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伽门农的女儿》：帝国的延续

如果不是随书附赠的小册子《隐喻者的歌》谈到的关于本书作者卡达莱的一些情况，读者恐怕无法想象在《致盲敕令》与《阿伽门农》中讽喻极权暴政的卡达莱在离开故国之前“政治嗅觉很灵敏，并擅长紧跟变化的政治形势创作”，一度听从劳动党中央与国家领袖的指示进行创作。这的确令人诧异，如果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吹手，他如何获得如此多的赞誉。

我们不该轻信一篇意识形态作业的介绍与评价，应做出在卡达莱身上所纠缠着的政治与个人创作的复杂认识。一个好的作家的作品应该是超出国族，写给所有人看的，“为了体现丰富的人性”。不过在这本《阿伽门农的女儿》小说集中，《长城》与《阿伽门农的女儿》写于1993年，《致盲敕令》写于1991年，均出自去国之后，我们难以从中发见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创作时的复杂心境，但也可看出他所获得的赞誉是实至名归。

卡达莱是历史专业出身，历史知识丰厚，同时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有着古老而鲜活的文学传统。以这两种知识结构为底，以及从俄、法文学中获得的滋养，再加上文学的野心（这种野心之一或许是，在一种严苛审查制度下如何表达一己之认识），促成了他独特的文学美感。

作为诗人登上文坛的卡达莱，在他的小说中也闪烁着诗人的光芒，他能够准确地运用词语，作品中佳句、金句迭出。同时他也将诗歌常用的隐喻等手法在小说中运用自如，还赋予传统、民间故事、古老文学新的意涵，或者直指当下，发现古老中蕴含的现在。

比如在《致盲敕令》中，作者虚构了一种被称为“邪恶之眼”的眼睛。在帝国里，这样的眼睛被认为是引起灾祸的原因。于是帝国颁布了一项旨在去除邪恶之眼的敕令，这项敕令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对邪恶之眼进行任何定义，它不严厉也不宽松，充满了模糊性。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人人自危，互相揭发，自我纠错，最终酿成一项覆及全国的灾难。由敕令所引起的行动逐渐升级，作者所用词语也由运动、混乱、变成灾难、屠杀、大清洗等词。

这部作品的主角（应该）是执行致盲敕令的办事员，在大清洗结束后，作为工具的他（以及所有办事员）也要被致盲：“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不幸算在我们头上，归咎于所谓的我们之过”。黑色寓言的气质于此处显现。读者可能会想起《失明症漫记》这样的作品，在萨拉马戈作品的结尾，人们复明了，然而却变成了“看得见的盲人”，盲人时期人类流露出的残酷行径，已经使社会分崩，文明倒退。在《致盲敕令》的结尾，盲人都走上了街头，参加官方所举办的“和解宴会”。在宴会上，澳大利亚领事认为，“致盲敕令也让口头诗歌再次兴盛起来”，联想到作者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个观点：一个国家进入民主社会之后如果史诗与口述历史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的观点。可以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邪恶之眼”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同时也传递出一个确切的古老帝国或者极权的统治术。它是一种人工的全景监控，依靠所有人监视所有人的方式来运行。“邪恶之眼”其实是帝王或统治者的眼睛，然而通过种种语焉不详的权术运作（诸如制造谣言等），使得被统治的人们都以统治者的眼睛作为观察他人的基准，从而令人人都生出一双邪恶之眼。

卡达莱曾说：“如果你在很年幼时涉猎文学，你就不会懂得太多政治。我想这拯救了我。”然而在小说中，他却一再地显示出他对于现实政治洞若观火的观察，信手便勾画出极权政治的轮廓以及部分细节。在《阿伽门农的女儿》中，主人公是一位新近收到请帖在五一节的时候坐在看台上的文化工作者。作者用一种意识流的方式描述了在整个五一节的过程中主角的心理变化。

在主角的思考中，他发现，牺牲自己的子女以获得至高权力，从古到今的统治者都会做。而这一点，正是从阿伽门农用自己的女儿祭祀的传说中发现的：“如果最高统帅阿伽门农牺牲了自己的女儿，就意味着他将不会再怜悯任何人。”由此，他想到了斯大林之子的牺牲。牺牲这个词本身便来自于祭祀。主角之所以想到阿伽门农的女儿，是因为他幽会的女友的父亲如今也身登高位，用一种去个人化的道德要求她的行为，主角将这看作是牺牲。（在这篇与《致盲敕令》中，爱情或幽会是故事中重要的组成，可看到现代反乌托邦文学的传统。）

与此同时，主角的内心也经常闪现着与牺牲有关的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人掉进了深渊，他可以借助鹰飞上去，要求是在一路上不断地用肉喂食鹰。高飞途中，当准备的肉吃完的时候，他开始割自己的肉。终于飞到顶上的时候，他只剩一具骨架。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一个人的上升莫不如此，与此同时，蔓延在各个群体中的清洗运动也让许多人不断地下落。这样的清洗运动，有时候开始于一些模糊的举报信。在这里，此篇与《致盲敕令》形成了对应补充，相同的是，灾祸的开始，都始自模糊性。在这个寓言中，如果我们将深渊颠倒，我们会发现，上升也即下落。这个系统里，没有人是安全的，每一个人的脚都踩不到地面。

在《长城》中，长城内外军士的各自讲述自己的困境，在读者的内心中他们的讲述形成对话。我们看到，长城（“这一可笑的栅栏”）将世界分成两个帝国，它们的气质相反，然而却也相近。宋督察说：“那信号早在几千年前就在宣称，他们派出的使团即将带着他们用黑蜡封好的信件到来。”蛮族勇士说：“每隔一万年或是一万五千年，就会有传言，那些想要回家一趟的人被批准了。”

我把这三篇看作是帝国的延续——不仅仅是因为前两篇取材历史且三篇逐渐抵达现实——它们无不直指一个古老的现实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