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拂夜奔》的几个写作主题与灵感
- 逃离
“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不可企及处，在非人处，在超人处。”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王小波笔下角色分为三类：一类是最普通的芸芸大众，市侩、糊涂、六神无主、无知无觉、顺应一种可以被称为命运也可以被称为权力的东西。摆弄他们的生死再容易不过了，书里古代洛阳城从事各行业的普通居民、当差的衙役、刽子手以及后面大唐的臣子、跟随和看守李靖的公差、现代中王二的同事、下乡的文青，他们从来都不关心自己究竟处在何处，矛盾在于无比珍惜活下去的机会却从毫不反抗荒谬的生存境地——一种对自身惊人的冷漠。从一开头，这本书里处处是一种从来如此的气质：
领导上叫我们当奸细、杀人、盗墓、抹上番茄酱爬上国宴的菜盘，叫干什么都会去干的。所以用不着收买，我们就是奸细、凶手、盗墓贼、菜人等等，只等领导上一声令下了。
监视李靖的公差们发现李卫公又跑了—这是很容易发现的，只要从墙缝往里看一眼就能看见—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和妻儿道别、安排后事等等，然后就到衙门里去，等着被砍头。
这柜台十分高，像卫公这样高大的人也看不到柜面。柜台顶上立着铁栅栏，还有几条铁链子拴在栅栏上，垂到外面。有些链子一端上还拴了些人的骸骨，看上去挺吓人的。
在这样的氛围中，反抗是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尊严成了让人疑惑的需求，命运以荒谬的面目出现，带来一种古怪可悲却永远无法让人满足的生活，这种生活奇异地给人安慰，不仅仅因为乡愁似乎是中国人永恒的命题（“住在老家里，人就不会孤单，也不会老，只是会与草木同腐，和老房子一起倒塌。”）也因为与某种巨大权利融为一体的意愿代替了逃离的渴望（“这是领导上的安排，自己受苦受难就是替领导分忧解难。”） 一种生活，哪怕再不成样子，也是让人依恋的，因为这种生活对你而言即意味着一切，你没有办法想象另一种生活，真正的生活就在这里，就是眼前无比具体的指标、职称、摆摊、交保护费、邻里吵架或碎嘴，偶尔抱怨两句，满怀兴奋又偷偷摸摸地幻想不被允许幻想的逾越。
没有人生来就甘愿受摆布，但人类总有给自己制造头头的怪癖。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另一种现实，“要知道安全是服从纪律的硕果，”构成生活的那股力量无法被看见的，而那股力量自身，也不知道它从何如来要去何处，使用它的人精妙地制造谎言和象征，一点点壮大自身，却慢慢被它吞噬，到头来，所有人都遵循一种古怪又莫名其妙的秩序而活，他们不想理解，未曾想过逃出。就如同卡夫卡笔下的世界，大唐对大隋的取代尚可说成是两种观念、生活方法或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想象一些保守之于进步、重税之于解放生产之类的口号）的斗争，但书后半部分有关“想入非非”的描述和王二现代生活的描述则完全将故事导向了后现代主题——权力像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命：不受控制，连制定规则的那个人（李靖）也无法说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自我增殖，拥有权力的人往往就立马陷进这个模式以寻求更高的认可；超越真实，一切都成了档案上的记录，文书在这里是比人类本身更能代表人类本身的东西（“不到那个日子，她想死都死不了，到了那个日子，她想活也活不成了。”）
在古代的洛阳城里，没有人真正在乎下达命令的“头头/领导”是谁，却总是毫不犹豫地受其摆布并以此为荣（“换言之，说他是上面派来的便衣侦探，或者是领某种津贴的线人。当年洛阳城里这种人可多了，比前东德所有的雷子加起来还多。”） 也就是说，我们效忠的并非是权力的所有者，而是权力本身。 巨大的不在场构成了每个人生活的基石，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生活，但王小波的笔触不是嘲讽的，反而是悲悯的，他并未把普罗大众描绘成一种“群氓”的形象，只是用最真实的写法描述了一种完全真实的生活，只看这一句，“我觉得这样说明就够了——只要不装假，我们每个人都不天真。”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天真，总有一个时刻，我们不愿意顺从那种压倒性的、排斥一切否认、怀疑、智慧与有趣的世界，我们还可以装假，在一个禁止想入非非的世界睁着眼睛做梦。就如在《白银时代》里那个白茫茫的世界，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彼此隔绝，我们疾驰向虚无，我们望着自己空落落的双手，我们保留人类最后的反抗——思考的权利。
在这些被动顺从的人群外，诞生了要逃离的意愿。第二类人在逃离之后找到了溃败，李靖的逃离不是因为他像红拂一样清楚地明白他不适合这种生活，而是因为这种生活威胁到了他的存在实质，事实上，如果不是这种威胁，李靖完完全全会永远在洛阳城生活下去。
这样卫公就像住在大洋里的珊瑚虫一样—这种低级动物住在坚固的石灰外壳里，假如你把它的外壳剥去了，它就会口吐石灰，再建造一个。假设有一种动物比我们高级很多，我们和它们的差异正如人和珊瑚虫的一样大，它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这种动物就像是珊瑚虫，剥了他的外壳，他又会重造出来，最起码有一个叫做李靖的人已经这样干了。
王小波的所有人小说都以中年男性的视角展开叙述，并且似乎都是这个形象，逃离是存在的，但也是注定失败的。时代三部曲里面的每个主人公或游离在边缘，或试图融入体制，或被放逐，或在探索，但这些努力总是以“失败”或“任命”告终，在他的书后期，渐渐地便没人再提理想了。妥协成了与真正的自我决裂的唯一方式。不妨看看这段悲怆的描写：
你是不能从人群里认出我来的，尽管你知道我头发灰白，一年四季总穿灰色的衣服。现在每天我都到系里去上班，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老式的墨水池，那东西看上去像个眼镜，左边的一个墨水瓶里是红墨水，右面一个是蓝墨水，中间的凹槽里放了好多蘸水笔尖。每天早上我来时，都要仔细地把笔尖挑选一遍，把磨秃了的笔尖拣出来，包在一张纸里扔进废纸篓；然后戴上老花镜批阅学生的作业。这些学生是加州伯克利教的。批完之后我把这些作业本拿到对面他的办公桌上，然后看教科书的校样，到十一点钟我到厕所去洗手准备回家—有人在洗手池上放了一撮洗衣粉，用它可以去掉手上的墨水渍。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老下去了。从这个样子你绝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想入非非，怀念着十七岁时见到的紫色天空，岸边长满绿色芦苇的河流，还有我的马兄弟。我本来不是这样，是装成这样的。你不可能从一个消瘦、憔悴的数学教师身上看到这些。
书里的李靖与王二，一个选择制造新的牢笼困住自己，在权力的承诺下找一点立锥之地；一个选择庸庸碌碌地活下去，在这里，远方是明知虚幻却仍须做下去的梦，灵魂的无限，如果有的话，至此已成为人身上无用且不敢提及的附庸。
在这种妥协背后，是彻底决裂的梦想——不再受人摆布，不再维护制度，不用靠装假过活，不再把自己套进一个壳子里假装千篇一律，他们——最后一类人无时无刻梦想着逃离，像《黄金时代》的陈清扬，又如《红拂夜奔》里的红拂，“她时刻准备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逃出去，就如植物的种子随风飘走。”她们没有具体的意愿，亦即非常明确自身必须出走和离开的决心，也不像高度自觉的知识分子时刻思忖着“远方”这一在王小波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的幻想性安慰，她们只是很明白自己不可能属于这里，在本能地寻找着一种崭新的活法。生命， 以及各种可能性，丑陋的或美丽的，贫瘠的或丰茂的，怪异的或普遍的，是一种触手可得的切实存在。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真诚的生活，不弄虚作假、不抑制自我，永不妥协，永不落入自我安慰。
讽刺的是，唯一不愿妥协的红拂确是以顺应体制和对她本身的侵犯的方法死去的，小说的后半部分转向悲凉，王二的叙述也逐渐变成越来越不可言说的麻木与痛苦，他写，“永不妥协就是拒绝命运的安排，直到它回心转意，拿出我能接受的东西来。”但他每本书里那个自我的化身都妥协了，或者说不是妥协，而是不再反叛、成为不配合不捣乱不积极不关注的边缘人了，梦在这里失去光芒，变成石化的星星坠落，少年时期梦想的紫色天空依旧存在，作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姿态却再不能带来任何安慰，它仍旧有意义，只是不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弃一个饶有意味的隐喻如同自杀：红拂在一连串的妥协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她进入制度内的那一刻起，她就彻底把自我的可能性交出了，她的自杀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死，而是精神上的，是主动放弃对美的梦想，是亲手扼杀继续探索世界的渴望，是再也没了逃出来的可能性。
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不可企及处，在非人处，在超人处。我们找不到那种现实，我们只能找到有趣和智慧，我们依靠它竭力接近那种现实，人类活在自己构筑的禁忌中，真实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一切，对另一些人来说一文不值。但这里的真实并不意味着第一类人眼里看见的真实，在一个“想入非非”被禁止的世界，真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唯有不成形的欲望、不可言说的压抑与对坠落的恐慌，所以那个世界充满了提防、隔阂与冷漠，她们的真实在于承认并试图理解一切，她们的真实是打碎一切不被允许的禁忌。王小波所谓的“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即是在拒绝把虚伪的姿态拉到真实的高度诱人深入。禁止想入非非到了极点，一切都会是崇高、美丽、绝对排他、绝对正确的。
由此，王小波梦想中的“远方”不是一处荒岛、一种牧歌、一种与世隔绝的清净或者一种“黄发垂髫，皆怡然自得”的顺民自治，他的“远方”是在与以及被权力、科技、愚蠢、偏执等占领的现实世界中，寻找一处意外的清净，就像《黄金时代》里两人隐居的后山，《红拂夜奔》里的那条流动的河，红拂与陈清扬寻找的不是一种彻底的决绝与割裂，而是试图在灰色的天幕下发现美的存在，我想象中的她就是王小波写的那样，永远睁着大大的眼睛，不停发问，兴致勃勃，观察那些她还不理解的东西。她在黑暗中奔跑的姿态，是晦涩不明的权力意志中人类存在且永远在延续的的永远不会被玷污的轻盈与希望。真实是生活的唯一姿态。
- 想象
昆德拉曾在与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访谈中如此评价卡夫卡的小说：
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但还是要强调一遍：存在，意味着：“世界中的存在”。所以必须把人物与他所处的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在卡夫卡那里，这一切都很清楚：卡夫卡的世界跟任何一个已知的现实都不相似，它是人类世界一种极限的、未实现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之后半隐半现，好像预示着我们的未来。所以有人说卡夫卡有预言家的一面。但即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质，也不会失去价值，因为它们抓住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以及他的世界的可能性），从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我们可能做出什么来。
对于王小波来说，他的小说也在追求相同的东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现实、梦境与最真切的荒谬混合在一起，成了构建每个人存在的实质：我们看见科技改变人类的神话下如影随形的是科技本身带来的幻灭；人像是固执地珊瑚虫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封闭在
3.幽默
4.美
5.权利
一些考据与扩展：
第四章第二节：
如果他偷黄瓜茄子，总是把大的偷走，在原来的地方移上中个的，中个的地方移上小个的。
《会说话的猪》一文中尤日与科长的对话，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般，曹慧清译
第三章第三节：
顺便说一句，她和李靖做爱时那么卖力，不是因为得了二十五两银子，而是因为受到领导重视，觉得生命有了价值。
昆德拉《笑忘录》第一章：他们只能再次确认她告密的权利。对她来说，这就是提升！
第二章第六节：
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人都被“办”过，然后就消失了，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 昆德拉《笑忘录》第一章：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2.《大师与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