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的中道，冒险扎进经典的密林

大卫·丹比在人生四十八岁那年，就仿佛但丁在《神曲》开头所说的“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却“说不清怎样走进了那座森林”一样，在各种主义与观点、文化战争、媒体影响中迷惑着焦虑着，感到自己只有观念而无信念，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自我已经迷失了一部分，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东西很可能已经失去了。

带着这些疑惑与危机感，在人生的中道，在第一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三十年之后，丹比重新坐进了大学的教室，重修文学人文课与当代文明课。尽管他的身躯已经难以塞进那些只适合年轻人的椅子，但他的大脑并未卡壳。

他和那些大一大二的学生一起阅读、思考、讨论、争辩，还有考试，这是所有成人的焦虑梦境。他足够勤奋，在地铁上、在照顾家人的空隙里，争分夺秒地阅读；他足够热情，那些触动他的作品，他会在饭桌上谈起，会打电话向他的每一个朋友推荐。

不得不说，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在中年时期，没有伟大的维吉尔，没有纯洁的天使贝雅特丽齐，在一个由各种人群组成的国家——你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是不纯洁的、堕落的，一个美国人，深入到那些伟大的著作中去，开始找回失去的自我，展开对自我的批评，就像一只已经习惯热水的青蛙准备跳出锅沿。

因而丹比重读历程的结晶《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Great Books)相比其他经典作品的介绍、导读类书籍来说显得更有温度。读者不会在这之中再次看到确立经典地位的陈词滥调与千百个学院派讲过无数遍的理论与解读，而是看到多年前留在潜意识之内知识的反刍与重读时的洞见。

这部厚重的作品主要由对经典作品的较为个人化的介绍、从作品出发反击左派批评并重估经典的价值、以及作者自己的回忆与反思组成。在这之中，最发人深思的或许是丹比对生命的重新启问与坦诚书写，这使读者看到经典作品如何联结着一个生命，如何让这个生命用不同的视角思考所在现实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历史。

如讲到卢梭时作者回忆起自己在那个喧嚣的六十年代所参与的运动，重审那一时刻，他得出一个“中庸”的结论：“永远不要朝比你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丢水果。”在这样的追忆里，他自问：“那种更宽广更自由的生活的美好，在哪里？我是否有机会知道我是何时错过它的？”

讲到霍布斯与洛克时，他重新思考起曾经遭遇的抢劫，这次抢劫给他的人生留下阴影，也画出了现实的边界。在当代文明课对哲学、政治学的阅读中，他不断地思考这件事，从这件事的细节到可能，从个人到社会，从社会契约到平等与自由。

最令人动容的或许是《李尔王》与他所经历的亲人死亡的直接关联：“《李尔王》把人带回代与代之间逃不掉的为了争夺权力所做的挣扎。它告诉你人生中生子与死亡的基本关系可能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他意识到，痛苦是无法用理性来验证的。

作为重新坐进教室的中年人，丹比不只是在阅读，同时也在不停地观察。在校外，他观察九十年代的美国，在校内，他观察九十年代的学生，观察课堂教学。他在书中记录了学生如何面对这些丰富的作品，老师如何引导学生去发现、完善自我。

从这种观察中，丹比对那些认为文学人文课与当代文明课是在加固西方霸权的批评做出了有力的还击。人们只有真正读过这些作品，才会发现这些作品彼此相异，互相质疑，并非一脉相承。正是通过这些作品，人们才能更深刻地看见与理解他者的存在。

“它们是一群无法驯服的野兽，互相打斗，也和读者打斗。学生读了这些书，便是接受了强健的伦理教育，接受了提振人心的心智习惯，其中包括怀疑论和自我批评”。正是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学生们“试穿不同的自我”，进而有了发现、完善自我的可能。

在这样的“试穿自我”的过程中，最能对如今的现实提出批评的一点或许是，任何非此即彼的对立思考都是狭隘的，而相对主义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准则。在一个种种观念对立的时代，人们如果还需要自由，那就应该接收多元的思想。“我们注定要面对变化和复杂性，只有理性和辩论才能产生知识，甚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