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家和历史为主题，加以活泼流畅的阐释。它是一部简介和写法都不同的政治思想史，上起古希腊，中经近代国家的演变，美国的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自由主义的各种反动，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它激荡着思想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使读者在思考挑战的刺激中，洋溢着捧卷玩味的乐趣。 此书在国外出版后，得到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共同推荐，广大读者如获至宝、交相赞誉，立即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深邃睿智的政治理论圣经 畅销70年的大学经典 最新修订版 全新中译本 在本书中，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做了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述。上卷内容涵盖了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教会时代西方政治思想流变的主要脉络。该书内容广泛，史料丰富，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自1937年问世后，就被西方许多国家列为政治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在我国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此次根据最新修订版译出的全新中文本，在学术规范等诸多方面较之旧译本均有提高。

本书是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学术界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萨托利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其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书中对民主观念作了抽丝剥茧的说明，不但阐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及断奶民主的区别，而且论证了自由主义民主通非自由主义民主的重要区别。

本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在许多方面对当代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快速地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即使不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也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这会把中国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至少有两个特点需要中国公民加以思考。第一，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较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民主化浪潮的背景正在发展。第二个要强调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一体化，各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紧密的时候，大部分自由民主的国家以及大多数非民主的政府，都在努力声明自己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本书力求展示民主遗产的当代相关性，并对它的长处和局限性作出评价。本书认为，民主遗产的重点在于对公共事务公开讨论、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漠、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br />这部著作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代”的主题结合起来。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论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 关于“论自由”这本书，密尔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全书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的中文译本问世，基于两个理由，我们应该重视与推介。第一，这是一本极为出众的菱，问题意识精准明晰，论证结构紧密犀利，也涵盖了丰富又扎实的内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佤发展作了准确深入的介绍，值得一切对政治和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细读。第二，政治哲学本身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理性可言的活动，值得社会具有实践意识的公民们积极涉猎，本书堪称是他们最得力的入门津梁。 本书集中探讨了在西方英美国家——特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术圈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书中指出支配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是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论辩。个人权利、机会机会平等、民主的公民资格等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为哲学论辩提供了依据。哲学家们就这些术语的意义、意味和合理性进行论辩。本书深入地呈现当代政治哲学的活力、复杂与广阔，同时又生动地反映了学院政治哲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结合的趋向。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

在《政治学说史》一书中，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做了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希腊以来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各个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是拥护当时的政治制度还是相反，都有其思想渊源，并且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分不开的，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每个政治思想家在政治学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下卷主要包括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到近现代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流变。

《自由主义》在结构上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在下文将有较详细的讨论。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自由主义》的重点是勾勒、梳理作为一种学说、理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对在自由主义影响下或以实现自由主义目标为宗旨的运动与制度只是偶尔涉及，并不作讨论的重点。因之，《自由主义》所谓自由主义的历史主要是学说史、理论史。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是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本书是对19世纪自由主义在英国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论述的专著，重点在于论述弗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格莱斯顿和理查德.科布登等这些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彼此的内在关系以及在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表述了作者本人关于自由主义的见解。

《论民主》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是从理论上系统阐明民主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全书包括民主的目的、民主的前提、民主的手段、民主的条件、为民主辩护和民主的前景等内容。本书作者卡尔•科恩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教授和《民族》周刊、《耶鲁评论》的定期撰稿人。

《论民主》这本书，从民主的起源、理想的民主、现实的民主、民主的条件和民主的前景等方面，为人们理解民主提供了一个指南。全书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民主的起源；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理想民主的状态，包括民主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民主以及政治平等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着重介绍现实民主的状态，包括大型民主所需的政治制度，各种规模的民主，以及不同规模的民主所需的宪法、政党和选举制度；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民主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法国著名的政论思想家，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出版后 ，立即受到普遍好评，使他名扬海外。这部著作的上卷和下卷，不是写于同一时期，其间相隔5年，因而在笔调、结构、叙述上有所不同。上卷的第一部分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下卷分四个部分，以美国为背景发挥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

《自由宪章》(精装)的作者哈耶克是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最富赞誉和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的每一著述都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广泛而重要的问题。而他对人类自由的探索和对扩展秩序（extend order）的诠释是他思想和著述中以一贯之的“道”。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一些介绍性的资料，并对意识形态的诸多思想、著述与政治思想家们做了比较性讨论。它被设计成意识形态的教程，同时提供大量通贯全书的论证，这些论证拓展了相关研究的视野，并对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泛的阐释。全书分十章，包括意识形态的本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偶像和打破偶像。它适合许多层面上的读者阅读。虽然《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被设计为诸意识形态教程，但它决不可能替代相关的阅读。《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只是对诸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一些介绍性的资料，并对意识形态的诸多思想、著述与思想家们做了比较性讨论。如果读者尝试去阅读一些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提升的著作，那么眼前的这《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兴许可作为思考诸意识形态的一种补充读物。

在本书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1962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1980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次舆论气氛变动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和最初出现福利国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急剧扩大。在1956年，当我把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讲稿进行讲授时，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联邦的、各州的和地区的——占国民收入的26％。这笔支出的极大部分是用于国防。非国防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2％。25年以后，当此书1982年版出版时，总支出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 39％，而非国防的支出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国民收入的31％。 舆论气氛的变化产生了它的效果。它给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对于人为造成的而又自我扩大的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膨胀，他们虽然无法制止，但是却能加以限制。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的确稍稍下降，从1982年国民收入的39％降到2000年的36％，但是几乎所有的缩减都来自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环绕着一个大致不变的水平波动：如1982年的31％，2000年的30％。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2(应为1991年。——译者)年苏联瓦解时，舆论气氛得到同一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70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究竟应该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更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早已被一系列类似的试验预示出来：中国的香港、台湾对照中国大陆，西德对照东德，韩国对照朝鲜。但是，只有柏林墙的戏剧性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才使得上述的结果成为一般共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们现在认为中央集中计划的确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克 ·A.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卓越著作所争辩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从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爆发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爬行式或停滞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今的压力是趋向于给市场较大的作用，而给政府较小的作用。我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长期落后于舆论的事实。二战后数十年中的、迅猛的社会化反映了战前舆论趋向于集体主义的变动；而最近过去的几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滞的社会主义则反映了战后舆论变化的早期效果；未来的非社会主义化将会反映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以加强的舆论变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对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舆论变化甚至还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在最大的、剩下来的、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国，影响也是如此。在 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由邓小平引进的市场改革，事实上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并且把更多的市场成分引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这种有限的经济自由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中国仍然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紧接着二战后的时期，标准的教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央集中计划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鲍尔和其他人如此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公式不论在何处使用，它都遭受了失败；而东亚四只小老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国家，甚至非洲少数几个国家都采用市场导向的途径而让政府起着较小的作用。许多前苏联的卫星国家也采用同一方针。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经济自由的增长与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已经携手并进，并导致了财富的增加，竞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主题相一致。 一个最后的个人方面的按语：对一本书的作者而言，在该书第一次出版40年以后能来评价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难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机会。现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这本书能够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对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巨大之点需要改动的话，那就是以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来替代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当我最初写完此书时，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使我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以此而论，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大缺点似乎是对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着不恰当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