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崇尚自由，但美国人对待开会却是严肃认真的，美国人是会少规矩多。说到开会的规矩，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得上美国人的规矩大了。他们有一本厚厚的开会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RulesofOrder）。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部由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于1876年出版，几经修改后于2000年出了第十版。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有专门讲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规则，有针对会议秘书的规则，当然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有针对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的规则，有关辩论的规则，还有非常重要的、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 有一些细节规则后面的逻辑原则是十分有意思的。比如，有关动议、附议、反对和表决的一些规则是为了避免争执。原则上，现在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一个人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他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他的发言时间以及是什么时候。其次，当他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时，要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能向意见不同的对手说话。在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的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辩论，不同意见的议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名义上是在向主持的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说话，而不能向自己的对手"叫板"。自己发言的时候拖堂延时，或者强行要求发言，或者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插嘴打断，都是不允许的。 在美国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当事双方的律师是不能直接对话的，因为一对话必吵无疑，法庭就会变成吵架的场所。规则规定，律师只能和法官对话，向陪审团呈示证据；而陪审团按照规则自始至终是"哑巴"。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之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在规则的约束下，间接地实现的。 像议事规则这样的技术细节，对于美国这样的多元化而又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如果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争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事也办不成。即使能够得出可行的结果，效率也将十分低下。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像一部设计良好的机器一样，能够有条不紊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用规则来压制各自内心私利的膨胀冲动，求同存异，然后按照规则表决。这种规则及所设计的操作程序，既保障了民主，也保障了效率。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在洞彻人性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琢磨而设计的。正是这种对细节把握得精致完美的规则，才最大化地实现了公平与效率。 所以，任何一个真正成熟的管理，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管理，必然是靠在对细节精确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则来运行的。管理离开不开规则和标准，而规则和标准正是精致的完美表现。 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呢？ 我们说有规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规则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不能规定什么样的规则是最好的，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想追求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精神，这些原则和精神正是议事规则的精华和意义所在。 这些原则包括： 根本原则： 平衡：保护各种人和人群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人，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使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人，从而最终做到保护所有这些人组成的整体的权利。正是几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平衡的不懈追求，才换来了议事规则今天的发展。 对领袖权力的制约：集体的全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领袖，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领袖，但是同时，集体必须保留一部分权力，使自己仍旧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事务，避免领袖的权力过大，避免领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集体的头上。 多数原则：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总体的意志。 辩论原则：所有决定必须是在经过了充分而且自由的辩论协商之后才能做出。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辩论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甚至一直到这个意志变成总体的意志。 集体的意志自由：在最大程度上保护集体自身，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和平衡集体成员的权利，然后，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 具体原则： 1689年英国议会出现了一本手册叫做《议会》（Lex Parliamentaria），罗列了三十五部当时的议学著，已经开始呈现我们今天的很多原则和规则的端倪。比如： 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一旦一个提议被提出来以后，它就是当前唯一可以讨论的议题，必须先把它解决了，或者经表决同意把它先搁置了，然后才能提下一个提议。 意见相左的双方应轮流得到发言权：辩论的时候有人请求发言，主席应该先问他持的是哪一方的观点，如果其观点与上一位发言人相反，那么他有优先权（比如有若干人同时要求发言）。 主席必须请反方表决：必须进行正、反两方分别的表决，缺一不可。不可以正方表决后，发现已经达到表决额度的要求，就认为没有必要再请反对方表决。 反对人身攻击：必须制止脱离议题本身的人身攻击。禁止辱骂或讥讽的语言。 辩论必须围绕当前待决议题：如果发言人的言论显得与议题无关，而且其他与会成员已表现出了对此的反感（如嘘声），发言人的发言应该得到制止。 拆分议题：如果一个待决议题可以被分成若干小的议题，而且与会成员倾向于就其中小的问题分别讨论，可以提议将议题拆分。例如，将一个选举两个骑士的议题拆分成两个议题分别表决。 改变一个既成决议比通过一个新决议需要更大的努力。这是为了避免由于类似出席人数的变化这样的因素所可能导致的组织决策的不稳定。 在一届会议期间，一旦会议对某一议题做出了决定，同一个议题，或者本质上的同一个议题，不能再次讨论，除非发生了特殊情况。 如果对某个议题做了暂时性的处理（disposed of），并没有形成最终决定，那么不可以引入任何一旦通过就会干扰到会议再对原议题讨论时的立场的提议，无论新提议对原提议有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以作者卓绝的“自我批评”历程为线索，以他献身于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思考为主题，既收入了作为1968年伟大事件理论前夜的《哲学课》、作为作者思想绝笔的《马基亚维利和我们》等大部分新译篇目，也包括了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经典文本的精心重译。一个崭新的阿尔部塞形象将向人们展现出当代左翼思想所能拥有的“第一流智力”的尺度。

全书共分为五辑，按我的理解，顺序依次是教育、法制、评论、宪政、学界规则。它给予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肖老师的内心始终心系具体的个人，而这“个人”是民主社会或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因此其学理立足于权利，围绕人的权利展开。 我想肖老师把“教育”放在第一辑，和她作为一个教育者对教育现状有切肤之痛有着很大关系。因为此辑文字的思想和她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教育随笔》及《独钓寒江雪》中的，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都是针对教育的困境和误区开出的一剂剂良药。她的眼光常投在弱势群体（尤其是贫穷的孩子）身上，其意旨在呼唤与民主化潮流同步的教育到来，培养公民社会、缓解目前社会冲突、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所以她的笔触有锋芒，但内里是拳拳的赤子之心。我从老师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超越的眼光，而这种力量和眼光，在我看来乃是振兴民族教育的希望。 第二个感受是在文学评论领域，肖老师所展示深厚的学养和深刻见地。毕竟肖老师的大学专业是川大哲学系，多年来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伦理学，所以与文学还是有距离的。但第三辑中《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肖老师表现了极高的文学理论水平，绝对是中文系教授级别，而且其行文思路、文学见解，不拘一格，别有新见。她的这种新见立足于整个中国大文学史，所以对何满子先生的评价也显得客观中肯。何满子先生为人熟知的是作为杂文家的一面，而作为博中西、通古今的学问家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所以肖文的出现，也提醒国人看一个作家要有全局观。何先生是一个持批判眼光的杂文家，也许在这点上和肖老师达成某种共识：对现实的批评，有利于针砭时弊，“引起疗救的注意”。 当然，肖老师近年来一直心系自由、民主和宪政，所以第四辑中文字较为集中表达了她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从《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到《为了和平》，文心是希望国人能借鉴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具有普世价值观，并最终促成公民社会的诞生。她两次引用中世纪阿拉贡臣民向国王的宣誓语和1581年“出亡法”所撤销的对菲利普二世的效忠语，都在说明统治的正义性或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尊重人的权利。肖老师相信臣民和统治者之间有一种原始契约关系，证明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念是西方人的普遍观念，而基于权利观念反抗国家权力突破原始契约所划定的界限是西方有力延续着的传统。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公民所拥有的出版、言论、结社等自由，以及保持中立的独立司法系统为公民提供反对国家犯罪的合法渠道，在我国是怎样的稀缺！ 西方的公民有一种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宪法性关系，而我们的“公民”则更多的是顺民和奴才。其中原因在于前者有希腊精神文明传统的传承，后者乃是两千多年专制王权的大一统，给予了国人一种“服膺于权力、效忠于一家一姓、无条件服从王权并把卑微和奴性植入于人内心的臣民训练”。所以肖老师急切呼唤必须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来保障公民权利，当然这在一党执政、发扬党监督党的政治形势下，希望几近渺茫。所以肖老师特意引进西方的思想资源——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和斯科特戈登的《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希冀国人能“从另一文明中中自由的历险、自由的信仰和道德的关系，尤其是其间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获得重要启示”，晓示国人“通行于古今立宪国家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忠诚和相互保护基础上”。 我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专制”（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话），所以肖老师特意写《多样文化和普世价值》和《为了和平》，提醒世人当代国际关系中很多冲突乃是文化冲突，要我们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认同与人权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和平、正义、思想宽容等原则在内的普遍价值，因为这是保持文化多样性资源优势的价值前提。由于战争仍然还存在，甚至有核威慑影响在，所以肖老师厘清了“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有条件的和平主义”两个概念，这里的论述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的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有偏狭色彩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许这样的观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去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 最后一辑文字，都是反对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文字，但因为其中附有两则伦理学论文《作为伦理文化价值核心的人道主义》、《探询道德原则，建立整合模式——中国当代伦理文化建设系列研究》，通过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997和1998年肖老师所达到的伦理学研究高度。当然这里也有建设公民社会的原则，例如公正、平等、互利和伙伴关系原则。至于反对剽窃文字，保护作者著作权问题，国家教育部在8月26日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引自8月28日《钱江晚报》A3版），这在表达独立见解和创新思想要承担风险的时下，也算是政府的一个弥补吧。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也希望今后的学术界多一些清洁和纯粹，多一些像肖雪慧老师这样治学严谨的学者。 当然，《公民社会的诞生》并不是完美无缺之作。作品中还有一股情绪的潜流，有时表现为一种愤懑不平之气。这对于一个伦理学家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们想到肖老师的坎坷命运——经历上个世纪末的那次事件，专制政权一直以来给予她心灵的伤害。我想读者自然会谅解她这一点。毕竟从那时至今，肖老师一直含辛茹苦，默默耕耘，不懈播撒文明的种子。所以我祝愿她作品中的文明之种像《圣经》中所说，能多一些撒在泥土中，立于信心的磐石，这样能引发一大批民众的觉醒。借傅国涌先生的话，肖老师确实是当代“文明的使者”，“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伦理学家，她的全部文化、社会批判都建立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基础之上，所以才显得那么清楚、有力。”借她自己对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评价，肖雪慧老师作品有着“深邃的历史感、广阔的伦理思考、对人性及其需要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

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然后又压缩成了这本小书。

阿克顿勋爵和他同时代人产生隔阂的东西，也许正是他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东西。对于后者来说，得救并不取决于要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宗教或无神论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取决于调和或超越这些相互冲突的事物。阿克顿希望既把宗教价值注人世俗生活，又把世俗价值注人宗教生活，以此实现这种调和或超越，这就是他的思想之精髓，也是其终极的悖论。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克顿所言在今天有着特别紧迫的涵义。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独裁统治之后，20世纪不可能再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重构之可能性的迷信。正如阿克顿所做的那样，它必须从永恒回荡着原罪之声的告解室中，获得警醒与信仰。无论在宗教、政治还是在历史方面，它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本书是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这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著作，而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非常值得一读。 这本冠以教育学的著作并没有我们熟悉的教育学体育学体系和概念系统，它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著作。这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

◆最具勇气的大屠杀写作经典，揭露一段尘封60年的惊人往事，颠覆主流“二战”史观念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如侦探小说般丝丝入扣的历史著作 ◆乔治·斯坦纳、托尼·朱特、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一致推荐 ··· 【内容简介】 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 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最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 【媒体及学者推荐】 对战争引发的人类兽性的重要论述。 ——《纽约时报书评》 · 就像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永远不会终止……仇恨就这样在人类本性中渐渐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再次爆发。《邻人》就是给我们的预警。 ——《洛杉矶时报》 · 《邻人》是一本真正具有先锋性的著作，是大师级历史学家的杰作。杨·格罗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震人心魄的悲剧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对叙事的把握都炉火纯青。本书已经在波兰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反响，它凭借一己之力，强行撬开了波兰现代史上紧闭的、沉痛的一章。但《邻人》并不仅仅是关于波兰的，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族问题做出了激动人心的反思。没有哪个经历过或研究过20世纪的人，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 · 这本小书揭露了一个被尘封了60年的惊人故事，也在波兰开启了一轮新的自我反省。但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人”为何会突然心甘情愿地变成“刽子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从“民族性”的历史中学到什么？让当代人为前几代人犯下的过错承担一定责任，还是抱着“父债子还”的观念让子女因其父辈的罪过遭到报应，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我们应如何画定？对于这些问题，杨·格罗斯没有轻率地做出回答，但他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新的立场来思考它们。 ——戴维·恩格尔，纽约大学历史系希伯来与犹太研究教授 · 不论是从宽泛的“二战”时期犹太大屠杀问题来看，还是从波兰社会对大屠杀之反应这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来看，《邻人》都无疑是这十年来我所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本书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以炉火纯青的叙事展现出来。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仍对其中描写的事件震惊不已，同时又对作者在处理这个沉痛、艰难、复杂的主题时所展露出的智慧与技巧感到由衷敬佩。 ——安东尼·波隆斯基，波兰犹太史学者、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学教授 ··· 【编辑推荐】 ◆《邻人》是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 格罗斯的代表作，一经出版就在波兰和英语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本书已在德、意、荷、西、法等多国出版，曾入选美国国家书评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终决选书单。 ◆本书颠覆了长久以来的主流史学观点，质疑“二战”期间波兰人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二战”史上的“弱者”波兰人，也自发性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其残忍程度，有时更甚于纳粹。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写法，本书更像是一起残忍谋杀案的调查报告，一本追究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的侦探小说，叙述的故事性和画面感极强，层层递进，引导读者逐步接近真相。

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寒门为什么再难出贵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理解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如何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的，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组织研究团队，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呈现出美国社会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图景，书写了一则关于“美国梦之衰落”的警世恒言。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言，“读罢此书，没人还能相信美国还有机会平等这回事。”帕特南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生动地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帕特南依次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中上阶级的父母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给予引导、提供资源，而寒门子弟，不仅是经济上“穷”，还更有可能生活在残缺不全的破碎家庭，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父母双全的关爱或在隔代教养的环境中长大。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时代，仅仅谈机会均等都是不公正的！ 2013年，帕特南曾因“深化了我们对美国社区的理解”而得到总统颁布的国家人文勋章。本书在此意义上又是一次学术的跃进，它更生动地展示出美国社会的全幅图景：当寒门子弟发现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劳时，美国梦已碎。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这本书以手术刀般的锐利所进行的批判，是我们千金难买的经验和教训。

《论出版自由》作者约翰·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论出版自由》是弥尔顿许多精心撰述的政论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辞。164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向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他们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弥尔顿为了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论，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说辞中对长老派提出了警告。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思想，我们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译出“弥尔顿”一文，作为附录附在原文的后面，供读者参考。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 本书是《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首收中研院研究员蔡英文专文导读：阿伦特为文一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与道德的重大议题，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静之概念分析与思辨的热情，因而带有相当大的思想激励。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这本书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一种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却使人民 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 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专制或极权。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