大众了解我们身处的东亚世界的过去提供了很好的知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 东亚不仅是实体的地理空间，也是流动变化着的人间世界。发现，因此成为进入东亚的入口：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发现”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歌 历史是断裂与延续、发明与扬弃、记忆与遗忘的持续过程，宋念申把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东亚”展示在历史过程中，先使它陌生，再让它重回我们的思想，带着崭新的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

西周的政治制度曾经对东亚文明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看，西周研究，对全球范围特别是有关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发展的研究，有直接意义。作者以现今发现的西周铭文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西周官僚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以西周铭文为主要研究依据，可以相对减少后世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在大量研究铭文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过去的几个政治学、人类学模式：“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封建国家”、“分立国家”、“邑制国家”等，都不能直接应用于西周国家；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苏联-俄罗斯科技兴衰的制度根源探析》作者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分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对科学技术事业产生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苏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根源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能集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发展重大科技项目，将科学技术事业置于优先发展地位。但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奉行的是一种粗放发展模式，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产生严重的创新惰性，以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道路。作者详细介绍了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设计对科技事业的影响，分析了俄罗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事业缺乏活力的原因，指出俄罗斯严重的自然资源依赖症已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俄罗斯要走上创新型发展的道路，必须使科学与经济增长产生良性互动。

如何在一个学期的课程中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讲述完毕，《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作为教育部立项的重点教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的特点是：注重贯通理解，兼顾断代知识；提供*新研究成果和个人史识，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并兼顾生动性；在以朝代顺序为主线的同时，突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阶段性特征；关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各自不同的地位。《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出版以来，受到大学文科师生的喜爱，十几年畅销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