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秩序

在這本書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宗教、政治與個人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對個人與社會、道德與權力、信仰與自由等終極命題提出了自己的追問，那就是：正義能不能通過個人來實現？

一直以來，正義是通過法律來維護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他創造性地從文學和倫理的角度來探討關於正義的這個問題。

羅佳的「超人理論」把世界上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佔少數，他們是「超人」、是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他們的罪行都是合法的，因為他們最終將打破舊的法律，建立新的秩序。另一部分佔大多數，他們是普通人，只能遵守現有的規矩，對於命運只能選擇逆來順受。羅佳一直認為，自己是少數人中的一員，他也一直用這個理論來支撐著自己的精神，讓自己相信，自己殺掉的只是一隻社會的蝨子。

這個理論，直接涉及了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問題：個人與公權力的關係。這個問題《利維坦》中有過精確的描述，簡單說來，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在公權力形成之前，人類都生活在叢林法則中，人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利益和榮譽而相互鬥爭。為了結束這種令人恐懼的局面，每個人都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從而形成公權力，這個公權力維護人們的生存、裁定人們的利益、保全人們的榮譽。但是，你願意讓渡這部分權利嗎？我們自由的邊界又在哪裡？當公權力不作為時，我們該如何自救？羅佳試圖用他的理論給出答案。

在《罪與罰》出版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後，弗洛伊德在他的學說中完整闡述了「三重人格理論」，這個理論標誌著精神分析學派逐漸成熟。所謂三重人格，指的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而在《罪與罰》中犯罪的羅佳、懺悔的羅佳和得到救贖的羅佳，恰恰對應著羅佳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組成了一個完整的人。

本我是本能的我，羅佳為了自己的生存，選擇走上殺人的道路，並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是替天行道；自我是面對現實世界的我，羅佳在殺人後陷入了良心的譴責，惶恐的靈魂無處安放，陷入了地獄般的煎熬中；超我就是理想化的我，故事的結尾處羅佳背負了苦難的十字架，得到了最後的救贖。可以說，殺人是本我驅使下的膨脹，而良心的拷問則是自我與本我的鬥爭，最後的懺悔是超我最終勝利的體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疑問：當自己的生存、利益和榮譽受損，而公權力沒有履行它的職責時，我們該怎麼辦？讓渡給公權力之後的自由，它的邊界在哪裡？為了自己的生命的延續，我們可以剝奪別人的生命嗎？實際上，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從人類社會形成至今從未停止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將追問的終點止步於上帝。

但是本書繼續拷問著人類靈魂深處關於社會本源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