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早期，约翰•杜威提出了一种“重建”哲学的方案，认为经过他的修正之后，哲学“不再沉浸于终极的绝对实在，而在推动人类的道德力量的启蒙中获得补偿，在帮助人们获得更加有序而合理的幸福上做出贡献。” 在作者看来，把哲学替换成“历史”，关于历史为什么而存在，我们也就有了一些指示和迹象。本书着力思考历史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它可能为了什么而存在，对于后现代主义具有很重要的反思。

德罗伊森主张史学方法的本质是“理解”，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需要和问题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他的历史理论代表了德国19世纪历史主义反思的高峰。 德罗伊森治史兼重史事考证与史学理论建构，1857年起，他曾十七次在大学里讲授过“历史知识理论”，除1868年出版的“大纲”部分之外，系统的讲稿先后有徐本芮的整理本（1937）和彼得•赖的考订本（1977）。彼得•赖考订版共三卷，本书系第一卷（即该书主体部分）的选译。原著包括三部分：德罗伊森讲授史学理论的手稿、大纲草稿、正式出版的《历史知识理论大纲》。本书以大纲的条文为骨干，将手稿中相关内容选出分别附录在条文之下，以此精炼地显出德罗伊森历史理论的要义。

斯图尔特•休斯认为，三种方法将会有助于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首先，同样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技术变革带来的堆积如山的记载。第二个方法是散布在残疾、疾病、感官适应性的迹象构成的心理-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第三个方法是语言，它是有史以来在对所有类型人的调查研究中与感官联系最密切的标志，是身体与心灵之间、生命现象与符号性表达之间一条真切实在的纽带。

《治史三书》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矜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 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