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迷人的笔触，以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透过歌德、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等人的主要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和深入思考罗伯特·摩西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作者标示出了二十世纪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他得出的结论是，适应不断的变化是可能的，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也正是在这里。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宿命是，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出现停顿或逆转，那么升值将是其唯一先进方向。当我们痛陈人民币升值的种种恶果时，留恋于现行制度安排的好处时，能否从硬币的另一面也思考一下升值恐惧症的危险？ 导致国有银行困境的种种病根，在上市之外而不在上市之内。为政者必须共大力气解决市场外的种种盘根错节的病灶，不幸的是，不少“市场外”病灶就是银行管理体制内问题，所谓“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全球化如果遭遇中美的对决，则21世纪就可能是个悲剧性的，全球化如果迎来中美真诚的对接，早21世纪可能是给全球十几亿人带来共享繁荣的世纪。 在过去数年，底层人群之所以能换扎求生，就在于柴米油盐这些东西便宜。而今涨价，对于将每天的开支精确到几个蜂窝煤、精确到每支牙膏几块几角的群而言，是非常不幸的。所谓民以食为天，倘若底层人群无以为食，则无所谓天。

在《人性论》中，作者试图通过关于“人的经验科学”的研究，在精神科学领域建立一个具有全新基础的、完整的体系。全书分为三卷：“论知性”，阐述了他的怀疑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第二卷“论情感”，提出情感而非理性是善和美的基础；第三卷“论道德”，论述了快乐论、功利论的伦理学理论以及人性论、约定论的政治学理论。

人类父亲的原型是史前阶段带有攻击性的雄性动物。成熟的父亲是兼有冲动与理性、刚烈与温和两种性格特质的复杂形象，这一形象在希腊的古典和神话时代发展到了完美的高峰。随后的人类历史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文明时期，父亲的雄性冲动性格和承担家庭责任的特权不断受到残忍的打击和削弱。 全世界有无数的孩子是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长大的。本书探究了其中的原委，并分析了这一现象对社会及心理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父性》一书通过采用从古典时代到当今时代的父亲意象，作者鲁格•肇嘉博士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父性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他认为，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穿越历史而变迁的社会构建。作者研究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了今天的“父亲”身份正面临的危机。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美国人崇尚自由，但美国人对待开会却是严肃认真的，美国人是会少规矩多。说到开会的规矩，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得上美国人的规矩大了。他们有一本厚厚的开会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RulesofOrder）。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部由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于1876年出版，几经修改后于2000年出了第十版。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有专门讲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规则，有针对会议秘书的规则，当然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有针对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的规则，有关辩论的规则，还有非常重要的、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 有一些细节规则后面的逻辑原则是十分有意思的。比如，有关动议、附议、反对和表决的一些规则是为了避免争执。原则上，现在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一个人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他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他的发言时间以及是什么时候。其次，当他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时，要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能向意见不同的对手说话。在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的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辩论，不同意见的议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名义上是在向主持的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说话，而不能向自己的对手"叫板"。自己发言的时候拖堂延时，或者强行要求发言，或者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插嘴打断，都是不允许的。 在美国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当事双方的律师是不能直接对话的，因为一对话必吵无疑，法庭就会变成吵架的场所。规则规定，律师只能和法官对话，向陪审团呈示证据；而陪审团按照规则自始至终是"哑巴"。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之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在规则的约束下，间接地实现的。 像议事规则这样的技术细节，对于美国这样的多元化而又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如果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争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事也办不成。即使能够得出可行的结果，效率也将十分低下。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像一部设计良好的机器一样，能够有条不紊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用规则来压制各自内心私利的膨胀冲动，求同存异，然后按照规则表决。这种规则及所设计的操作程序，既保障了民主，也保障了效率。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在洞彻人性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琢磨而设计的。正是这种对细节把握得精致完美的规则，才最大化地实现了公平与效率。 所以，任何一个真正成熟的管理，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管理，必然是靠在对细节精确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则来运行的。管理离开不开规则和标准，而规则和标准正是精致的完美表现。 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呢？ 我们说有规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规则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不能规定什么样的规则是最好的，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想追求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精神，这些原则和精神正是议事规则的精华和意义所在。 这些原则包括： 根本原则： 平衡：保护各种人和人群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人，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使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人，从而最终做到保护所有这些人组成的整体的权利。正是几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平衡的不懈追求，才换来了议事规则今天的发展。 对领袖权力的制约：集体的全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领袖，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领袖，但是同时，集体必须保留一部分权力，使自己仍旧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事务，避免领袖的权力过大，避免领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集体的头上。 多数原则：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总体的意志。 辩论原则：所有决定必须是在经过了充分而且自由的辩论协商之后才能做出。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辩论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甚至一直到这个意志变成总体的意志。 集体的意志自由：在最大程度上保护集体自身，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和平衡集体成员的权利，然后，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 具体原则： 1689年英国议会出现了一本手册叫做《议会》（Lex Parliamentaria），罗列了三十五部当时的议学著，已经开始呈现我们今天的很多原则和规则的端倪。比如： 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一旦一个提议被提出来以后，它就是当前唯一可以讨论的议题，必须先把它解决了，或者经表决同意把它先搁置了，然后才能提下一个提议。 意见相左的双方应轮流得到发言权：辩论的时候有人请求发言，主席应该先问他持的是哪一方的观点，如果其观点与上一位发言人相反，那么他有优先权（比如有若干人同时要求发言）。 主席必须请反方表决：必须进行正、反两方分别的表决，缺一不可。不可以正方表决后，发现已经达到表决额度的要求，就认为没有必要再请反对方表决。 反对人身攻击：必须制止脱离议题本身的人身攻击。禁止辱骂或讥讽的语言。 辩论必须围绕当前待决议题：如果发言人的言论显得与议题无关，而且其他与会成员已表现出了对此的反感（如嘘声），发言人的发言应该得到制止。 拆分议题：如果一个待决议题可以被分成若干小的议题，而且与会成员倾向于就其中小的问题分别讨论，可以提议将议题拆分。例如，将一个选举两个骑士的议题拆分成两个议题分别表决。 改变一个既成决议比通过一个新决议需要更大的努力。这是为了避免由于类似出席人数的变化这样的因素所可能导致的组织决策的不稳定。 在一届会议期间，一旦会议对某一议题做出了决定，同一个议题，或者本质上的同一个议题，不能再次讨论，除非发生了特殊情况。 如果对某个议题做了暂时性的处理（disposed of），并没有形成最终决定，那么不可以引入任何一旦通过就会干扰到会议再对原议题讨论时的立场的提议，无论新提议对原提议有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作者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本书中，韦伯所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韦伯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韦伯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曼德维尔是一位少有的颇具争议的深刻思想家。其声名狼藉和知名度，就在于他的《蜜蜂的寓言》。该书18世纪初在英国出版后，就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并引致了欧洲思想界和社会各界对它的批判，曼德维尔本人也遭到了人身许多攻击，被称为“品行极坏的人”。1723年，当《蜜蜂的寓言》出第三版时，英国一个郡的地方法院还专门为此书立案，判定此书是“在扰乱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害”。尽管如此，这部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影响却经久不衰。它不仅影响了无数的普通学人，而且影响到休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这些思想大师。 《蜜蜂的寓言》核心是道出了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从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曼德维尔坚持认为，在美德和商业社会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张力。因此，曼德维尔主张，如果想以道德说教为手段并以“公共精神”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纯粹是一种“浪漫的奇想”。遵循着这一思路，曼德维尔差不多最早提出了社会秩序的自发生成说：不是人之美德和良善而是制度性规则使品德不良的恶人也能为社会的福祉服务；而制约人们自私的恶行的绝大多数制度规则，则是在充满罪恶和欺骗的商业行为的人类实践中生成的。从曼德维尔悖论中，我们会看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萌芽，也会看到休谟的那种人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促进美德之力量的情感伦理学的影子。这里更不用说哈耶克在20世纪公开承认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曾受曼德维尔思想的影响了。 英国一位学者克拉布·鲁滨逊曾说，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一部“用英国语言写出的最邪恶、最聪明的书”。这一评论很到位，《蜜蜂的寓言》是带有英国和欧洲时代印迹的一部古典著作。从现代伦理学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视角来看，也许有人会认为，曼德维尔当时出版这部书，抑或是为了哗众取宠，抑或只是看到了社会的表面现象。至少现在看来，曼德维尔没有看到非道德现象中的道德。因此，如果曼德维尔的著作对今天的社会还留有什么理论意义的话，也许只有两句话：制度规则是重要的；制度是自发生成的。

当学者们讨论世界这20年发展的历史，并把目光聚集在2000年到2004年3月这一段时间时，他们将说些什么？9·11恐怖袭击还是伊拉克战争？或者，他们将讨论：科技的汇集与传播使得印度、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和服务产品供给链上的一员，从而为世界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使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随着世界变得平坦，我们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才能在竞争中赢得胜利？这个世界是否变得如此之小、变化如此之快，从而使我们的政治体系无法调整到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结构？ 托马斯·弗里德曼揭开了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的神秘面纱，深入浅出地讲述复杂的外交政策和经济问题，为读者们释疑解惑。他解释到，世界的平坦化趋势是如何在21世纪初发生的？这个趋势对于国家、公司、社会和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政府与社会要做出而且必须做出怎样的调整以应付这种趋势《世界是平的》及时地就全球化中的这些问题——全球化取得的成功和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全书共分为五辑，按我的理解，顺序依次是教育、法制、评论、宪政、学界规则。它给予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肖老师的内心始终心系具体的个人，而这“个人”是民主社会或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因此其学理立足于权利，围绕人的权利展开。 我想肖老师把“教育”放在第一辑，和她作为一个教育者对教育现状有切肤之痛有着很大关系。因为此辑文字的思想和她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教育随笔》及《独钓寒江雪》中的，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都是针对教育的困境和误区开出的一剂剂良药。她的眼光常投在弱势群体（尤其是贫穷的孩子）身上，其意旨在呼唤与民主化潮流同步的教育到来，培养公民社会、缓解目前社会冲突、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所以她的笔触有锋芒，但内里是拳拳的赤子之心。我从老师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超越的眼光，而这种力量和眼光，在我看来乃是振兴民族教育的希望。 第二个感受是在文学评论领域，肖老师所展示深厚的学养和深刻见地。毕竟肖老师的大学专业是川大哲学系，多年来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伦理学，所以与文学还是有距离的。但第三辑中《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肖老师表现了极高的文学理论水平，绝对是中文系教授级别，而且其行文思路、文学见解，不拘一格，别有新见。她的这种新见立足于整个中国大文学史，所以对何满子先生的评价也显得客观中肯。何满子先生为人熟知的是作为杂文家的一面，而作为博中西、通古今的学问家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所以肖文的出现，也提醒国人看一个作家要有全局观。何先生是一个持批判眼光的杂文家，也许在这点上和肖老师达成某种共识：对现实的批评，有利于针砭时弊，“引起疗救的注意”。 当然，肖老师近年来一直心系自由、民主和宪政，所以第四辑中文字较为集中表达了她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从《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到《为了和平》，文心是希望国人能借鉴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具有普世价值观，并最终促成公民社会的诞生。她两次引用中世纪阿拉贡臣民向国王的宣誓语和1581年“出亡法”所撤销的对菲利普二世的效忠语，都在说明统治的正义性或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尊重人的权利。肖老师相信臣民和统治者之间有一种原始契约关系，证明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念是西方人的普遍观念，而基于权利观念反抗国家权力突破原始契约所划定的界限是西方有力延续着的传统。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公民所拥有的出版、言论、结社等自由，以及保持中立的独立司法系统为公民提供反对国家犯罪的合法渠道，在我国是怎样的稀缺！ 西方的公民有一种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宪法性关系，而我们的“公民”则更多的是顺民和奴才。其中原因在于前者有希腊精神文明传统的传承，后者乃是两千多年专制王权的大一统，给予了国人一种“服膺于权力、效忠于一家一姓、无条件服从王权并把卑微和奴性植入于人内心的臣民训练”。所以肖老师急切呼唤必须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来保障公民权利，当然这在一党执政、发扬党监督党的政治形势下，希望几近渺茫。所以肖老师特意引进西方的思想资源——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和斯科特戈登的《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希冀国人能“从另一文明中中自由的历险、自由的信仰和道德的关系，尤其是其间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获得重要启示”，晓示国人“通行于古今立宪国家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忠诚和相互保护基础上”。 我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专制”（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话），所以肖老师特意写《多样文化和普世价值》和《为了和平》，提醒世人当代国际关系中很多冲突乃是文化冲突，要我们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认同与人权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和平、正义、思想宽容等原则在内的普遍价值，因为这是保持文化多样性资源优势的价值前提。由于战争仍然还存在，甚至有核威慑影响在，所以肖老师厘清了“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有条件的和平主义”两个概念，这里的论述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的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有偏狭色彩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许这样的观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去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 最后一辑文字，都是反对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文字，但因为其中附有两则伦理学论文《作为伦理文化价值核心的人道主义》、《探询道德原则，建立整合模式——中国当代伦理文化建设系列研究》，通过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997和1998年肖老师所达到的伦理学研究高度。当然这里也有建设公民社会的原则，例如公正、平等、互利和伙伴关系原则。至于反对剽窃文字，保护作者著作权问题，国家教育部在8月26日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引自8月28日《钱江晚报》A3版），这在表达独立见解和创新思想要承担风险的时下，也算是政府的一个弥补吧。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也希望今后的学术界多一些清洁和纯粹，多一些像肖雪慧老师这样治学严谨的学者。 当然，《公民社会的诞生》并不是完美无缺之作。作品中还有一股情绪的潜流，有时表现为一种愤懑不平之气。这对于一个伦理学家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们想到肖老师的坎坷命运——经历上个世纪末的那次事件，专制政权一直以来给予她心灵的伤害。我想读者自然会谅解她这一点。毕竟从那时至今，肖老师一直含辛茹苦，默默耕耘，不懈播撒文明的种子。所以我祝愿她作品中的文明之种像《圣经》中所说，能多一些撒在泥土中，立于信心的磐石，这样能引发一大批民众的觉醒。借傅国涌先生的话，肖老师确实是当代“文明的使者”，“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伦理学家，她的全部文化、社会批判都建立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基础之上，所以才显得那么清楚、有力。”借她自己对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评价，肖雪慧老师作品有着“深邃的历史感、广阔的伦理思考、对人性及其需要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

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然后又压缩成了这本小书。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探讨的正是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缺乏自我自主意识，也是其中一斑。全书视野开阔，令人心服。 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名为孙隆基，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

本书是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这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著作，而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非常值得一读。 这本冠以教育学的著作并没有我们熟悉的教育学体育学体系和概念系统，它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著作。这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

“过去5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整个20世纪死于所有战争的男性还要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 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夫妇这对有丰富联合报道经验的记者伉俪的带领下，我们在本书中去亚非拉国家做了一次长途冒险旅行。在那里，我们看到性别歧视、性暴力、厌女价值观、家庭暴力、处女情结等现象，让女性犹如仍置身在18、19世纪的炼狱。我们也看到那里的女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以及如何一点小小的帮助就能改变她们的命运。 通过这些故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整个世界对此困境的态度，以及女性身上自我觉醒的力量。她们将绝望化为希望，勇敢争取生命尊严。 本书以人物故事为线索，佐以大量的数据，没有局限于对女性遭遇的报道，还展示了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多维度的思考。同时，本书也为那些想为世界尽一份力的人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

让·波德里亚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是其最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阐述之一。

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寒门为什么再难出贵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理解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如何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的，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组织研究团队，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呈现出美国社会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图景，书写了一则关于“美国梦之衰落”的警世恒言。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言，“读罢此书，没人还能相信美国还有机会平等这回事。”帕特南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生动地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帕特南依次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中上阶级的父母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给予引导、提供资源，而寒门子弟，不仅是经济上“穷”，还更有可能生活在残缺不全的破碎家庭，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父母双全的关爱或在隔代教养的环境中长大。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时代，仅仅谈机会均等都是不公正的！ 2013年，帕特南曾因“深化了我们对美国社区的理解”而得到总统颁布的国家人文勋章。本书在此意义上又是一次学术的跃进，它更生动地展示出美国社会的全幅图景：当寒门子弟发现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劳时，美国梦已碎。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这本书以手术刀般的锐利所进行的批判，是我们千金难买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都是经验和心态的融合体，它们都难以摆脱经验的纠缠，也难以不作为心态而具有某种“创造力”。基于这一思想，作者直面20世纪以来个体主义思潮的支配地位，试图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揭示社会科学“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以更综合的方式呈现中国式的社会观，特别强调礼仪对我们重新思考“国族”与“天下”之间历史矛盾的意义。 作者将零散的讲课杂录与述评结为一集，使之带有“综合（或混杂）文本”的风格，并以这种文风和心态来克服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文明与知识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