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人们认为列强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战争最终爆发。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学习，尽管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颇为常见，但我们从一战爆发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往往是错误的。其中一个错误就是倾向于高估人类的理性。 过去300年间的所有大国冲突都与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相关。具体到中美两国，世界上出现了两个“例外的”且价值观迥异的大国，其中中国试图挑战现有秩序。“修昔底德陷阱”——维护现有秩序的大国面临新崛起大国的挑战——也可能为双方的敌对添油加醋。 为了避免陷入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中，北京和华盛顿需要一个连贯的战略，而这正是两国所欠缺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战争在不断演化。下一场全球冲突很可能发生在网络空间和外太空，并且像此前的所有战争一样造成毁灭性后果。中美之间发生此类战争看似不大可能，但实际上仍有可能，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该问题的原因。

简介： 书名原文:Man,the state and war: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出版前言： 肯尼思·华尔兹这部《人、国家与战争》串版于1959年，当时正处于乔治·利斯卡称之为“英雄年代”的1955—1957年间。自1957年莫顿·卡普兰发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开始受到系统论和行为主义的冲击和挑战。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从此获得了新的动力，进入了一个方法各异、学派林立的新阶段。华尔兹正是处在这新阶段中，并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虽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显得依然紧张，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似乎更加分明，颇有囊括全球之势，但就在美国地面部队战后大规模干涉亚洲之时，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中立于冲突双方的势头。这股势头最初表现为要求美国停止干涉朝鲜，然后发展成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有别于传统的中立主义的倾向。此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以及亚洲万隆会议的召开，使一批原先不怎么起眼的角色以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他们要和久占舞台的主角们分庭抗礼。这些，都是人们感觉得到的。还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触摸的因素却是更起作用的，其中之一，便是世界经济在这时正酝酿巨大的变化。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此刻大体已经恢复，开始真正的复兴。风起于青萍之末，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自然感到这股微风的潜在能量，从而萌发起理论的冲动。一部分人觉得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说己很难解释新的现象，更不用说这个学说的“终极理论”了。于是，在美国开始了一场辩论，被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即以澄清理论概念和将学科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上为己任的“行为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系统论和行为主义指摘“现实主义”在概念上如何含糊不清，分析上如何因循守旧，缺乏科学依据，却无法否认或回避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以及主权国家间并不存在支配和从属关系这个现实。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辩论相比，这场辩论实是方法论之争。用斯坦利·霍夫曼的话来说，“科学行为主义只提出问题”，其倡导者企图冲破诸如历史分析等传统方法的局限，把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的新经验综合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赋予严密的科学性。这场方法论之争激起了千层涟漪，它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纷起为“变革”国际关系理论而著书立说。 在新见解、新方法层出不穷的十年“英雄年代”，以社会学的宏观分析和心理学的微观剖视相结合为特征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大有技压群芳，独占鳌头之势。无奈过分强调计量分析和一味依靠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倾向，并不能说服原先的反对派和对这类倾向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者。按传统范例研究国际关系的人，不仅没有退避三舍，反而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启迪。在坚持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开始注意对国际关系总体进行分层次、分系统的研究。《人、国家与战争》就是一部从探讨战争起源这个国际政治的传统范畴入手，概括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代表作。它从人、战争和国家系统三个层次的性质和行为，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关于战争起源和性质的看法，认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对研究国际关系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 序言——为中译本所作 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学的学者，我的主要兴趣一直在于了解发生战争的根源和实现和平的条件。当然，战争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问题，然而却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集中注意力于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政治结构以及最后转化成战争或者和平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对国际政治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这本在论文基础上写就的书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关于国际政治的第一批名著译丛中的一本。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我是怎么会写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兴趣。 在我准备国际政治学毕业考试的过程中，我试图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有造诣的学者考察同样的一个世界却得出如此不同的解释。我试图弄懂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国际政治的含义，找出其中的一致性。然而，直至我认识到不同的学者对什么原因产生什么结果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才得以做到这一点。有些学者认为，人性是战争的根源。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人性。我把这叫做第一种基本概念。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的内部结构决定它们的外部行为。好的国家，无论怎么界定，都会和平相处；坏的国家常常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对国家进行改造。我称这是第二种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共存的环境。由于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政府，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在缺乏能够裁定纠纷并实施解决方案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必然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因此。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冲突有时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我把这称之为第三种基本概念。 这三个层次的每一个层次所分析的根源都是重要的。我试图表明，要充分地阐述国际政治就需要把第二种基本概念视为一种结构，其他两个层次上的根源正是在这一结构之内起作用的。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世界最终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加以描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仍然可能发生战争；只有建立世界政府，无政府状态才能结束，但建立世界政府是既不合人们心愿又无可能的。然而不解决战争问题，我们又怎么能够维持永久的和平呢？如今一些国家已经拥有核武器，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这本一书能帮助中国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提出有价值的解决答案的话，我将会感到非常欣慰。 肯尼思·华尔兹

本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之作。正如副标题“权力斗争与和平”所标示的那样，论著旨在揭示国际政治的本质——权力斗争，并探索缔造世界和平的途径。作者阐释了作为其理论核心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指出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为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而斗争；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只有通过讲究艺术的传统外交手段达成国家间的妥协与和解，才能为形成一个有中央政府权威的世界国家以缔造普遍和平铺平道路。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