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井代助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多余人”，靠着向父母或兄弟伸手要钱度日。大学毕业后，三十岁了还没安家，也不谋职工作。年轻时他对一切态度消极，曾把相爱的三千代让给朋友平冈。可是三千代嫁给平冈后并不幸福，生下的一个孩子不久也夭折了。平冈在事业上失败后从大阪返回东京，三千代登门求情借钱。代助对三千代的爱并未消失。他决心挽回自己的过失，把落难的三千代娶为妻，将她从窘境中解救出来，开始新的生活。由于代助的决定违背了父亲的意志，拒绝父兄安排的婚事，与家庭决裂了，生活费也没了着落．然而他并没改变主意。当他把一切向平冈和盘托出时，平冈愤然提出绝交。尽管如此，代助和三千代热烈而真心地相爱着。不久，三千代病倒了。为了生活，代助头顶着骄阳四处奔走，寻找着工作。 夏目漱石在不失为优秀的青春小说《三四郎》里，描绘了纯朴无邪的青年三四郎与明治新女性美祢子之间不存在爱情的爱情模式。而《后来的事》则旨在表明，爱的价值源泉当存在于“自然天成”之中，不在于神，亦不在于近代西欧的个人主义。换言之，爱的源泉是日本人心灵深处的自然天成。《门》描绘了自然天成左右人生的幸与不幸。至此，在爱情问题上承上启下的三部曲长篇小说谱完终章。但弦外余音，不一而止。譬如：人们在内省之下，决心不顾社会制裁也要归依自然之昔我，其结果，会不会陷入以更深的内省再度否定目前之自我的境地呢？ 兼有东西文化教养的夏目漱石，在爱情三部曲里描绘了受西欧影响的“恋爱”，这种“爱”既不同于日本旧有的上对下之“恩爱”，也不同于男女之间的“性爱”。这使当时的读者饶有兴味，与此同时，漱石又融入东洋文化的特点，强调“爱”受“自然”所涵，爱的形式须以自然为源泉。读来隽永可亲。 ——吴树文 《漱石枕流，悠悠百年》

《苦雨斋译丛》新的一辑，收录周作人四种译著：《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诸书体裁不一，《如梦记》是“写生文”；《两条血痕》是短篇小说、剧本合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石川啄木诗歌集》则如书名所示，分别是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而“诗”与“歌”又实为两种形式。译介缘由也不尽相同，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及《两条血痕》是译者早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翻译《如梦记》则更多出于个人爱好，即如其所说，“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时代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如梦记〉第一章附记》)。至于《石川啄木诗歌集》，则系晚年应出版社之约译出，虽然周氏明言“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除个别篇目外，均属于日本文学史上同一时期———按照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第三期”，即“从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后至大正十三、四年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兴起时期止(1906———1925)”。译者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显然有自己特殊的兴趣点和关注点。 　　周作人到日本留学，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1906年，当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正处在创作高潮。五年后回国，唯美派、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场，曾经甚嚣尘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就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这些都给周氏留下深刻印象。“五四”之后，周作人和鲁迅着手译介日本现代文学，上面提到的几派作家，均处在创作的巅峰状态。《现代日本小说集》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为目的，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的作品囊括在内。至于自然主义文学之未予收录，则因为译者眼见得它们“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结合吉田精一前述分期方法，可以说《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企图全面介绍“第三期”日本近现代小说———自然主义文学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这一意向就更其明显。周作人所译《两条血痕》一书和收入《陀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啄木的短歌》，以及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其实也是对《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补充，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学”了。以后周作人译《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仍然与其一己经验密切相关。 　　此前日本近现代文学之“第一期”(1868———1886)和“第二期”(1887———1905)的作品，周作人虽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有所介绍，却很少动手移译。“第三期”终止于大正末年，嗣后周氏并未“与时俱进”。正如其所说：“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今已全变为古人了，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1965年8月7日致鲍耀明)所谓“现代文学”，也许包括整个昭和文学，即吉田精一所说“第四期”(1926———1945)和“第五期”(1946年以后)在内。 　　前引周氏对于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的推崇，正与鲁迅完全一致。后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自己并未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鸥外的也只将《VitaSexualis》译了一小部分，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有鲁迅所译夏目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和森的《游戏》、《沉默之塔》———该书系周氏兄弟合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 　　20年代后期，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翻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他对继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之后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态度就不太一样。曾说：“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苦竹杂记·冬天的蝇》)《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说《武州公秘话》所写内容为例，却不是当小说来看的。就像此前写文章谈及菊池宽的小说《兰学事始》，也只是取其材料而已。这与关注点集中于明治、大正两朝文学，无疑都是个人口味使然。周氏后来精心移译文泉子的《如梦记》，且以“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自许，更是这方面的显明例子。 　　周作人在《苦口甘口·怠工之辨》中说：“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这启发我们，他对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上述“偏嗜”，或许还有超越于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学，尤其是明治后期文学，大概与吉田精一所说有不谋而合之处：此乃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充实，最多彩，产生了许多名作家、名诗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开之感的时期”。《苦雨斋译丛》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这一面貌。（止庵）

第一次，我喝酒喝得如此失态。 悠悠醒来时，枕头边坐着常子。我躺在那位于本所工匠店二楼的房间里。 “财尽情亦绝，你说这句话时我还以为是开玩笑，你是认真的？难怪你都不来找我了。管它什么复杂的恩断义绝，我赚钱给你也不行吗？” “不行。” 然后，她也躺下了，两人一夜未眠。 （收录《樱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