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迷人的笔触，以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透过歌德、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等人的主要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和深入思考罗伯特·摩西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作者标示出了二十世纪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他得出的结论是，适应不断的变化是可能的，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也正是在这里。

尼采在本书中批判了当时德国大学和文科中学教育中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扩大教育外延的倾向，大学和文科中学大规模扩招，模糊了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界限，使教育沦为谋生的手段。另一种是缩小教育内涵的倾向，削弱人文教育，教育沦为学术分工的工厂和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尼采看来，真正的大学和文科中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哲学悟性、艺术直觉和古典人文修养，为天才的诞生和文化的创造培育适宜的土壤。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探讨的正是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缺乏自我自主意识，也是其中一斑。全书视野开阔，令人心服。 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名为孙隆基，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

居伊·德波四十年前的这本书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它直指现实，尽管不止他一个人这么做了。 “景观”（Spectacle）这个概念是居伊·德波炮制的一个大筐子，里面装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有人说它过于空泛不无道理。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把杂什装进筐子前免不了整理一番，以便装得更多，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德波那里。他并非囫囵吞枣地把一切都往里面塞，而是先做了一定的梳理工作。换言之，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审视角度。 当今社会的景观化倾向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不仅没有减弱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并且随着商业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的景观化也变得越来越直观，也就是越来越肉眼可见。比如铺天盖地的商业宣传，以影像形式广泛传播，而它们正是割裂表象与本质的手段。表面上看大众似乎获得了更多的有用信息，事实上却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无法传达给受众。景观完全是个幌子，它处心积虑地揣摩着人们的心思，获得人们的认同，诱骗并奴役着大众。之所以说奴役，是因为甘于停留于表象而无意探究本质的人在今天显然要比以往要多。不相信，看看电视里黄金时段放的都是啥节目就清楚了。 无论是集中的景观（Concentrated Spectacle）、弥散的景观（Diffuse Spectacle），还是综合的景观（Integrated Spectacle），都是社会中的统治手段。景观的不同并不等于景观和人的关系不同，其实所有景观的目的都是异化社会，统治人类。景观为谎言提供了更具迷惑性的传播手段，满足了特定人群在特定局部的需要。而事实上，所有人都会在某些局部有这样的需要，如此一来靠自律去阻止景观的入侵就变得难以实现。 比较乐观的看法出现在其他理论家的著作中，德波则是强调批评，而且用的是格言警句式的文风。1968年，德波的某些话语成为街头标语，同样不可避免地被景观化或说被异化。 《景观社会》篇幅不长，总共二百多自然段，但基本没有让人能轻松阅读的段落。看不懂也用不着羞愧，能通读一遍就不错了。书中还有相当篇幅是他人对居伊·德波的评介，明显比德波本人的理论好懂，还可让读者了解他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全貌。 但不知道德波如何看待这些评价，因为他早就自杀了。 目 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代译序：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 《景观社会》第三版序言 第一章 完美的分离 第二章 作为景观的商品 第三章 表象内部的统一和分裂 第四章 作为主体和表象的无产阶级 第五章 时间和历史 第六章 景观时间 第七章 领土治理 第八章 文化内部的否定和消费 第九章 物化的意识形态 附录 一、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 二、漂移的理论 三、异轨使用手册 四、情境主义者关于交通问题的提纲 五、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 六、关于文化革命的提纲 七、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 八、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 九、《景观社会》二十年(讨论) 译后记 Guy Debord官方网站: http://www.notbored.org/debord.html Guy Debord电影作品官方网站: http://www.guydebordcineaste.com/

20世纪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中充分注意到摄影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的《摄影小史》（1931）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堪称摄影、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是当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之作。 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阿多诺、霍克海姆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工业所持的坚决批判立场不同，本雅明的思想中对于技术对艺术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充满了悖论。他对艺术复制和文化工业的一些辩护性观点和看法也使得他得以特立独行于法兰克福。在《摄影小史》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着重分析了摄影的出现对现代文明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艺术活动的革命性颠覆。他认为以摄影（包括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手段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艺术的认知方式，并预言机械复制的手段将最终消解古典艺术的崇高地位，艺术的权利将从“专业人士”手中解放出来，成为普通公众的一般权利。本雅明在这两本著作中提出的有关“震惊体验”、“韵味的消散”、“复制/创造”等概念和观点对现代摄影理论和文化理论影响深远。 江苏人民出版社此次将本雅明的这两本经典著作重新集结出版，并配以精心挑选的插图近百幅，译者王才勇先生的译本更是从德文原著而来，本书的精彩与经典无可怀疑。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 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徐贲

作者继续深入历史。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国家/流氓这一对偶制乃是历史循环其间的结构性巨型框架：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诗歌、小说）、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五四”迄今的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 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但当赵本山的小品被国家主义美学接受并赢得热烈而又广泛的群众呼声时，这表明流氓话语很可能具有软化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的确，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并不总是对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国家主义”，亦即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不是吗？我们正在倾听和叙说着诸如此类的话语。显然，当此话语变革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反讽、解构以及符号学分析，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他当真是耍惯了罗兰·巴特式的解剖美学经验的锐利手术刀——所谓的“朱体”由此生成，而《流氓的盛宴》是为集“朱体”之大成者。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它风姿绰约地充任了作者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经验的基本工具。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在此，它跟朱大可所批评的事物构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