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记录
序论 妻子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未婚生子的女人承受严重污名，以致她尽一切可能不让新生儿曝光（包括杀婴）。如果未婚妈妈不舍得与孩儿分离，唯一能被社会接受之道就是找个丈夫。
转：上野老师说不要视“自然”为必然。
成为教区牧师、糕饼师傅或医师的妻子，形同大声昭告社会她已履行其“自然”宿命。
成为教区牧师、糕饼师傅或医师的妻子，形同大声昭告社会她已履行其“自然”宿命。
不管一个人婚姻是否幸福，婚戒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女性价值的评量。
今日，“妻子”二字传达的讯息不再如此斩钉截铁。它不再代表做丈夫的会供养老婆（如昔日的中上等家庭）。它也不再是享受性愉悦与居家快乐的唯一合法途径，因为现在未婚同居者比比皆是。它甚至不是成为人母的必要阶段，如今美国婴儿中有高达40%是非婚生子。
这个翻译笑死了
我儿虽年仅5岁
观诸历史，多数婚姻是财力而非心的结合。男人娶有嫁妆的女人，女人嫁给能养活她的男人。从圣经时代到20世纪50年代，养活老婆是丈夫的责任。女人的责任则是提供性、生养孩子与持家。这不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报偿，而是明文书写于宗教律法与民法。
往日，供养者角色为男人所专有，今日却为女人所分享，男人开始思索如何重新定义“男性气概”，而两性间的敌意之高也前所未见。旧有的报偿安排已被打破，平等分摊家务与工作的婚姻新模式却尚未完全成形。
妻子的功用是服侍遵从丈夫、丈夫有权殴打欺凌妻子——不幸，这个观念并未完全绝迹。此一古老信念的遗迹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婚姻制下的男女不可能平等，不推翻婚姻制就别谈男女平等
现今，男人找妻子，不仅需要一个能提供性与爱、生养孩子、操持家务的女人，也需要她提供薪水并参与社交活动。今日人们对妻子的要求正验证了《圣经》的箴言：“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妻子（圣经、希腊、罗马模式）
他们的对话来自古老的地中海传统——女人经常被视为蠢妇，为死亡哀伤所困，对冷漠的上帝不敬，无法看清全貌（不管是政治上的或隐喻的）。
我们必须记住古希伯来法律通奸罪只适用于已婚女人，要求她们只能与一个男人交合。对已婚男人则无此限制，他们可以与妻子或无婚约的女人如寡妇、妾、女仆发生性行为，通奸女人连同情夫可被石头砸死。
为何圣经时代的希伯来人如此诟骂同性交合？此议题引发恒久辩论。其中一个论点是古人注重繁殖：任何与繁殖后代无关的性行为如自慰、体外射精、人兽交，都遭到强烈谴责。相较于古地中海世界的居民如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对同性恋的容忍，犹太教始终反同性恋。
但旧约圣经记载了撒拉、利百加、拉结、利亚这些母亲，《箴言》第31章也提出“才德女子”，她们带给丈夫的只有荣耀。长久以来，犹太女子总令人想起她们勤奋、多子的女祖先。
这就好像我们阅读海明威、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企图了解20世纪的美国女人一样。文献告诉我们希腊妻子的社会与法律处境，我们却对她们的希望、恐惧、失望一无所知。
海伦的容貌被誉为“让千艘船沉沦”，她是古代最著名的“红颜祸水”，因极端美丽而引起男人畏惧的女人。在古希腊/罗马世界，海伦与珀涅罗珀代表了坏妻子与好妻子，一如后来的基督徒赋予夏娃与圣母玛利亚的对立特质。
其实男性对通奸深恶痛绝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后代不是自己的，也暗含了男性对拥有生育权女性的恐惧，啥时候发明个肛生子呗
这些故事隐含人们对复仇之妻（如克吕泰涅斯特拉与美狄亚）的深深恐惧，或者畏惧约卡斯塔这类乱伦寡妇所可能带来的污染（虽然那是无心之过）。
就像上野说的，妻和妓女是男性压迫女性的两种定义
为他生下合法子嗣与照顾家业的妻子、每日照顾他身体需要（意指性关系）的妾，以及提供他欢乐的高级妓女(hetaeras)。
为他生下合法子嗣与照顾家业的妻子、每日照顾他身体需要（意指性关系）的妾，以及提供他欢乐的高级妓女(hetaeras)。
相反地，同性恋才是理想的结合，至少精英阶层如是想。与犹太教/基督教的想法恰恰相反，古希腊人认为成年男子与年轻男孩的同性结合是自然且值得称颂之事。柏拉图便赞美喜欢与成年男子发生肌肤之亲的男孩，认为当他们长大成男人时，“也会受男孩的性吸引，如果不是社会习俗凌驾了他们的自然倾向，他们绝不想要结婚、生子”。就像异性恋伴侣，古希腊人认为因“情感、亲密与爱意”而结合的同性恋关系，才适合“生生世世”。
几位古典学者一再提醒我们，即便最支持同性恋的古希腊人，也只限定支持男人与男孩间的性关系。男色是一种被允许的社会制度，设计来引导年轻男孩进入成熟男子间的友爱关系，并依一系列的习俗惯例运作，成熟男子年纪多在40岁以下，同性爱侣则为12—18岁。它不被视为婚姻的替代品。
一旦婚事拍板定案，新郎会给新娘(sponsa)一个戒指戴在左手的中指上，直到今日，这仍是传统订婚戒的戴法。
喜宴结束后，一出特别的迷你戏上演了。新娘假装紧紧抓住母亲，新郎的朋友则一边呐喊、唱歌、说些猥亵话语，一边上前强拉她，新娘则放声哭泣。这个仪式是强暴的遗绪，今日许多文化仍保留此一仪式，包括吉普赛人。
多好玩
子女众多者可获得帝国奖赏，尤其是3个孩子的家庭，这是奥古斯都大帝定义的成功模板。
子女众多者可获得帝国奖赏，尤其是3个孩子的家庭，这是奥古斯都大帝定义的成功模板。
当西塞罗的女儿杜丽亚（当时已结婚三次）死于难产，他借口妻子不够哀伤，与她离婚。
它只说：“妻子不得对丈夫提起通奸的刑事告诉，虽然她们希望申诉丈夫违反婚姻誓约，但是法律赋予男人的特权并不扩及女人。”
以致塔西佗(Tacitus，56—120)等人责备罗马帝国的母亲都不再亲自哺乳，因为没吃母奶，年轻人才欠缺公民的美德。
罗密欧与朱丽叶
据说，安东尼误信谣言克里奥帕特拉已死，因此自杀。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述，他以剑刺腹、倒地等死，而后人家告诉他女王仍活着，他叫人把他扛到克里奥帕特拉面前。克里奥帕特拉将他“放在床上，撕裂自己的衣裳，趴在他的身上，双手捶胸，用安东尼伤口的鲜血涂污自己的脸庞。她称安东尼为她的主人、她的丈夫、她的皇帝……”
据说，安东尼误信谣言克里奥帕特拉已死，因此自杀。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述，他以剑刺腹、倒地等死，而后人家告诉他女王仍活着，他叫人把他扛到克里奥帕特拉面前。克里奥帕特拉将他“放在床上，撕裂自己的衣裳，趴在他的身上，双手捶胸，用安东尼伤口的鲜血涂污自己的脸庞。她称安东尼为她的主人、她的丈夫、她的皇帝……”
罗马社会并不期望鳏夫不再娶，男人死了妻子，可以马上再娶。但是寡妇死了丈夫，出于对丈夫的尊重，必须等10个月才可再婚，后来修法，期限拉长至1—2年。
因为女同性恋一举摧毁了性别等级制度的核心
当时的罗马医师认为女同性恋是“病”，呈现在外的病征是男性化
一个支持同性恋者说：“真正的爱情与女人无涉……人世间唯有一种真爱，那就是男孩之恋。”他将男孩之恋与成熟男性的诸种美德结合，譬如哲学与摔跤，诋毁“沉溺于女人膝头与床笫的爱情只在追求安逸，因享乐而软化”。这种罗马帝国时代的态度可以回溯至古希腊，对女性的仇恨鄙视是标准行为。
适婚年龄的女人是商品，由父亲的家移转到夫家。嫁入夫门后，她要冠上夫姓，受丈夫管辖。做丈夫的毫无理由质疑此种安排，做妻子的默然接受，虽然有些人会抗拒此种驾驭。
罗马婚姻就许多方面来说是互惠的伙伴关系，也预告了今日的婚姻概念。但如果就此认为罗马人是基于我们今日所信奉的婚姻价值观而结婚，那就太天真了。别忘记古文明社会，几乎所有婚姻都是基于经济、社会与政治理由的家族联姻。没有人期望新郎与新娘会“坠入爱河”，婚前，他们几乎没机会见到对方的长相。
第二章 中世纪的欧洲妻子(1100—1500)
一般来说，越是有钱人家的子女对婚姻的安排越是无权置喙。
如无异议，婚礼应在教堂举行。所谓“教堂婚礼”是指在教堂门口结婚——大门口或边廊。乔叟在“巴斯太太”（《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提到“她在教堂门口有过五任丈夫”，就是这个意思。
和现代人的想法不同，“性”在中世纪不是一种被认可的欢愉，只是配偶间应尽的“庄严义务”。
多数圣女是处女，不少是饱受酷刑甚至死亡威胁而不屈服于强暴的殉教女。
12世纪之后，新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装饰用的雕像颂扬殉教圣人，展示他们身上的伤口或手持被砍下的首级。相对地，除了充当反面教材的亚当和夏娃，已婚夫妇很少成为雕像主题。中世纪的年轻男女仰望这些雕像，形同一再被耳提面命，他们就算结婚，也会犯下人类第一对祖先的罪。如果想得到确切的救赎，最好还是进入修道院。
中世纪社会或许容忍嫁给教士（被称为教士之妻）以及与教士同居的女人（教士的妓女），但是教士弃守贞节，她往往成为罪魁祸首，而不是教士本人。
这种被爱女子的地位提升未必反映真实的妻子生活。诚如一位历史学者指出：“这只是极小撮女性的现实，主要是贵族妇女。”这些女人为了社会、经济与政治理由，多数嫁给年纪较大的男人，穿着闪亮盔甲的年轻骑士是她们情色幻想的出口。最后，这种幻想由贵族阶级往下流至一般老百姓，至今不衰。“哈乐群出版社”的罗曼史小说系列将这些英雄拯救者平民化，持续喂养今日不满的妻子的幻想。
附带一笔，12世纪中叶起，上流社会的男女也违背教会禁令，开始玩刚从阿拉伯传进欧洲的象棋。欧洲人创造王后这个棋子，以取代阿拉伯象棋里的元老(Vizier)。到了中世纪末，王后成为棋盘上最大的棋子。国王与王后是最主要的一对棋子：虽然国王这颗棋最重要，但王后的力量远超过她的配偶。棋赛里的阶级排列或者可以为中世纪末欧洲复杂的婚姻关系提供有趣的批注。
除了体外射精以及哺乳的天然避孕法外，当时的女人别无他法，往往儿女成群。7—8个孩子算正常，但也有像玛格丽·坎普(Margery Kemp，1373—1431)者，一生就是14个，甚至更多。玛格丽连续怀孕生子，再加上抚养众多子女的责任，可能造成了她在丈夫尚未去世之前便断绝性生活——针对此一议题，容后再述。
时至今日产道松弛依然是困扰女性的问题
卓图拉的论文提到月经、生产、不孕以及她谴责的堕胎，还有如何恢复处女般的外观。她也提供女人不少保健与美颜的方法，包括如何在产后缩小已经扩张的阴道，以取悦丈夫。她以直率的中世纪英文开宗明义：“现在我们来谈某些女子的性器官问题，她们的性器官过于宽松、恶臭，以致丈夫舍弃她们，也不愿接近她们。”
卓图拉的论文提到月经、生产、不孕以及她谴责的堕胎，还有如何恢复处女般的外观。她也提供女人不少保健与美颜的方法，包括如何在产后缩小已经扩张的阴道，以取悦丈夫。她以直率的中世纪英文开宗明义：“现在我们来谈某些女子的性器官问题，她们的性器官过于宽松、恶臭，以致丈夫舍弃她们，也不愿接近她们。”
直到14、15世纪，巴黎大学等颇具名望的医学中心的教师规定：唯有大学毕业生（都是男的）才能使用“医师”这个头衔。硬是把女人排除在医疗行业之外。
的确，窗户可能是诱惑的地点，年轻女孩可借此看男子来来往往。多数意大利城市，年轻男人经常在窗下徘徊，如果百叶窗没关，就能一睹坐在窗边的女孩芳容。
中世纪欧洲，几乎所有成人都得结婚，夫妻通常至死方离。
或许在一个平均寿命较短的社会，一生一世的婚姻才比较合理。
而且，如果你所生活的体系，宗教、家庭与社群的力量会联合起来支持婚姻，婚姻的维系便比较容易。相较之下，现今婚姻缺乏这种支持，很悲哀。但是换一个角度，前现代社会的婚姻通常缺乏我们今日所珍视的价值，如爱情、个人选择与夫妻间的平等关系。
第三章 日耳曼、英格兰与美国的新教徒妻子(1500—1700)
16与17世纪的新教徒为现代婚姻奠定了基础。
妻子的历史与宗教史盘根错节，毫不令人意外。直到今日，世上仍有许多地区，宗教决定了已婚妇女的命运。
凯瑟琳不只是个很棒的地主夫人(Hausfrau)，还是超大型公寓的超级管理员。
新娘新娘，自然就是新的娘啦
在妻子角色方面，凯瑟琳从生理、情绪各方面去照顾丈夫，包括他的饮食、病痛与忧郁发作。长久以来，妻子的角色之一便是疗者，至少得懂得照顾丈夫的健康。1467年的一本日耳曼手册里有一幅画，描绘妻子的责任之一是陪伴丈夫去拔牙。画中，丈夫坐在椅上，妻子握住他的一只手，牙医正在替他拔牙。
在妻子角色方面，凯瑟琳从生理、情绪各方面去照顾丈夫，包括他的饮食、病痛与忧郁发作。长久以来，妻子的角色之一便是疗者，至少得懂得照顾丈夫的健康。1467年的一本日耳曼手册里有一幅画，描绘妻子的责任之一是陪伴丈夫去拔牙。画中，丈夫坐在椅上，妻子握住他的一只手，牙医正在替他拔牙。
相较于阿贝拉尔讨厌吵闹肮脏的孩子，与艾洛绮丝一致认为生儿育女与灵性追求并不相容，路德则认为孩子给他的生命带来青春气息，这是宗教改革派最大的改变。从此，牧师的家里有操持家务的妻子与在脚下跑来跑去的孩子，提供了全世界新教徒夫妻崭新的模范。
不驯这个词就很冒犯，妻子不是物品。怎么没有人教妻子以包容的心面对尚未完全进化的丈夫呢？
教会告诫丈夫应以谅解心对待不驯的妻子
如今也是
但婚姻并不是女人的无条件幸福。它代表女人必须放弃自由、成为丈夫的臣民，包括接受丈夫的管辖、偶发的冲动或者老拳。它也代表女人必须承受婚姻失和的风险，以及婚姻不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根据纳皮尔医师在17世纪初留下的记录，他曾治疗过成千上万位心理失常的女病人，都是饱受压抑的女儿与妻子。
但婚姻并不是女人的无条件幸福。它代表女人必须放弃自由、成为丈夫的臣民，包括接受丈夫的管辖、偶发的冲动或者老拳。它也代表女人必须承受婚姻失和的风险，以及婚姻不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根据纳皮尔医师在17世纪初留下的记录，他曾治疗过成千上万位心理失常的女病人，都是饱受压抑的女儿与妻子。
第四章 共和时期的美国与法国妻子
女人一旦结婚，依据承袭自英国的不成文法，她变成feme covert（已婚女子），她的法律人格被丈夫涵盖或自动并入。唯有丈夫才能兴讼或成为被告对象，也唯有丈夫才能起草遗嘱、签订合约、买卖产业，包括原本属于妻子的产业。已婚女子几乎全无法律权力，离婚又很困难，只得仰赖丈夫的保护或善意对待。
历史学者玛丽·贝丝·诺顿(Mary Beth Norton)曾检视过许多女人的日记与书信，发现当时的女人确信自己“次于男人”，就如我们今日所言的“自尊低落”。
很多男性就是这些形容词的具象化✌️✌️
“低能”“才气欠缺”“判断力差”“无趣”“愚蠢”“奇怪”“矛盾”“忧郁”“沮丧”“乏味”“易犯错”等形容词只是九牛一毛
“低能”“才气欠缺”“判断力差”“无趣”“愚蠢”“奇怪”“矛盾”“忧郁”“沮丧”“乏味”“易犯错”等形容词只是九牛一毛
但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以及那些专研美国人生平的历史学者，都忘了问问过去的“模范”女人对自己的处境有何看法。他们从来不问这些女人是否快乐。如果我们以政府文件或庙堂的壁缘雕饰来判断一个社会的面貌，那是一回事，因为它们都是男人的创作。如果透过诗、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女人的主观经验陈述来判断一个社会，那又是另一回事。
过去，女婿只不过是儿子的别称罢了。这i男的可悲社会
她含恨发现父亲的遗产文件上只记载她丈夫的名字，最后，她失去费城的庄园以及所有家族财产，在1781年过世。
她含恨发现父亲的遗产文件上只记载她丈夫的名字，最后，她失去费城的庄园以及所有家族财产，在1781年过世。
看看以前的人如何限制女人干政，我们便会记起克林顿担任总统之初，希拉里在健保政策的参与如何引起反感，她被迫放弃惹人注目的政策决定者角色，而后成为大受欢迎的妻子，因为她在丈夫最悲惨的时刻，“坚定支持她的男人”。
在大革命的动荡平息后，“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已婚女人有何影响？女人的新政治意识与爱国心为她们带来任何立即的好处吗？答案是“没有”。革命为美国与法国妻子的生活带来大灾难，女性群体却未能自革命获利。她们的丈夫成为公民，她们却依然只是“某某的妻子”。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写就的《为女权辩护》，呼吁让年轻女孩受教育，她们才不会臣服于“奴隶式婚姻”，现在这本书在作者的母国英国或者法国、美国，都没有人阅读了。
利用这个口号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让她们无法发挥革命期间习得的新技巧
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期大西洋两岸的妻子
多数中产阶级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则外出工作。理论上，这两个领域应当具有同等价值，它们是依据性别分工，为家庭、商业与公民需求而服务。但是诚如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所言，相较于男人可以同时活跃于公私领域，生命经验较为丰富，“分离领域”的意识形态却局限了女人发挥全部潜力。但是19世纪的前50年，女性主义的抗议并非主流规则。
哈哈哈哈哈哈哈，女性妄图以性价值来获取虚妄的权力，取得跟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是不切实际的
“一个真正的妻子在家是丈夫的仆人，唯有在丈夫的心中，她才是皇后。”
“一个真正的妻子在家是丈夫的仆人，唯有在丈夫的心中，她才是皇后。”
缺少可靠的避孕方法，她们最畏惧的莫过已经生了6—8个甚至10个孩子，还是持续怀孕。
第六章 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边疆妻子
让边疆拓荒女性备感压迫的不仅是身体的威胁与环境的困苦，还有心灵的严重贫瘠。她们的书信与日记透露出寂寞、孤立、思乡、焦虑、沮丧、哀伤、失落与普遍的不安。
作孽啊，这本来是印第安人的土地
印第安人很喜欢上门要食物——饭菜、刚烤好的面包，或者主食。
母系社会的印第安部族，女性可以尝试许多男人，直到她找到愿意共度一生者。
从她与无数男女留下的叙述，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征西者能够完好无伤地抵达旅程终点。他们历经同行者的死亡（通常是小婴孩或死于难产的母亲），还有致命的传染病如伤寒、赤痢、天花，以及恐怖的霍乱。他们得忍受暴风、刺痛眼睛的沙尘暴、皮肤病、骨折，不仅要在严酷艳阳下忍饥耐渴，碰到同行者死亡或者跟不上车队，更要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些拓荒者留下的回忆在在令人难忘。
许多“自由婚配”是白人男性屯垦者娶劳工阶层的西班牙裔女孩或者印第安女性。
第七章 女性议题与新女性
第七章 女性议题与新女性
即使在传统的异性恋婚姻，许多美国妻子也期望她们比老一辈的女性拥有更大的权力。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妻子必须与丈夫、社会甚至自己抗争，就算不会公开反对，私底下，她们也一定不愿意像前辈女性一样，毫无异议地臣服于丈夫的权威。
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第三幕里，先生汉默与妻子娜拉有场激烈的对话。
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第三幕里，先生汉默与妻子娜拉有场激烈的对话。汉默对妻子说：“你的妻子与母亲角色先于其他一切。”娜拉回答：“我不再如此想。我相信我和你一样，身为‘人’的角色先于其他……我将尽一切争取成为一个‘人’。”
当然，易卜生是以原始故事赢得进步思想者的掌声。娜拉在这个“玩偶家庭”里只是个傀儡般的老婆，而在这之前，她也只是父亲的“玩偶孩子”。娜拉企图脱离“玩偶家庭”，反映出许多女性试图成为人类社会“正式公民”的挣扎。娜拉顿时成为女性生存自主权的同义词，即使这代表女人必须放弃所谓的妻职与母职。
基本上，凯尔德的灵感来自沃斯通克拉夫特与约翰·米尔等女性主义思想家，深信女性数千年来屈于从属地位是因为它符合男性的需要，而婚姻是让女性无法摆脱枷锁的主要制度。她认为“婚姻里的拥有权”是古代买妻习俗的遗绪，沿袭至当代的婚姻市场，让维多利亚时代的适婚女性形同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其中之一是完全拒绝婚姻，“越来越多女人采取此一选择，与其牺牲自由、踏入婚姻只为谋得一张饭票，不如拒绝婚姻所提供的舒适生活”
我相信如果丈夫肯让妻子在家务事之余有点娱乐与嗜好，那么焦虑、不快乐、濒临崩溃的妻子就会少一些……婚姻制度的失败还在于英国丈夫拒绝让妻子经济独立……少有男人能够体会具有独立精神的太太连区区6便士都得跟先生伸手索讨，那种滋味有多么羞辱，他们更无法体会这会激起妻子多大的怨恨与反叛……
整体而言，快乐的妻子不像不幸的妻子那么率直。她们认为婚姻就是容忍丈夫的缺点，甚至百依百顺。她们相信维系婚姻是妻子而非丈夫的责任。
“女人成功的唯一障碍是她不可能有老婆。”
每周除了在外工作40小时，回到家里，还得至少工作20小时。多数丈夫并未与妻子平均分担家务，而多数家庭请不起帮手，我们也缺少足够的小区服务，以减少双薪夫妇的家务负担。
凡勃伦创造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预告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时代里，已婚妇女逐渐被设定成家庭用品与个人消费品的购买者，主要目的在炫示家里的财富。
第八章 美国的性、避孕与堕胎(1840—1940)
1860—1880年，美国40多个州通过反堕胎法，有些州之前根本不曾禁过堕胎。
第九章 妻子、战争与工作(1940—1950)
偶尔，工作也有较清闲的时候。伊芙琳回忆说：“有一次，我审查了同一个男人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他写给老婆，另一封信显然是写给他的女朋友。他在给女友的信上附上战时债券，我真想把这些债券转到他寄给老婆的信里。
许多军人与太太当年匆促结婚，接着就分开数个月或数年，好不容易等到战争结束，真的一起过活，便开始面临问题。到了1946年，美国离婚率已经激增为1/4，创下新高。
第十章 迈向新妻子(1950—2000)
毫无瑕疵的电视母亲管理一个超级干净的家与超级干净的孩子。这个人造形象投射到不分贵贱的每个美国家庭里，势必让某些人怀疑自己的家不够完美。
过了70年，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精神分析学者约翰·鲍比(John Bowlby)追随弗洛伊德的思维路线，发展出颇具影响力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鲍比认为孩子尚幼的母亲应该将全副身心放在照顾小孩，出外做事殊为不妥。他说：“有年幼孩子的母亲不得闲，至少，她不应该闲到有时间出外赚钱。
首先，她认为性别(gender)绝大部分是社会建构的，她曾说过“一个人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这句话已经成为名言。第二，波伏娃深信女人只要一日经济上必须仰赖丈夫，就会永远屈于“第二性”。这两个立场成为后世女性主义运动的信条。
不管妻子涉入政治与公共活动有多深，许多男人还是希望她们回到厨房。
瑞典的育婴假长达11个月，而且有薪水，父亲或母亲都可以申请。丹麦的育婴假更长达18个月，其中12个月支全薪。
我对工作的本质并无幻想。它未必都是知识挑战，也甚少容许创新与想象力的发挥。它可能制造压力、痛苦，伤害私生活。但是短时间之内，工作不会自这个世界消失。
里根在1980年当选总统以及他后来发动的“回归家庭价值”运动，最足以代表这股保守反挫，打消了性革命与女性主义革命的某些胜利。
“我没结婚，因为没必要。我养了3只宠物，符合丈夫的一切功能。我有一只每天清晨对我狂吠的狗，一只整个下午口出秽言的鹦鹉，还有一只夜游不归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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