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陈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系统的和编年的视角。这个陈述大概遵循了胡塞尔思想的发展秩序，从早期对逻辑和意向性的分析开始，经过其成熟时期对还原和构成的先验哲学分析，到晚期对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分析。 第一部分集中关注胡塞尔早期的意向性理论。 第二部分，说明了胡塞尔先验哲学里的主要元素。 最后也是最长的部分，转向一些胡塞尔更加具体的现象学分析。

这里所关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从定义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术语，而只是一些用来进行描述和对比的手段，它们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人析状况而从每一个个别情况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 胡塞尔始终是一个描述性的哲学家，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使在他思想发而展的后期，当胡塞尔偏重于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并因此而或多或少地进行解释性的操作时，他的总体研究风格也仍然只能用来描述来概括。而描述-尤其是现象学的描述-具体有两方面的依赖性：一方面是它对直观的依赖性：它仅仅描述在直观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试图对非直观的背景因素做因果的解释或思辩的揣，另一方面，描述必须依赖于语词概念：在直观中所看到的图像越是丰富，对它们的描述所需要的词汇也就是繁多。胡塞尔因此在他一生的操学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现有哲学术语，并且自己同时还生造了众多的专用词汇供作描述用。很可能在哲学史上没有另一个哲学家会像胡塞尔那样需要诉诸于如此之多的概念表述。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每个想学点胡塞尔现象学的人都应首先完全理解其哲学概念。 胡塞尔现象学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汉语学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随着胡塞尔现象学文献的大量翻译和出版，现象学概念的中文译名问题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胡塞尔的严格描述性理想偏偏又使他或挪用或生造了数目繁多的名词术语，这就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译名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胡塞尔的同一个概念被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文名称，如“先验的”和“超验的”源于同一个概念“transzendental”，“透视变形”和“射映”译自“Abschattung”，“当下拥有”、“呈现”、“现前化”和“当前化”其实都指“Gegenwaertigung”，等等不一而足；其二，看似相近却具有本质差异的概念只有一个中文译名，例如“original”和“originaer”涵义不同，却同被译为“原本”，“Aktualitaet”和“Wirklichkeit”被笼统译作“现实性”，“urspruenglich”、“primordial”和“primaer”被平均化为“原初的”等等(若单纯根据语言词典的释义，上面的译名并不算错)。 这一问题不仅让初入现象学之门的人容易误入歧途，而且给现象学在汉语言空间内的探讨和交流带来重重困难，不止如此，这一问题还影响到应用现象学的健康发展，现在已有学者尝试把传统文化和现、当代历史置于现象学视域之中进行观照，但这一视域中的“路标”却依然模棱两可！在这样的时候，倪梁康先生的著作《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以下简称《通释》)的出版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续作，本书将前作《反—俄狄浦斯》中已然肇始的思想实验向更为开放而宽广的领域推进：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神话学、数学，等等，都成为真正的思想—“根茎”的蔓生之地。而盘踞于传统思想模式中的种种“层”、“编码”、“超越性平面”、“纹理化空间”等，则伴随着这场激动人心的实验进程而渐次烟消云散。全书散布着一座座流播强度的“高原”，而多元性、异质性的连接则成为它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横贯线。但在乱花迷人眼的表象之下，全书却流淌着纯正的哲学血液，因为它所致力于的正是德勒兹一以贯之的信念：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就是新思想方式的创生。

本书是我在2006年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的讲课录音。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常常拖堂到近四小时，一共讲了16次。在收入本书时，有两次没有收入进来，一次是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由于当时录音未能录上，没有留下资料；另一次是谈中西怀疑论的比较的，由于考虑到不想使本书篇幅太大，而且该讲演在别的地方作过多次并已收入到了其他文集，为避免重复，删掉了。于是还有十四讲，都是根据我已往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而作的讲演。本次哲学史方法论课，由于是最近的一次，所以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多年来思考的积累使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巴不得一口气把所想到的都倾倒出来，总觉得时间不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如果把所讲的不加删节全部收进来的话，估计全书要超过50万字。但是奇怪的是，这门课不但没有人感到厌烦，没有人打瞌睡，而且由于课堂开放，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找个位置坐下来听，所以听众有越来越多之势，甚至有一种热烈的气氛，高峰时达到一、两百人。其中有外系的，也有外校的，不但有研究生、教师，还有个体户、小商人、职员。有从西安专程赶来的书商，也有每个星期六坐火车来武汉，听完课又赶回长沙的湖南师大的研究生。每次课后，学生们都有一大群跟着我边走边谈，问问题，一直送到家门口，时常还在我家门口展开一场临时的讨论会，形成武汉大学校园中的“一景”。我知道这门课的缺陷就是没有更加深入的课堂讨论，本应该留出时间来让大家发表意见、互相切磋。但如果这样干，恐怕就不能讲这么多新内容了，所以我宁可把讨论放到课后回家的路上进行（大约有20分钟），学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

从本质上说，存在是奇特的，它撞击着我们，如黑夜一般，将我们紧紧地裹挟，令我们窒息，痛苦万分，却不给我们一个答案。它就是存在之恶。如果说，哲学就是存在之诘问，那它就已经意味着对存在的担承。如果说，哲学不仅仅是这个诘问，那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个诘问，而不是去回答它。超越存在之诘问，所得到的并非一个真理，而是善。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 本书为“彼岸人文译丛”中的一本，所进行的是一项准备性的研究。它纵览了一系列十分宽泛的研究主题，涉及善之难题、时间以及作为向善之运动的与他人之关系。 从1947年至今，书中那些由中心主题il y a衍生而来的叙述，甚至完成这些叙述的结论，都一直在各自层面上保有其意义。然而，某些言说可能过早地阐发了il y a概念可能的拓展。因此，请允许我们指明那些经过拓展至今都还能引起我们重视的要素，如作品第一章中作者对其尝试着进行了现象学分析的懒惰、疲惫、努力。它们都被il y a形式的存在(etre)打上了冷漠、恐怖而又挥之不去的烙印。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il y a本身的描述，以及对其非人的中性(neutralite)的反复强调。克服这种中性的途径就是实显(hypostase)，可以说它令比否定更强大的存在(etre)臣服于诸存在者(etres)，令实存(existence)屈服于实存者(existant)。《从存在到存在者》中的绝大部分描述都在试图趋近这种实显，这种“置放”(position)。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是德国思想家尼采于187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被认为与尼采早期的另一部杰出作品《悲剧的诞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所要探究的是关于历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反作用。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民族甚至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尼采为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而写，同时也出自作者对早年崇拜的音乐家瓦格纳的失望情绪。全书用格言体写成，分两卷。第一卷共九章，从各方面探讨了世界与人生的基本问题。第二卷的两个部分《见解与箴言杂录》和《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继续作者在第一卷中开始的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下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批判。作者一方面肯定人性中值得肯定的方面，希望挖掘人的潜力，使人类变得更优秀；另一方面又对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尤其对西方文化传统下形成的这种弱点和缺点，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和挖苦。作者寄希望于“自由精灵”，也就是能超越传统思维方式、传统道德观念而自由思想的人。

《神學大全》是多瑪斯最主要的代表作，這位被譽為「士林哲學的巨擘與導師」，從１２５９年間擔任教廷神學顧問，開始撰寫大全第一集，後在巴黎大學任教三年，完成大全第二集，回到拿坡里後，繼續大全第三集前九十個問題的論述，直到１２７３年去世為止。雷鉅納神父將多瑪斯的論作梳理成大全的補編，使《神學大全》詳實討論所有天主教信仰中的主要教義。 七百年來，《神學大全》有世界各主要語言的版本，甚至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修訂本的問世。多年來，華語的讀者不斷的關心詢問與引頸期盼，直到現在，首次全套完整新譯的《神學大全》中文版，由中華道明會多明我出版社與碧岳學社聯合出版。

本书是施特劳斯学述的标志性著作。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以整个西方思想史为织体，所展开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施特劳斯学述把源源不断的新生学子引向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传统，热爱哲学的青年最终在古典大书中安居乐业。一旦古典学问成了一国学术的丰厚土壤，成为显学的显然并非施特劳斯学述，而是古典学问本身。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也是出版本书的宗旨所在。正如编者所言："在施特劳斯所展开的政治哲学引领下，一旦年轻学子的向学热情经受过古典学问的浸润，必将逐渐懂得人类政治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不再头脑简单地以种种传媒观念来衍化哲学……"。本书涉及政治哲学与历史，色诺芬的《希耶罗》，法拉比解读柏拉图的《法义》，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以及洛克的自然法学说等诸多主题。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