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与阳：儒家道统与现实的张力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 A year with no significant.

这本书讨论了帝制中国步入衰落的几个原因，采用了大历史观，即不拘泥于时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转而从某一历史事件之后几百年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如明人认为亡国的原因与某一嫔妃有关，但在大历史的观念下看，显然绝非如此。

作者认为，明亡的原因，或明一步步走向倾颓、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原因在于其未能处理好人的阴阳问题，作者多次强调人的阴阳两面性，即一个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这种善恶的张力影响了晚明的许多人。

如张居正在幼年（或少年）万历皇帝（明神宗）眼中，是威严的良师，也是忠心耿耿的大臣，但在其死后，关于他劣迹的种种声讨却使其感到困惑和迷茫。万历曾经踌躇满志，却在意识到自己很难脱离文官的掣肘，难以随心所欲做出自由的决断后一蹶不振，不再有兴趣参与同文官的互动，其与文官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也越来越深。

继承张居正任职的申时行也逐渐觉察到这一点，尽管儒家文化强调道德化的治理理念，然则人们的阴阳两面性使其并不会时刻遵循儒家道义行事，而多有跟随内心的私利。在其任内非常重要，或可以说决定了其仕途终止的事件也同样与人性的阴阳性相关，万历皇帝想要依随自己的好恶立太后，而大臣却规劝他从习礼，申时行夹在中间斡旋不成，反而使其失去了其他文臣的信任，不得不引咎辞职。

不过作者的讨论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引申出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为学术的问题，即由儒家道德传统或意识形态倡导的政治经济体制构建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文官大多有科举制选拔而来，但科举考试所考察的内容大多是儒家经典而非法律或行政知识，一个熟悉儒家经典、能作诗赋词的人，就一定具备了治国理政的才干吗？显然并非如此。因而明代的百姓几乎得不到任何法律方面的援助，决定其生杀定夺的甚至可能只是官员的一念之差。

其次，受到儒家去私利观念的影响，明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旨在维持小农经济稳定，保持一种人人均等的状态，不过这一状态从未实现。而其他国家则试图采用各种手段，如承认并规制个人私利，利用个人对私利的追逐心理，发展商品经济，力图提高国家实力。这一策略已然被今世之现实证明为，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除了上文所述张居正、申时行之外，作者还通过抗倭名将戚继光、儒家卫道士海瑞、矛盾哲学家李贽三个人物的故事反映了明时士人所面临的矛盾的社会境况。如戚继光身为抗倭名将，对兵法有一套独到理解，却因种种原因（如文官主政的格局）难以改革国家军务，最终于万历十五年年底憾死。

儒家卫道士海瑞曾直接上书嘉靖皇帝讨伐其罪行，受到天下拥戴。最终却因其执拗地支持并贯彻儒家道德，海瑞在任时，不采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捍卫儒家道德，而是见一例罚一例，遭到其他官员的排挤。海瑞的问题，乃在于其没能看清人性的阴阳两面。海瑞的悲剧反映了这样一个更大的时代悲剧或时代困境，即尽管政府或官方意识形态强调儒家道德，甚至将儒家道德当做为官的基本规范考核，但这一道德规范却在同个人私利的抗争中败下阵来。国家倡导儒家道德，但一丝不苟贯彻儒家道德的人却遭到了群臣排挤，但由于这一张力的存在，海瑞被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人们不好公开排斥这位受人尊敬的卫道士，只得将其置于虚职之上。最终于万历十五年，海瑞逝世，文渊阁的阁臣们这才都松了口气。

李贽，离经叛道，对旧传统的批判性和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据后记所说，作者对史料解读有误，存有争议，暂且写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