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本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的；这一切可以写成一本当代革命史，一本专提意见的文献，或者一个革命家的自供。上述内容已经在本书中略为提到。不过，纵或这里的有关历史、意见和回忆的综合并不完全，总能反映出我是如何努力以尽可能简短的文字对当代共产主义作尽可能周全的描绘。有些特殊的或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但我相信，这反使主要部分更简单，更完全。 在本书中，我力求不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但我的环境是凶险的，最好也不过是凶吉不可知，因此，我不得不在匆忙中草率地表达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对我个人的情况作更细密的检查，这将可能补充，甚或改变我的一部分结论。 我不能描述我们当代世界这个惨痛历程中冲突的所有方面。我也不能假装知道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世界，那是我未曾生活过的世界，这可以说是我的幸运，也可以说是我的不幸。所以，当我说及我自己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时，我只是为了要把我自己的世界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加以比较。使它的真相更清楚。 书中所写的一切几乎都在别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不过，这里或许会有一种新味道，新色彩，新心境和一些新思想。事实上，仅仅这一些东西就足够珍贵了。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其他的人知道。 读者请不要想在本书中找到什么社会哲学或其他的哲学，即使是在我所作的概括性的陈述中也找不到。我的目的只是陈示共产主义世界的真相，尽管我发现有时不得不加以概括，但是，我并无意通过概括性的理论化陈述去解释共产主义世界。 在我看来，本书中的材料以置身局外的观察方式来提供，是最适当的方法。本来，我的前提和结论都可以由统计数字，权威言论和重要史实的引述来巩固和证明。不过，为了使本书简明扼要，我宁愿尽可能少用统计数字和引证，而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论证来表明我的观察结果。 我认为我的方法对于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对于我的工作和思维的方法都是适当的。 我成年以后，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爬到最高级，从地方性组织走进全国性组织以至国际组织，从真正共产党的形成和组织革命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段时期中，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尽管我是从迷梦中觉醒了，不过，我并不属于那些突然觉醒的一群。我是从本书所陈述的逐步构成的事实真相和结论中逐渐地、自觉地醒过来的。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疏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尽管本书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个人思想的演变，不过这一演变也反映出来了。 我认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观念来批评是多余的，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间就存在了各式各样的平等和博爱的观念（而当代共产主义是标榜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是争取进步和自由的战士们一贯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批评这些基本的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无效和愚蠢的。追求平等和博爱的斗争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尽管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详细批评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我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我把全部心神集中在对当代共产主义现实的描绘上，只有在必要时才涉及理论。 要在这部如此简短的著作中把我个人全部的观察和体验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最紧要的部分写出米，在必要时还得用概括性的陈述来表达。 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觉得书中所述一切都很陌生，但在生活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人看来，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我并不想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现实及其观念的描述这件事上求得特殊的功劳和荣誉。书中所描绘的现象和观念，仅仅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真相和观念。我是那个世界的产儿。我曾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而现在我是那个世界的批评者之一。 这种不一致只限于表面。过去我曾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而现在我仍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我的奋斗并不一定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我个人行动的一致性却存在于这个长期不断奋斗的过程中。

本书是浙江省建德市农民罗雪昌的回忆录，由中日学者共同整理而成。全书记录了罗雪昌70余年的人生经历，通过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交错互动，以一位普通农民的视角呈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程。本书讲述了普通人、普通家庭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故事，既是一部普通农民的个人史，也是一部新中国的时代史。

《红军长征记》，原名为《二万五千里》，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共收录长征亲历者100篇回忆录，附歌曲十首等，讲述红军长征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闻、感想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

北京四中是名重全国的重点中学，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校史。这所学校的特殊不仅建立在其高超的教学质量上，通过本书还可以看到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叶更为独特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由于他们家庭地位的特殊和特定时期社会对“革命后代”的期许以及“ 阶级斗争”理论的盛行，四中的学校风气和环境气氛也就大不同于其他中学。本书就是当年那个特殊中学的学生对“文革”山雨欲来之际和暴风雨高潮时期的翔实记述：关于“血统论”、《出身论》的争议，曾经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争论的中心，而一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和《中学文革报》的内幕——却是第一次向公众披露；关于“破四旧”和抄家，“黑五类”和“红五类”在这个时候相见，其中的微妙，只有当事人才说得清楚；关于大串联，的确让参与者“经风雨、见世面”，过程之混乱、“革命形势”之匪夷所思，读读起来就像编造的小说，但那都是真的……正如北岛在序中所说，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但是，“历史的真实”就存在于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这些曾经在“文革”暴风雨中心经过的人，用这种方式，将暴风雨中的记忆留下，或许这是对那个疯狂时代的细节的补充，从而为重新认识那个时代，提供线索和史料。通过这本书，可以对那个年代有更为切近和深入的认知及理解。那是整整一代人终生难忘而又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事实上也是对衍生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那个“六十年代”的追溯。

《顾维钧回忆录》是中国近现代史和外交史的重要史料。中华书局自1983年开始出版第一册，到1994年全部出齐。但因为出版周期较长，且逐册发行，坊间整套留存者甚少。现应读者之需，重新出版，将原有十三册内容全部重新排版，订正原书错讹，增加照片，整套全新面市，布面精装，以飨读者。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的政治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省交界的寺主， 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

本书记述了作者于1960年代至90年代求学，问学、治学的曲折经历。作者自幼家贫、性情顽劣，靠了生命路上一位位老师的指引，对孔孟先贤发生了莫大的兴趣，走上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不倦的探求之路。作者的人生历程，对今日无数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改进社会的青年，当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本书再现了60年代以来台湾教育、文化和社会氛围，再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巨变下的困惑、焦虑和文化选择。

两获金棕榈奖的前南斯拉夫电影导演、演员、音乐人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54年出生于萨拉热窝，是世界上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他的人生正如他的电影：激烈、丰富、不羁，音乐无处不在。在这部回忆录中，他将个人经历与南斯拉夫——这个消失的国度、昔日的祖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从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住在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小孩开始讲起，回望摧毁祖国的那场战争，中间穿插了自己在电影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与约翰尼·德普的友谊以及对费里尼的仰慕之情……带着电影中同样的真诚与诗意，库斯图里卡向我们讲述了一切。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