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以19世纪欧洲八位主要的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为例，证明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每一位历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 ·本书尝试构建新颖的史学理论体系，例证丰满，跳出传统樊篱，指出了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本质。 本书指出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结构、一种未经批评而被接受的范式，它是诗学的，也是语言学的。书中以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为例，展示其历史著述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本书由“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两部分构成，系统探讨了传统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在其扩张过程中碰到的社会整合危机，讨论了现代社会结构以及现代价值在20世纪的自我改进和存在的问题。 作为当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本书讨论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和原因，以及传统社会转型的各种理论问题。议题虽宏大，但作者叙述深入浅出，有助于普通读者清晰地把握“什么是现代性？”“现代社会演化的逻辑是什么？”以及现代社会在今天遇到的问题。

此书是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两面性的集中体现，书中的内容也是贯穿巴特菲尔德史学生涯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历史进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片迷宫，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和行动都卷入其中，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换言之，历史转变的发生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关于史家技艺和道德判断，巴特菲尔德一方面赞扬了自吉本以来的“为过去而研究过去” 的研究态度，并揭示了历史概说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批判了历史学家急于对历史人物定罪的心态。

包括了李凯尔特的两部作品：1.《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专著，1899）2.《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论文，1902年作为第五章收入《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限制》）。 这位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历史哲学思考，于此得到清晰展示。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理论领域发生了学术范式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盛一时的分析的历史哲学逐渐被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所取代，后者至今仍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最主要的理论形态。这一转型通常被称之为叙事的转向。本书集中考察了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理论取向，由剑桥学派主将斯金纳的个案出发分析了思想史研究领域所呈现的理论问题，并结合20世纪史学理论的发展史，探讨了在史学理论新前沿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历史学的客观性等问题的思路。 新版拟增补两三篇文章：《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点辨析》《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等。

《天下时代》是沃格林的五卷本巨著《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该书突破了前三卷的既定设想，将历史视为人参与具有终末论方向的神性在场之流的过程，并用这种修正过的历史观念，来分析大致始于波斯帝国崛起，终于罗马帝国衰落，并涵盖了东亚的中华文明的“天下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包括“普世帝国”这种新政治单元的到来，“精神突进”运动的出现，以及若干普世宗教的勃兴。《天下时代》秉承“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基本理念，追溯并重估了人类社会在“天下时代”寻求秩序的种种尝试，对于我们认识与反思现代社会秩序类型，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探索人性与神性秩序在历史中的相互交织和显现 ★ 《秩序与历史》五卷本中重要的突破和转向之章 【媒体评价】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吗？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于尔根•格布哈特

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对其《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和《迈向世界共和国》所述观点全面体系化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试图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继承性的研究。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简介： 梅尼克认为，历史主义的兴起乃是西方思想中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这种生命观是经由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为止的德国运动获得的。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的预备阶段与启蒙运动史；第二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导读： 梅尼克探究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起源，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维科和柏克开始，直到它在伟大的德意志思想家的著作中所获得的最终胜利。梅尼克学识渊博而又严谨，他对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上极其细微的差别审慎而又敏感，这即使在伟大的先驱者那里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对三位主要人物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的论述，将叙述、思想和历史背景精心编织在一起，将每个思想家的个人气质与他们写作时所身处、所关涉和所致力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特质精心编织在一起，从而使这些思想家凸现出来。他对歌德的论述尤为详尽，构成了这伟大三联画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幅。较之那些鲁莽的思想史家的通常相当肤浅的笼统概括，这本著作对读者提出了高得多的要求。 ——以赛亚·伯林 译者的话 1862年10月30日，梅尼克诞生于普鲁士的萨尔茨维德尔（Salzwedel），其时，兰克学派和普鲁士学派正如日中天。梅尼克的父亲是邮局局长，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效忠于普鲁士王朝。在梅尼克的周围存在着正统的虔敬主义、忠于王权的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信念。1871年，因为父亲遭到贬职，全家迁往了柏林郊区。正是在柏林，梅尼克发现了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成为他以理想方式发现世界的途径。很快，在时代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正统的虔敬主义在梅尼克的心中衍化成了泛神论。青年梅尼克虽然丧失了对《圣经》中人格化上帝的信仰，不过却依然信仰在理念世界中彰显出来的神圣的世界背景，并由此走向中世纪的泛神论，走向诺斯替主义，最终充满喜悦地探询了它们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1883年，梅尼克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学、历史和哲学，受教于普鲁士学派三杰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以及哈里·布雷斯劳。德罗伊森的“历史方法与历史百科全书”讲座，对梅尼克的个体观念和后来的思想史研究倾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梅尼克看来，在讲座中，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为科学事业投下了最后一抹温暖明亮的光辉。西贝尔厌恶法国和奥地利，也厌恶天主教，认为它们是反民族的势力，是自由研究的敌人。他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以炽热的感激之心迎接1870年的德国统一。特赖奇克是普鲁士学派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成员，被称颂为“讲坛上的俾斯麦”，在他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他认为社会的科学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能是国家的科学。德国的统一使他深信德意志前途无量，相信它的精神文明将使它成为各民族的老师。特赖奇克在早期论文中曾对战争大唱赞歌，认为消除战争的愿望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道德。这种论调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 1886年，梅尼克在赖因霍尔德·科泽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普鲁士十七世纪早期历史的博士论文，随后进入普鲁士档案馆工作。在西贝尔指导下，他着手撰写并完成了大学教授资格论文《陆军元帅赫尔曼·冯·博延传》。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十九世纪德意志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1893年，西贝尔推荐他担任《历史期刊》编辑。1896年，他继特赖奇克之后担任主编。此后直到1935年被纳粹政府解职，梅尼克一直主持《历史期刊》，对德国的历史主义和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梅尼克撰写《博延传》和担任《历史期刊》编辑的过程中，德国史学界爆发了兰普雷茨辩论。兰普雷茨主要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德国史学界个体化的描述性方法，要求代之以阐明一般发展规律的发生学方法。他认为兰克的观念论业已过时，要求德国历史学家放弃神秘主义的历史实在论，转而从事历史发展的经验性研究。虽然梅尼克在这场辩论中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不过《历史期刊》却正是批判兰普雷茨的大本营。传统历史学家们主要征引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来批判兰普雷茨。辩论双方的一个基本分歧点是，历史学应该专注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兰普雷茨辩论的积极影响在于，它反映了历史学从对政治史的专注向着对文化因素的思考的转移。梅尼克也敏锐洞察到了兰普雷茨的贡献：对那些手艺人式的历史学家的狭隘和观念匮乏发出了警告，要求重新将观念和理论引入历史思想。梅尼克认识到，历史学必须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在的关切，必须恢复与哲学或哲学精神的交流。 梅尼克不是绝对效忠于普鲁士的顽固保守派人士，而是温和的保守派人士。他很早就对普鲁士精神有所质疑，甚至撰文批判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改革。1901年，他获得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席位，1906年，又转任为弗赖堡大学历史学教授。这两所大学都属于“上莱茵文化圈”，分别坐落于莱茵河的右岸和左岸，并都处于西南德意志文化圈之中。其时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正如日中天，马克斯·韦伯和特勒尔奇也正处于各自思想活跃的创造阶段。 梅尼克在这时期除了与上述诸人有密切交往之外，还结识了不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瑙曼。正是在瑙曼等人的影响下，梅尼克开始致力于思考“德意志—普鲁士”问题，并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包括《德意志的崛起时代，1795—1815年》、《1914年德意志的崛起》、《十九、二十世纪的普鲁士与德意志》等。其中最声名遐迩的当属1908年出版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这时候的梅尼克尚未充分认识到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传统对德国前途潜在的巨大危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德国人几乎全体卷入了不可遏止的激情之中。诗人们纷纷颂扬战争，甚至高贵的神秘主义诗人里尔克也唱出了战争颂歌。教授们也踊跃表达了战争热情，在《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声明》上署名的教授达三千多名。梅尼克与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卷入了战争的狂热之中。他在战争期间发表了大量政治性著述，清晰地表现出了思想的演变过程。一开始，梅尼克自信地认为，德国民族观念的性质本身，使德国不会采取冷酷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在德国，权力和精神、国家和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1915年时，他还不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欧洲文化衰落的开端。到了次年，他首度承认，德国民族文化或许比西方功利主义更倾向于滥用精神价值而为权力效劳。1917年，当德国败局已定时，他悲哀地意识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人类的一种悲惨处境。就这样，战争粉碎了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所表达的客观唯心主义，粉碎了他对精神与权力、非理性与理性之间和睦相处的乐观假定。 魏玛时代是一个充满幻灭、失望和矛盾的动荡时代。对梅尼克来说，战后的幻灭感集中表现在1924年出版的《国家理性观念》之中。这本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国家问题，是权势政治，亦即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梅尼克在撰写这本著作时，还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动机，即向全世界表明，德国不是现代史上贯彻权势政治的唯一国家。梅尼克认为，国家理性原则的一般实践，尤其是权势政治的目的，是介于因果关系与价值、自然与精神、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中间领域的典型现象。他有时把国家称为两栖动物，其中混合了崇高因素与卑鄙因素。他甚至说，国家受到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的支配，在国家理性的实践后面隐藏着自我保存的追求。他也确实认为国家理性的实践具有道德的层面。他还认为国家理性是国家从自然向精神发展的命脉，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孕育于因果关系并从中破土而出、指向价值天堂和自由王国的崇高现象。他在这本著作的结尾对国务活动家发出的呼吁是：在心中既想着国家，也想着上帝。梅尼克对历史主义也有所反思。他认为，国家理性的力量已经获得近代经验上的承认，并且获得历史主义的首肯。但是，由于导致了与西方各民族持有的自然法观念的决裂，导致了德意志的思想孤立，因此历史主义有责任进行深刻的反省。在指出自然法观念的深刻缺陷时，他也指出了德意志历史思想的缺陷，那就是它倾向于声称权势政治合乎一种崇高道德，谅解权势政治并将其理想化，从而在实践中有可能纵容一种粗野的自然主义和生物式的暴力伦理。 梅尼克在1936年出版了《历史主义的兴起》。二战后的1946年，他撰写了《德国的浩劫》，这本著作从长达两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文化背景入手，阐述了导致纳粹专政的原因，简要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至纳粹覆亡的德国思想文化，他在谴责纳粹的同时，竭尽全力为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化进行辩护。 在1936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梅尼克声称，历史主义的兴起乃是西方思想中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这种生命观是经由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为止的德国运动获得的。历史主义的实质是一种个体化的观察，而个体的本质在于，它只有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来。 这本著作分为两部分。首先讲到的是先驱者们：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阿诺尔德、维科及拉菲陶。历史主义的产生过程充满了与自然法观念艰苦卓绝的搏斗。历史主义的萌芽有赖于打破僵硬的自然法观念及其对至高人类理念和人性齐一性的信念，并将生命的流动性注入其间。在这个萌芽阶段，这些先驱者们做出了重大贡献。沙夫茨伯里原初的、深邃的普世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及其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构想密切相关的审美才能，开启了历史观照的新的可能性。莱布尼茨是一位对德国运动有着持久影响的思想巨人，在他的单子学说和“前定和谐”体系中也渗透着新柏拉图主义世界观。莱布尼茨是以发展观念为代价而对个体观念进行提升的。他为历史知识赋予的目的是功利主义和道德的，同后来的伏尔泰一样，他也是文明史研究的先驱者。阿诺尔德的唯心主义软化了奠基于自然法之上的思想，使经由神启示出来的灵魂的绝对价值成为世界历史的奠基石，他是第一位将人类灵魂摆放在历史舞台中心的历史学家。意大利的维科也是广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关于民族历史无所不包的叙述、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阶段的研究方式、对历史事件根基的探索，都深深影响了现代历史思想。他虽然强调了种类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却没有强调个体的发展。维科仅仅是在允许种类发展的程度上，才是历史主义的先驱。 启蒙运动在历史领域中的巅峰成就表现在伏尔泰的作品中。伏尔泰的历史观念受到了三种特殊倾向的规定：满意于当下生活的新感受、自然科学和数学发现带来的强烈印象与道德主义的倾向。伏尔泰对历史思想的贡献就在于，使西方人确信每一个伟大的新观念都必须奠定在历史的基础之上，从而将互为对手的新观念和老观念都放到了历史的天平之上。他具有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事物的好奇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走到了历史主义的门槛上。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持有慷慨激昂的道德主义，批判马基雅维利和近代政治人物的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领域；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对因果性思想的迫切渴求。他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为政治人物提供关于国家生活最彻底的知识及奠基于其上的治国格言。孟德斯鸠的思想统一了自然法—理性思潮与经验—现实思潮。他的历史解释的一个特点是，将个人的实用主义和制度的实用主义以及所有其他的超个人原因结合起来。孟德斯鸠的历史观念仍然深受机械式因果论和历史循环理论的影响，不过它也许代表了这个阶段的启蒙运动所获得的最高程度的历史意识。孟德斯鸠的政治相对主义对未来的历史主义而言是一块里程碑，他使人们产生了对历史创造物新的尊敬，对迄今未曾注意到的事件的意义和结构做出了新的发现。 休谟把整个生命和世界历史转变成了无数受普遍法则支配的心理情结。因此，他被称为现代实证主义之父。他的随笔和《英国史》充满了丰富的具体经验，渗透了个体的独特感受。他的宗教史研究打击了古典世界对人类理性的信念，认为人类是从低级阶段通过缓慢的发展上升到高级阶段的。但是，休谟不能以任何的彻底性贯彻发展观念。因为在他身上还存在着循环理论这样的自然法观念的残留物。休谟关于国家起源的自然主义学说打击了社会契约论。可以说，他在不具有个体观念和个体的发展观念的情形之下，就拥有了新的历史意识。休谟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出人性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完美状态。他的缺陷在于对历史运动背景理解的不充分和对导致历史变迁的隐藏倾向的感受的缺乏。作为道德主义者，休谟认为政治计谋压倒真理、法律和习俗是人类不幸的最大源头之一；但是作为经验主义者，他把这种历史现象看作长期存在和世界性的邪恶，他理解它的流行和力量。与伏尔泰一样，休谟认识到历史中能产生结果的主要因素就是国家和宗教。不过由于机械心理学的限制，他没有能够把这两种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也缺乏将它们与整体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最重要的是，休谟未能为历史生命提供内在的灵魂。 《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作者吉本，为历史主义传递了两项遗产，并直接在兰克那里获得了最高的发展。一是吉本对材料世界历史式的把握，他的深入材料和将不同部分结合起来的能力。二是民族共同体即西方基督教民族的观念，它将启蒙运动与历史主义联系了起来。吉本欢迎这个民族共同体繁复的多样性，也欢迎它的共同性格。在罗宾逊的历史著作中贯穿着普遍历史的线索，表现出了对处于运动之中的世界现象的高度尊重，对世界特殊的和个体的性质的高度尊重。 有两位思想家对休谟所获得的进展和英国前浪漫派所获得的进展进行了综合，他们就是弗格森和柏克。弗格森致力于既经验主义又创造性地将人类社会形式的发展从原始水平追踪到高度文明的水平。他强调了社会成长中本能的力量，认为社会制度起源于自然的冲动，认为原始种族的语言证实了人类天生就是诗人。他全面肯定了古代因素对现代文化历史及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中世纪生活和习俗的重要性。弗格森意识到了人类精神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赋予了国家和维持它的内在力量以恰当的重要性。柏克把前浪漫派以更为个体化的方式理解艺术和历史的新原理应用于国家。在柏克眼中，国家呈现出了美好和仁慈的一面。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对法国的憎恨，他把英国虔诚化和勇武化了。在柏克所有的价值、政治和历史判断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性虔诚，这种世界性虔诚代表了未来历史主义所需要的重要态度。沙夫茨伯里已经抱有这种虔诚，而歌德对它进行了最深刻和最丰富饱满的表达，兰克则把它最普遍地应用于历史世界。柏克的世界性虔诚通过使历史中更高的力量领先于人的理性意志，而消除了自然法观念的根基。但是，柏克的思想还不是历史主义，而是一种复活了的传统主义，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强烈抗议，代表了传统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国家内在的生命力，是柏克对新历史观所做出的最伟大贡献。 历史主义运动在较晚的时候来到德国，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臻于成熟。在启蒙运动历史学家的激励之下，与英国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联结在一起，德国思想转向了普遍性领域，开始拥抱整个人类。德国运动中的伟大人物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莱辛、温克尔曼、席勒和康德，是较为理念化的，他们由于提高了德国精神生活的水平而为历史主义做出了准备性贡献；第二类包括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是较为个体化的，他们是历史主义较早形式的直接鼓动者。 莱辛关于生命和历史中最高价值的思想，都受制于他对人性中的基本伦理动机的探索。在他的思想中，上帝在世界中，并且伴随着世界而发展。正是发展观念使他与斯宾诺莎区别了开来。不过，莱辛的发展观念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莱布尼茨的规范观念和启蒙运动的完美主义观念的结合。温克尔曼在历史主义的前史中是一块里程碑，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对艺术创造物的历史世界的全身心投入。但是，在艺术史研究中，温克尔曼按照基督教的绝对价值来衡量所有事件，认为唯有希腊艺术达到了艺术美的顶峰。因此，他的发展观念也束缚于完美观念。温克尔曼预感到了对于历史创造物的精神移情。他的正统的古典主义追随柏拉图的理念，教导人们要超出个体领域而进入纯粹的理念气息之中。德国运动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正在于，观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生命态度产生的理想化和人格化影响是如何肩并肩地作用的。直到歌德那里，这两种影响才交融在一起。 默泽尔历史意识的基础是他对家乡历史和古文物的热爱。默泽尔是通过与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接触，才从对古文物的热爱中找到通向历史主义的道路的。他的总体印象学说可以被称为进入历史主义大门的钥匙。这种学说认为，整体是公正美好的，而织成它的个别线条却可能是极其丑陋的。它的结论是应该遵从整体，并陶醉于其中。默泽尔的另一种认识方法是全神贯注地深入到主题之中进行体验，以便接近对象，亦即“切入”事物，集中力量研究个别的微小细节，吸收原原本本的历史现象，运用类比以直觉地引起一种对普遍现象的洞察。他在撰写《奥斯纳布吕克史》时，把整个德国民族放在了心中，从而实际上描述了一个民族完整的政治发展。在这里出现了对于个体的新意识。默泽尔认为，国家也应该按照特殊的个体性法则生活，从而提出了作为个体的国家观念。他提出了“地方性理性”观念，并以诗意的爱充满了它。默泽尔把古老的自然法重塑为新的自然法，获得了把历史个体感受为源出于神的事物的能力，准备了通向黑格尔宇宙理性的道路。他洞察到了自然性和必然性，使人们看到了导致历史变化的内在原因，为一种真正的起源学理解准备了道路。相比于启蒙运动，默泽尔的“自然与必然”通常上升为一种对于历史命运的深沉领悟，并与有关国家理性和国家利益的古老观念交融在一起。默泽尔关于国家的股份理论暴露了功利主义倾向，在他对宗教的态度中也表现了其历史理解中的局限性。虽然默泽尔由于与国家的职务联系，在进入历史世界方面要大大优越于歌德和赫尔德，但他缺乏伟大的批判能力，使得他在形成饱满的历史主义方面功亏一篑。默泽尔倾向于像传统主义者那样接受所有历史制度，这一点预示了后来的历史主义的不足之处。他的另一个弱点是相对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是相对的美妙和高贵。 赫尔德主要受惠于启蒙运动、虔敬主义和柏拉图主义。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来自英国前浪漫派的影响：原初的诗歌、民间诗歌、荷马、《旧约》、种族尤其是北欧种族的个体性、中世纪。在里加，赫尔德获得了产生原始诗歌和民间诗歌解释的直接经验，导致了民族性新思想的产生。在拉脱维亚和波罗的海的德国人中间，赫尔德见证了自然生命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卢梭、哈曼和英国前浪漫派的影响下，赫尔德通过移情深入了人类最早的时期和人性中最原初的因素。童年和历史的黎明意象，对赫尔德的历史思想和作品来说，几乎成为了一种象征。赫尔德洞察到，不同形式中存在着同一的生命，而每一种形式都是不可模仿的，这使他获得了一条运用于历史整体的原理。赫尔德在考察人类的原始阶段时运用了起源原理。他的发展观念的最早形式是植物性和生物性的。他解释说，只有发展才能产生奇妙的事物。他声称一个处于人生不同时期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在学会不同的感觉之后，他就会不同地思考。这是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的相互综合所产生的最高结果，是对个体微妙差别的感受。在他看来，对他人的理解只能来源于自我理解。只有在存在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齐一性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他人。赫尔德追溯高级的文化形式在民族之间的变迁。但是，由于他描绘的几乎总是源自原初启示的发展之中的衰落史或混乱的生长，因而削弱了他的发展观念。 在1774年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中，赫尔德的思想介于自然神论和天启基督教中间。他把自己的教育学伦理和时代的伦理投射进了上帝观之中。正是他的发展观念，使他洞察到了每个民族中善与恶、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阐明阶段理论的观念中，触及了历史辩证法。赫尔德感受到了文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提出了命运观念，以粉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自以为是的骄傲。他的命运观念结合了因果关系和目的论意识。他相信在成千上万种偶然性之中隐藏着高深莫测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观察整体和超个人的判断才能解释历史。如果没有对历史中神圣天意的信仰，赫尔德的发展观念就可能会屈服于一种毫无希望的相对主义。在赫尔德这里，个体对总体历史进程的依赖，是以一种依赖于上帝的宗教意识表达出来的。赫尔德最深刻的结论是：个体是无限的。他对古希腊文化及其发展的个体性的承认，粉碎了温克尔曼的古典理想。他认为中世纪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在其中洞察到了一种联结一切事物的精神纽带。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是，他以动态的方式评判中世纪。赫尔德的这本著作被称誉为“历史主义辉煌的篇章”，是对他的历史思想的最高综合。但是，他的伦理观念妨碍了他彻底实现历史主义。 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赫尔德倾向于把整个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关于人类的力量、冲动和行动的纯粹自然的历史，把每种历史现象看作一个自然事件。在这个阶段，相对于1774年更为基督教的和超验的目的论，他提出了一种更加世俗化的目的论原理。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实现人性。过去，他信赖天意在历史中的作用；现在，由于失望，他超出了历史而进入了形而上学和宗教的领域。他的战争观念也倒退回了自然法观念和卢梭的立场中。他提出了有关历史中力量平衡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最后阶段成为了他历史思想中最重要的主题。事实上，这种学说可以说是满足他伦理要求的产物，很容易变成对世界进程进行道德判断的举动。从历史主义起源史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倒退。他提出了民族间连续性的问题，认为人类历史产生于普遍的宇宙生命。赫尔德首次把东亚民族带入了整体景观中。他的民族精神学说关注各民族中的个体性，由于增加了起源这个词语，“个体性”获得了进一步的特殊含义。在他看来，集体性演变过程的承载者始终是民族和超出于其上的整个人类。赫尔德精致化了气候和地理环境影响的学说，洞察到了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共生现象。事实上，它成为了一种奠基于形而上学—新柏拉图主义的生机论。赫尔德提出了伟大的洞见：一切事物中闪闪发光的上帝形象，与物质形式结合在一起。但是，赫尔德没有把这个观念成功地渗透于整个历史世界。赫尔德所有著述中的矛盾在于：它们不仅适合于对历史作历史化的解释，也适合于作道德化的解释。 在第三个阶段，赫尔德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支配性影响，首先涌起了伟大的激情，紧接着的却是失望和恐惧。他禁不住声称，我们正站在野蛮深渊的边缘。他抨击历史是一种邪恶的混乱，除非为理性所开化、为道德所教化。显然，他如今求助的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和道德。早期的命运观念萎缩成了平衡学说，他现在认为，历史要么是由偶然性事件产生的非理性循环，要么是为复仇女神所统治的世界。在到那时为止的历史主义先驱中，赫尔德也许是做出了最显著贡献的人。但甚至他也在同时代的政治世界高墙面前停顿了下来，没有彻底克服自然法的束缚。他的人性理想和复仇女神观念仍然只是一种精致的自然法观念。赫尔德所产生的四种伟大影响是：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斯拉夫民族性的影响、对总体上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与对歌德的影响。 如果说赫尔德是用耳朵倾听世界的，那么歌德则是观入世界的。只有通过观察、感觉与反思的三位一体，历史感觉才能完成，而这种三位一体正是在歌德这里发展为充分的历史观的。 歌德最卓越的天才体现在，将一种无止境的接受性与一种重铸接受物并把它转化的力量结合起来。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对权威恭敬的倾向，他后来把它提升为三种伟大的恭敬：对高于我们之上者的恭敬，对与我们同等水平者的恭敬与对低于我们之下者的恭敬。歌德接受了赫尔德所说的莎士比亚戏剧必须被理解为历史的观念，他认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世界历史在我们眼前奔腾而过，为隐匿的时间之绳约束在一起。整体的历史包含着无数的个体，而历史是自然的一个分支。这种关于自然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历史的狂想曲式概念，可以融会贯通历史的实践力量和特殊现象。在歌德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体验中，诞生了德国思想史的伟大时刻，在其中，新的德国认同感已经昭然若揭了。在有关日耳曼建筑的作品中，出现了个体观念，并且认为真实个体的现象也孕育着某种特定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充满意义的整体。 到了狂飙突进运动末期，歌德开始意识到，伟大的个人是在社会生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终其一生，歌德都与十六世纪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那个时代与他自身所处时代的相似性。他称这是一种过去与现在同一的感受。这种一体感受将歌德提升进了超时间的和永恒的世界，并对歌德产生了一种心理学上的决定性影响，有时是一种幽灵般的恐惧，有时是一种高度的活力感。这种一体感中的超时间因素指示了歌德世界观中更高的高度，养育了其历史概念的源泉。 歌德人生的第二个时期始于1775年，终于1789年。就与历史世界的联系来说，它不如之前和之后的时期那么丰富。歌德意识到，个体化观念是打开整个世界的钥匙。个体是无限的。他确信，在所有力量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和合作，为的是形成一个整体。他洞察到了自然中的两种轴性力量，即极性和等级。在《哲学研究》中，歌德提出，衡量活的事物的标准应该来自事物自身，而甚至最简单的生物体也是无限的。在1786—1787年的意大利旅行中，他发现了植物的原始形式及其变形。歌德进而指出，在所有生物种类中都可观察到超感觉的原始植物形式。由此，一种有关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新模式建立了起来。歌德在这里一度接近了发展观念，但是完美理念束缚了他。歌德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在这里，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不仅承担起了历史的重量，而且承担起了整体的世界生命的重量。 歌德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从法国大革命到去世。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使他深为反感，在他与历史的关系中制造了一道永久的裂缝。1806年之后的时期充满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判断。《诗与真》代表了歌德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最高峰。在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之下，歌德不仅进入了日耳曼—北欧世界，而且进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世界。《西东合集》是他对1813—1814年的答复，是他最伟大的历史事业。他选择了东方，为的是更一般地掌握历史生命中原始的形式和变迁。 然而，歌德与历史的关系仍然是矛盾的，有着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歌德之所以对历史不,满，首先是因为他对到那时为止的历史写作怀有敌意，因为它们以实用主义方式对待伟大的政治事件。其次，他不信任主观因素，因为他要求的是一种客观化思维。再次，他极其厌恶历史中的偶然性。歌德没有能够将国家间的权力斗争解释为生命的有机进程，没有能够揭示政治上以典型和个体形式存在的生命中心和规律。虽然他也认识到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性，但歌德对战争和骚乱的厌恶使他无法做出完整的历史判断。 歌德对历史主义领域的创造性贡献的核心在于，他认为只有所有的人才能一同构成人性，单个的人的快乐在于与整体内在的共鸣与和谐。人性本身才构成了活力整体和生活流，而个体正是通过发展自身的活力和规律性，才从原始形式进入生命的完整流动的。由此，个体性在历史领域中首次有力地表现了出来。他声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它的结果。这样一来，就应该以作用着的力量来解释历史现象，而不是以结果来解释。歌德观看历史的方式由此截然不同于启蒙运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他认为，不能从道德立场来谱写普遍历史。歌德对历史主义的贡献甚至高过了赫尔德，因为他更有力量从根基处重塑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他洞察到了所有存在物的原始极性，认为从神秘的宇宙的心脏收缩和舒张中，发展出了所有现象。他相信，整体和多样性、自然和文化相互隶属，神圣的自然主宰着一切。极性观念使歌德有可能与隐蔽的二元论因素达成妥协，有可能忍受历史中的魔性。歌德对历史的态度可以被视为两极之间钟摆的摇摆，由此，对历史的不满可能会转化为对历史的最深的满意。 歌德对历史主义做出的伟大贡献是，在兰克之前就突破了由于对普遍历史的目的论理解而施加在历史思想上的禁令。而在兰克的历史作品中，事件叙述与对它们发表的崇高沉思相继而起，批判与直觉共同起着作用。在兰克力图达到的自我忘却中，隐含着一种牧师式的意味。他认为，他把事物提升进入的更崇高和更美好的世界，也是真实和本质的世界。他把特定的国家理解为独特的个体，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原则起着作用。兰克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精神生命普遍性的和个体性的表达，一切精神事物都是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个体观念和个体发展观念在兰克的成就中达到了顶峰。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对于普遍的意识，对于世界历史总体的个体性的意识。他认为在上帝面前，人类的所有世代都是平等的。兰克结合了对历史及其背景的形而上学的崇敬与一种经验式的和批判的审查及其对历史进程的艺术化欣赏，同时也结合了宗教。这种宗教不仅仅是灵知式宗教或思辨式宗教，而且是结合了现实主义的实际宗教，是全然个体化的。 梅尼克相信，德国伟大的精神革命在歌德那里达到了最高峰，这场革命进而影响和造就了兰克。历史主义诞生于柏拉图精神的持续作用，并受到了德国新教的内在化原理的滋养。新教为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为历史主义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译 后 记 梅尼克典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是所谓的“山脊踏勘法”。在思想的山脊与山脉中跋涉，有必须付出的辛劳，也有深沉涌动的喜悦。翻译亦是如此，亦是一种艰难的跋涉。梅尼克的文风就像他所处理的题材一样错综复杂、缠绕回环，有时甚至比较晦涩。翻译中的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正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在这个世界晦暗的时代，必须有一些保存心魂火种的人，必须有一些思想和信仰的守夜人和守林人。最起码，我们在心的一角应该保留传承文化的警醒之心和责任感。 我应该感谢以下这些人，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的守夜人和守林人。感谢“人文与社会译丛”副主编彭刚博士，他一直赏识我的翻译并积极鼓励我加快进度。感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胡传胜研究员，是他向译林出版社推荐我翻译此书的。感谢王蕾编辑，除了我之外，要数她与《历史主义的兴起》接触的时间最长了。她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细致和认真的作风令人尊敬。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陆志宙女士和南京工业大学的续文女士，她们曾为本书的编辑做出过贡献。感谢复旦大学的陈新博士、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秀坤编辑，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得到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巍先生，他为本书翻译了拉丁文词句。感谢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谢芬芬女士，她帮助翻译了本书的希腊文词句。感谢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何兆武先生，我在翻译附录“兰克”时，曾受到他的相关翻译的启发。感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先生，却从先生的海德格尔翻译中受益良多。最后我要深致谢忱的是我在南京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倪梁康先生，先生开设的专业德语课使我获益良多，先生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令我一直受惠至今。 最后，我把这本译著献给零七年秋去世的祖母。祖母一生坎坷：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中年又有五子夭折，三十二岁丧夫，可谓备尝人生的艰辛。愿祖母安心，一路走好！ 让我们以歌德的一段诗结尾： 神是 一条永恒的河流， 他面前变换着 许多波浪： 波浪举起我们， 波浪吞没我们， 我们于是下沉了。 一个小小的圆圈 圈住了我们一生， 世世代代的人 持久地排在 他们缘在的 无尽链条之上。 陆月宏 己丑年夏于南京百家湖畔

《历史的观念》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此书为柯林武德遗作，最初于1946年由诺克斯编辑成书，极受学界关注。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由杜森编辑的《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澄清了诺克斯版编纂过程中的问题，并且增收了柯林武德在1926－1928年间所做的历史哲学讲演稿。篇幅增加三分之一，有助于读者了解柯林武德思想的原貌。 这部理论性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读者重视，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它要言不烦地梳理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念的演变，从古希腊到现代，各阶段的特征一目了然；二，作者兼有历史学和哲学两方面的思维训练，所论问题切中历史学的核心，不给人隔膜之感；三，作者思路明晰，语言简练，将深刻的哲学思想用平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 * 历史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者，在近代西方是哲学家远多于历史学家，像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这样以哲学家而兼历史学家的人，并不多见。 ——何兆武 * 1926年和1928年的讲稿尤其重要，它们包含了柯林武德对其历史哲学思想所做的首次全面阐述。因此，通过它们，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完好记录。他后期历史哲学的许多著名观点都是在这些讲稿中第一次被阐述，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 ——扬•冯•德•杜森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力作。此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史学理论。首先他严格区分历史和编年史：历史是活历史，编年史是死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历史中有紧密联系，编年史中无联系；历史有逻辑顺序，编年史有编年顺序；历史深入事件核心，编年史停留事件表面；历史有活文献和深刻思想，编年史有抽象词语记录和空洞叙述；先有历史，后有编年史。进而他划清真历史同形形色色的历史的积极性质、人性、分期等问题。下编回顾史学史，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直至19世纪“新史学”。

德罗伊森主张史学方法的本质是“理解”，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需要和问题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他的历史理论代表了德国19世纪历史主义反思的高峰。 德罗伊森治史兼重史事考证与史学理论建构，1857年起，他曾十七次在大学里讲授过“历史知识理论”，除1868年出版的“大纲”部分之外，系统的讲稿先后有徐本芮的整理本（1937）和彼得•赖的考订本（1977）。彼得•赖考订版共三卷，本书系第一卷（即该书主体部分）的选译。原著包括三部分：德罗伊森讲授史学理论的手稿、大纲草稿、正式出版的《历史知识理论大纲》。本书以大纲的条文为骨干，将手稿中相关内容选出分别附录在条文之下，以此精炼地显出德罗伊森历史理论的要义。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第一部分探讨历史思维的逻辑，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的解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问题，第二部分探讨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是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解说，或者说，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其意义何在。在历史哲学的学术史上，沃尔什最早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划分，而他本人的研究更为注重的是前者。可以说，沃尔什接续了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的研究传统，将英国学者对于历史思维的哲学思考加以总结和提炼，正式奠定了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 沃尔什此书是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之后，英国哲学界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又一部名作，自195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或翻印。中译本参酌原作不同版本，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均做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 这部小书，……在英语学术界有关“历史思维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谓一部最好的简明论著。尽管这本书首先是写给哲学研究者，而不是写给历史研究者的，不过，所有学历史的人，假如想对他们的学科有关反思的话，应该人手一册。——小约翰•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是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最好的一部总结之作。 ——威廉•德雷（William Dray）

该书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的一部享誉世界的历史理论名著，作者在书中对“历史”从各个侧面进行了剖析，广征博引，提纲挈领，提出了“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的著名命题。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是德国思想家尼采于187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被认为与尼采早期的另一部杰出作品《悲剧的诞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所要探究的是关于历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反作用。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民族甚至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