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认为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四大因素，孟、荀从内、外两方展升为光辉的个体人格和伟大的人类特征，而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部精神。本书并以此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1994 film by Nikita Mikhalkov

In pre-unified China, the King of Qin sends his concubine to a rival kingdom to produce an assassin for a political plot, but as the king's cruelty mounts she finds her loyalty faltering.

本书包括了熊彼特于1910-1950 年间在一些特定时刻（其中某位经济学家逝世之时或某些纪念日，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除外）为几家经济学杂志所撰写的对十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及其贡献的评述性文章。这十位著名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瓦尔拉、门格尔、马歇尔、帕累托、庞巴维克、陶西格、费希尔、米契尔、凯恩斯。

Follows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led by New Orleans district attorney Jim Garrison.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甜与权力》一书便是一个绝佳范例。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这件平常事物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而不乏趣味。书中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人类学家如何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发潜阐幽？如何在平凡处着眼进而揭示出背后的不平凡？

本书的两个部分分别为作者在夏威夷大学政治系和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的讲稿。作者在撰写这本书稿时，是在其已形成完整的世界体系理论之后，因而此书篇幅虽小，但全书各章处处触及到作者多年研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始终关注的一些最敏感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本书更可谓是进一步研究世界体系理论的入门书。同时，已经阅读过《现代世界体系》等专著的读者，回过头来再读一读这本小册子，也有助于阅读者把握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

在人类历史中，食物是许多重大改变的背后主因：社会改革、政治改组、土地竞争、工业发展、军事冲突，以及经济扩张。《舌尖上的历史》这本生动的作品，就是在告诉大家，因为食物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如何改变和塑造我们今日的社会和其游戏规则。无论古代或现代，食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力一样强大。本书结合各种领域的观念，从基因到考古、从人类学到经济学，并且把食物看成科技产物的成果，成为一本从食物写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作品。

往昔的那些重大危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革命有何裨益？通过对国家、精英以及社会焦虑的集中分析，戈德斯通认为，那些重大革命都是“多元危机”的产物，当僵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难以应对人口增长施于有限资源的沉重压力时，这些危机就会产生。戈德斯通进一步指出，究其原因而言，欧洲的那些重大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亚洲发生的那些大起义是相似的，亚洲的这些大起义使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华帝国和日本这些王朝摇摇欲坠。

"雅利安人的故乡在哪里？北方蛮族的疯狂入侵是为什么？气候变化的周期有多久？玛雅人由数百个城市大出走的原因是什么？尼安德特人是消亡了还是被融合了？阿勒曼尼亚又为什么被称为“十分之一之地”？这是一部人类的大历史，作者从气候变迁的角度系统解读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全书格局宏大，鞭辟入里，内容则涵盖地质、气候、生物、考古、语言、政治、军事、人类学与历史学等领域。作者深入浅出，在信息量巨大的前提下保证了可读性，穿插了很多精彩的小故事，其间还就许多历史悬案给出了大量推理和研判，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作者最后感慨：“小冰川期为需求而战，气候最适期为贪婪而战，气候创造了历史，但人类的痛苦永远挥之不去。”"

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精英。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20年代实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国家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分？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C.艾伦探究了地理、全球化、技术进步、经济政策和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揭示出这些因素以何种方式决定了世界的贫富格局。他旁征博引，鉴古知今，借助大量的史料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大要素，阐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一直处于不均衡之中。 《全球经济史》由当代全球经济史学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C.艾伦所著。艾伦教授以丰富的史料和大量的图表分析了世界经济格局的现状和成因，还在书中特别深入地研究了新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并断言：“中国将再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完成航海探险之前，中国就是世界第一。世界将重新回到起点。”《全球经济史》由社会经济史学家，北大教授萧国亮作序推荐。

本书是托洛茨基一九三六年写的，原为第四国际会议发言稿。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托派分子曾据英文本释成中文，以《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为名出版。现在这个译本是权据美国纽约道布莱德、多兰公司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英文本重新翻译的。

《斯大林评传》：一部给托洛茨基直接带来杀身之祸的书。 当这部传记即将完成的时候，托洛茨基在书桌前被一把从脑后袭来的雪斧暗杀，手稿溅满血迹。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以生命为代价，为斯大林做了最重要的注脚。 一位苏联红军缔造者对斯大林的全面解读。 《斯大林评传》内容简介：1940年8月20日17时，托洛茨基的助手雅克松·莫尔纳尔走进办公室。他的真名叫拉蒙.麦卡德，真实身份是前苏联特工。他是来送修改的文章的。当托洛茨基接过打印稿，低头浏览时，雅克松猛地挥起雪斧恶狠狠地砸进托洛茨基的颅骨。翌日，托洛茨基不治身亡。 列夫·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苏联红军的缔造者，第四国际领导人，所谓“托派分子”首领。当年，托洛茨基在苏共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多个要职。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并列挂在一起；直到列宁病逝之前，苏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带有书生意气的托洛茨基尽管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他孤傲狷介，自我欣赏，不擅长拉山头、搞帮派，不懂得人情世故，这使他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共同反对而逐渐失势。1927年，因他极力反对斯大林的独裁政策，主张世界革命而被开除出苏共，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1938年，他在墨西哥与支持者创建了第四国际，与斯大林对抗。 在墨西哥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以笔为矛，正本清源，对斯大林的真实面目予以了全面客观的解读，集中精力写作这部《斯大林评传》，也就是这部书稿直接为托洛茨基招来杀身之祸。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超级刺客：20世纪政治谋杀追踪》一书披露，对托洛茨基下达谋杀指令的人就是斯大林。就在杀手对托洛茨基致命一击的时刻，托洛茨基惨叫着以惊人的毅力转身扑向凶手，他脑部喷涌的鲜血溅满了《斯大林评传》手稿，部分文稿浸透鲜血，粘连着，字迹模糊。因此《斯大林评传》实际上是编辑整理补充后按原样印刷的。正是原出版社的编辑以及托洛茨基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努力，才使我们今天能阅读到这本珍贵而传奇的书籍。

2017 film directed by Steven Spielberg

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而发生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的悲剧，也警醒着我们，即便拥有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当今社会，一旦决策错误，也很可能会堕入灾难性的后果之中。 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书中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书的第二部分“过去社会”中，讲述了一个个发人深省的失败故事。其中，有对“复活节岛”和“马雅文明”这样经典案例的创新分析，也有对维京人殖民浪潮中两种截然不同命运的精彩叙述：在冰岛的维京社会克服恶劣环境，成为当今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则因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当地土著人的竞争和挑战面前，溃不成军。同样，这一部分也讲述了过去社会的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日本社会早在幕府时代就推行的一系列环保政策和举措，就让人印象深刻。 在第三部分“现代社会”中，分析了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并跳脱了宗族仇恨和宗教歧视的框框，将其放入一个小型社会发生全面崩溃的视角下，加以全新解读。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岛屿上的两个民族：多米尼加和海地，两种不同的国家命运的揭示，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思考提供启示。而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巨人，书中各有一章专门论述，其中所含的许多信息和观点，将会刷新人们的原有认识。 在第四部分“实践教训”中，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讲述了跨国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微妙关系，其中的经验，对中国的政府和商业决策人而言，很有借鉴意义。

▼内容简介 阿尔比恩（Albion），最早有记录的不列颠的名字。 本书从民俗的角度切入，解答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自由体系的决定因素到底是什么。作者认为，1629—1775年英国向北美的四波移民潮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大陆，带来了四种不同的不列颠民俗，并奠定了新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这四种文化在英属北美扎下根基，最终成为英属北美自愿社会的基石。现今美国人口只有不到20%有英国祖先，但从文化意义上讲，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阿尔比恩的种子，无论他们的祖先是谁。 本书对北美的民俗各元素进行了详细考证，从宗教、地域、语言、建筑、群居模式等多个方面厘清了美国文化的源流，全面呈现了殖民时期美国的文化面貌，阐发了美国早期四种文化传统所内含的理念、互动融合的过程及其深远影响。 ▼编辑推荐 《阿尔比恩的种子》是对美国历史学经典问题的经典解答。以问题为导向，以叙事方式呈现早期美国史，详细讨论了什么是当今美国自愿社会最有力的决定因素。 文化是了解不同的人群共同体的极佳路径，上至国家、民族，下至地方社会、宗族、个人，无不带有先天的文化烙印。理解美国，必从理解美国文化的源流开始，本书将为中国读者提供一条探究美国文化基因、进而理解美国立国之本的研究通路。

秦汉时期是我国汉民族及其民族文化心理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民生信仰文化的重要奠定阶段。受传世文献资料的制约，学术界以往对广泛思想背景层面的一般民众的信仰内涵的关注不够。随着秦汉时期作为实用手册性质的《日书》等数术文献的大批面世，为我们了解早期一般民众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提供了可能。 《秦汉社会民生信仰研究：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从出土秦汉简帛文献资料入手，结合其他出土文字资料（如玺印、封泥、碑刻、玉石等）以及传世文献资料、民俗志史料等，从婚姻嫁娶、祈生孕育、死丧葬埋、裁衣佩饰、出行归往、疾病疗治、梦幻占禳、农事艺植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社会民生信仰的具体内容、信仰原理，以及对后世民俗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对一般读者了解秦汉时期的社会民生信仰文化有所裨益。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