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与外部世界（异域）的频繁遭遇，进而相互影响并导致剧烈的文化转型。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而导致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发现”，求道的僧人如法显等等远行印度求法，居外十四年，途径三十余国，归国后除带回经文外，还有记录个人经历的游记《佛国记》传世；而当时还被北方高门显贵视为化外蛮夷之地的长江之南，随着东晋被迫南渡后精英士大夫的重新“观看”，变成了陌生又新鲜的“风景”，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应运而生。 另一个时期是19世纪的晚清，西方的船坚炮利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也让国人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生出无穷的遐想和行动，进而开启了一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巨变，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