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革命论》（1928年）这本书里，托洛茨基首次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采用当时的术语）国家的社会革命的动力，有系统地表述了他的命题，将之铺陈为用於全世界层面的理论。在书里，托洛茨基就斯大林化影响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施行的灾难性的政策力陈其非。按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强使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阶段论的教条，及与代表著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组成同盟。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一若沙皇时代下的俄国，当资产阶级感受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威胁，是不会再发挥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角色；只有无产阶级及与农民结成的同盟，才能在一场从民主革命「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的过程中，把农民及民族的民主纲领完成。

本书共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从商品经济入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的客观历史规律。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还分析了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论述了第三国际成立的意义。 本书的第二部分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建设部分。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具体分析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俄国的大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性等等特点，指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作者还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党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所面临的诸如民主与专政、民族、宗教、军事、法院、银行、货币、工农业生产组织等等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二十年代中，随着我国革命的发展，《共产主义ABC》一书也开始流传到我们中国。1926年该书的第一部分（即理论部分）曾经被译成中文作为新青年社丛书之一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对于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很好的作用。 本书写于1919年，当时的苏联正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共产主义ABC》一书也象苏联当时理论界的许多著作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留下时代的烙印，特别是该书第二部分中的某些观点，比如工农业生产的国有化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交换等等问题，是不符合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但是，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中文版是根据1925年苏联出的俄文版译出的。原书附有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考虑到该党纲在我国已有中文版本，故这里从略。

序 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本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的；这一切可以写成一本当代革命史，一本专提意见的文献，或者一个革命家的自供。上述内容已经在本书中略为提到。不过，纵或这里的有关历史、意见和回忆的综合并不完全，总能反映出我是如何努力以尽可能简短的文字对当代共产主义作尽可能周全的描绘。有些特殊的或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但我相信，这反使主要部分更简单，更完全。 在本书中，我力求不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但我的环境是凶险的，最好也不过是凶吉不可知，因此，我不得不在匆忙中草率地表达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对我个人的情况作更细密的检查，这将可能补充，甚或改变我的一部分结论。 我不能描述我们当代世界这个惨痛历程中冲突的所有方面。我也不能假装知道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世界，那是我未曾生活过的世界，这可以说是我的幸运，也可以说是我的不幸。所以，当我说及我自己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时，我只是为了要把我自己的世界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加以比较。使它的真相更清楚。 书中所写的一切几乎都在别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不过，这里或许会有一种新味道，新色彩，新心境和一些新思想。事实上，仅仅这一些东西就足够珍贵了。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其他的人知道。 读者请不要想在本书中找到什么社会哲学或其他的哲学，即使是在我所作的概括性的陈述中也找不到。我的目的只是陈示共产主义世界的真相，尽管我发现有时不得不加以概括，但是，我并无意通过概括性的理论化陈述去解释共产主义世界。 在我看来，本书中的材料以置身局外的观察方式来提供，是最适当的方法。本来，我的前提和结论都可以由统计数字，权威言论和重要史实的引述来巩固和证明。不过，为了使本书简明扼要，我宁愿尽可能少用统计数字和引证，而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论证来表明我的观察结果。 我认为我的方法对于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对于我的工作和思维的方法都是适当的。 我成年以后，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爬到最高级，从地方性组织走进全国性组织以至国际组织，从真正共产党的形成和组织革命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段时期中，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尽管我是从迷梦中觉醒了，不过，我并不属于那些突然觉醒的一群。我是从本书所陈述的逐步构成的事实真相和结论中逐渐地、自觉地醒过来的。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疏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尽管本书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个人思想的演变，不过这一演变也反映出来了。 我认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观念来批评是多余的，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间就存在了各式各样的平等和博爱的观念（而当代共产主义是标榜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是争取进步和自由的战士们一贯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批评这些基本的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无效和愚蠢的。追求平等和博爱的斗争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尽管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详细批评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我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我把全部心神集中在对当代共产主义现实的描绘上，只有在必要时才涉及理论。 要在这部如此简短的著作中把我个人全部的观察和体验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最紧要的部分写出米，在必要时还得用概括性的陈述来表达。 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觉得书中所述一切都很陌生，但在生活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人看来，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我并不想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现实及其观念的描述这件事上求得特殊的功劳和荣誉。书中所描绘的现象和观念，仅仅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真相和观念。我是那个世界的产儿。我曾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而现在我是那个世界的批评者之一。 这种不一致只限于表面。过去我曾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而现在我仍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我的奋斗并不一定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我个人行动的一致性却存在于这个长期不断奋斗的过程中。

这是一件怪事:马克思创造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现实的经济解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包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内，发生过并且仍然在发生着的影响，远比其代表人物所觉察到的大得多。这件事实表现在下述这种广泛的趋势中：即对于社会现象，即使它们无疑地属于法律或道德的领域以内的，也拒绝作规范的解释。在社会科学家中间存在着一种倾向，硬把那些在伦理学上及法理学上认为是道德规范或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责任、权利的人的关系，归结为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事实关系;把正当及不正当、公平及不公平等价值判断认为是可用个人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观察得到的事实的命题，而不是把它们解释为符合或不符合于一个事先假定有效的规范的判断。这是一个反规范的趋势，这种趋势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认识一个规范或一个规范秩序的特别意义。这个趋势以指斥任何规范的解释都是 "不科学的"的办法来替自己辩护。在近代法律科学中，这种企图用法律社会学来代替法理学的治学态度，特别重要。 用反规范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乃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律究竟是规范的体系还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问题对于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发展起来的苏联法律理论，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个法律理论就是那名叫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特有的部分。 本书作者认为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的批判分析，不仅对科学的法理学有益，而且由于上述理由，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也是有益的。 本书下半部中所讨论的苏维埃法律理论，几乎完全是受政治的因素支配的。根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理论，苏维埃法律理论一开始就企图作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思想武器。苏维埃的法律理论驯服地适应着苏联政府的每一个政策的改变。从以下对这个理论的考查中，可以看出那种不能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科学的可耻的没落。 正当各个地方的国家权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注意:苏联把科学沦为权力的仆从这件事，是由著名学者的领导而实现的。因此本书对苏维埃法律理论的研究，就可能只限于评论最著名的学者所主张的理论。由于这些学者的重要著作已经译成德文、法文、英文－－只有通过这些翻译它们才取得国际地位－－所以不懂俄文的本书作者能够与它们熟悉，而不必担心忽略他们理论中的任何重要之点。 最后，本书作者想要尽可能地说清楚:他并不是在讨论共产主义的法律，而是在讨论应用或自以为应用共产主义原理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法律一般理论。只有当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有影响的时候，他才讨论到它的政策。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作为作者，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用了五年时间写作本书英文第一版，当然，所投入的精力远远不是时间所能说明的。本书总结并综合了我本人自1955年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那一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研究著作《过度中央集权化的经济管理》）。 本书在内容上涵盖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这一点桅成了本书和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一般都局限于分析某一领域的问题——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 这本著作或许有助于理解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体制特征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它也可能无法为人们提供所谓的“指南”。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中国读者必须认真考察其他各种因素。在这方面，国际上也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我想，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学术界自己进行最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