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将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于是当危机爆发时，“重建大家庭”便成汹涌大潮，此时再谈如何“分家”已不合时宜，回归公社世界势成必然，剩下的问题只是谁来当新的“公社之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但对俄国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70多年后俄国人又重作努力，试图跳出历史的怪圈。然而，别人会不会又跳人这个怪圈呢?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集结了托洛茨基写于1929—1940年间的论反法西斯斗争的文章，以及关于苏德战争的评述和战争起因的分析，展现了从一战以后到二战爆发期间，托洛茨基对欧洲局势的前瞻性分析。书中涉及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对德方针及相关重大事件的评价，是填补空白之作，对于托洛茨基思想和二战前的国际政治史的研究极具系统性和前沿性。 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确地预言希特勒一旦上台，将给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剖析纳粹的性质，并结合德国形势的变化指出阻止纳粹夺权的斗争策略，指出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下，德国将会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间的决战，其结局将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乌合之众。他认为纳粹的崛起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已经无力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只有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9月25日生于圣彼得堡，是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也是当代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遍及各种音乐体裁，特别是15部交响曲使他享有20世纪交响乐大师的盛誉。此外，他还培养了大批苏联当代著名作曲家，深受苏联人民的喜爱。1975年8月9日卒于莫斯科。 在肖斯塔科维奇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婢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在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他口述了为苏联国歌作曲的趣事。当时，斯大林政府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因为考虑到《国际歌》是外国作品——法国的。他们匆忙拼凑了新歌词交给作曲家。对音乐充满好奇却又一知半解、被民间喻为“文化秃鹫”的斯大林命令哈恰图良和肖氏合作谱曲。 肖氏对此回忆道：“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气质也不同。何况有谁愿意在作曲家集体农庄里干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评判专家显然认为哈恰图良和肖氏合写的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肖氏需要多少时间，他说5个小时。 肖氏回忆道：“其实，我们5分钟就能弄好，不过如果我说我们当时就能在斯大林的桌子上改好，似乎不妥。尽管如此，斯大林当时一定想：国歌是国家大事，只要5小时就能改好，这不严肃。” 有趣的是，他和哈恰图良合作而成的国歌最后落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