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浙江谈义乌工会经验时，我说过改革与工会主席宿命问题，善始善终者少；
陈伟光主席的忧思录，对于我而言则是慰灵曲乃至安魂曲，回顾自己的劳工研究，初始有一种理想主义，之后却遇到平生未曾有过的风险；
有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名校任教，我也曾自问同样的问题，总体上的回答曰：不后悔，真的不后悔。为什么？因为幸遇了新状态、新风貌的工人和工会主席，并且希冀着新生代、新族群。
座谈会上问陈主席，“忧”在何处？陈主席回答：行政化的体制能不能改变，特别是工会自身、工会内部对改革阻力很大，2010年省委对本田事件的态度明确，才看到希望；工会问题的实质是必须形成压力，可以借助党政或政府形成压力，真正则在于工人的觉悟和团结；特别应该警惕的是，不要以维稳为名而剥夺工人的觉悟和团结，当然这不是要搞无政府，是为了真正实现对工人权益的尊重和社会的和谐。
——冯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