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者的天空下

在《被发明的昨日》中，塔米姆·安萨利认为，千年之后的历史学家反观当代时，不会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割裂开来，而是看作一场全球大战。我们不必等一个千年后的人来看待这已为古代陈迹的历史，作为在这个历史结果中成长起来的人，杰夫·戴尔早已在他这本难以归类的作品《寻踪索姆河》中如是说着，“毁灭成了标准和惯例”，而永恒则与战争留下的废墟共存，幻想着帝国永存的“纳粹党人将大战的地毯式毁灭提升到了战略方针的高度。”

不必想象自己是未来的、超越历史的人。杰夫·戴尔，这个大半生在路上、把自己交给世界的家伙，在书的结尾，他说他知道，鬼魂般飞舞着的蝴蝶，psyche, 其实在希腊语中也是灵魂的意思。兴许他能教给我们的是，只是把自己当作一只飞舞着的蝴蝶，或者灵魂，我们就可以洞见割裂之间的连续，发现通过纪念碑去散布的坚固意义之不存。

杰夫与两个朋友一道，开着租来的车，走上了寻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伤亡最惨重的会战、索姆河战役相关遗迹的旅行。他们称这辆车为“坦克”，或许是因为这场以英法失败为结局的战役，是人类战争中，第一次使用坦克的战役。而作为影像叙事的的纪录片“索然无味”，只有“坦克”才是真正的主角。主角旁边的人们，“唯有上帝知其名”，他们排着队，梦游般地走向死亡。

尽管这是一本将世界大战作为主题的写作，但杰夫并不是以写作历史巨著的雄心去描述事实。在他看来，这很容易陷入一种陈词滥调，是在进行二手叙述，甚至是对二手材料的再次拼凑。杰夫在历史的遗迹与表达之间，发掘独特的叙述，比如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萨松等人的作品，同时对关于战争和纪念的观念进行批评。

关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杰夫认为有关战争的一切都停在了真空中。即使有各种纪念活动，然而真相已经丢失，或者说被丢失，到处都是真空感和缺乏感。尽管杰夫没有明说，但读者会发现，这是由整个官方主导的纪念叙事所造就的。无论是为了美化战争中的死亡而宣扬英雄主义，还是受国家和军队资助的用于回顾过去的纪念碑艺术品，甚至是任何描述战争的书本和文字千篇一律地使用“恐怖”一词而消解它的含义，这些举措在抵消真相的同时，无不在导向一个更大的世纪任务：“这个世纪的模式早已设好。”

这个模式就是，在一场技术才是真正的侵略者的战争中，人不再是战争的主角，而是早已注定了死亡的存在，“被轰击是步兵的主要任务”。人们的角色不再重要，“英雄成了受害者，受害者也成了英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两者都已不存在，强大的工具和武器正在改变人在事实中的地位，如果英勇失去可能，那么怯懦何存？

如此就与官方的叙事相悖，在死者的天空下，战争真正的主体是死亡。在任何一个致力于新闻审查，“形成专制，而且促生了共情”的地方，人们要当心那些惯用的表达，那些“快问快答的热门词汇”。如果说在这样的世界里，还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也许无法认清现实的本质，但仍然怀有人心中的良善，有胆量去拒绝磨难——只是把劳作换到了战场上。是啊，激进一点，让我们借用一下苏格拉底的话来说，未经反抗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反省应是后于反抗之心的。

杰夫在评论雕塑的叙事时认为，在战争的纪念活动里，蕴含了对下一场战争的准备。或许对于战争的厌恶与反思只能存在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战场的人心中吧，那些未曾见过战场如地狱的人们，或许还在官方叙事的感怀下怀揣着浪漫的想象，向往着一场英雄式的献身。

或许二十世纪的战争已使得生活变成了突进式的，生活不再是逐渐消沉腐朽的。而生活的本来面目或许会促使人们对于毁灭的崇拜。我们要说预见未来，警惕灾难吗，可是也许生活早就是灾难的模因了，“早在阵亡者真正阵亡之前”。悲观地说，预言就是必定要发生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幸而，一战的生还者早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