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史、现代性与范式革命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印刷成为革命的动因（agent），成为范式转换的代理者，通过知识载体和知识本身的二重革命，将过去封存，并建立起现代的时间-空间、本体论-认识论的意识观念，这样的观点已经足够诱人。

爱森斯坦的问题意识在于，印刷革命是一场“尚未被公认的革命（unacknowledged revolution）”（3），并没有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这一内在于史学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被忽略了。历史学界曾经理所当然地把文字资料当做核心研究对象，随后非洲史学家挑战了文字中心的史观，欧洲社会史家又站出来批判平头百姓的缺席。而爱森斯坦关注的，则是一种书面文化向另一种书面文化的变革，这有助于史学界反思对书面文化单一的、整体的理解——书面文化内部一样存在断裂，即手抄书文化和印刷文化的断裂。这的确是容易被忽略的一小段故事，在爱森斯坦看来，却是现代性的破晓，是历史渐进中的突变，极微妙却极关键，具备改写近代史的潜力。

全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勾勒传播革命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具体阐释印刷术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学革命的影响，从而论证印刷术的动因角色。不难看出，第一部分的工作实际上是通过对传播革命的考察，开发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研究工具，以帮助读者藉由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近代史学上的经典议题。

印刷术的发展，意味着知识生产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标准化、工业化的图书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手抄书彻底的整理、编订和分类，一套严谨的索引系统得以建立。激烈的竞争下，印刷商们为了修正手抄本的错讹，大量征集数据，甚至发起实地调查。印刷本强大的复制能力极大延长了文本的生命，知识被从长者的记忆和智慧中解放出来，走向高速累积的时代。公众们不再共享聆听的地方空间，而是在私人的阅读中和更广阔的土地产生了联系。这些印刷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手抄书之后的突变，在爱森斯坦看来，也诱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

印刷将知识固化的同时，也让文艺复兴得以成为永恒的复兴；倘若没有通俗《圣经》的大量发行，路德的革命便不会如此顺利。早期的印刷商把企业家精神和福音传道两相结合，成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与转换的完美载体。而对于近代科学而言，条目编纂的需求诱发了对自然史的兴趣，为了完善编史学，人们重新走入自然，复兴经验主义的同时，也为人们远离自然创造了条件。随着技术性文献的大量出版，知识生产的系统也得以重塑，开放、面向公众的科学观念得以诞生。

至此，印刷革命究竟应该被放置在因果链条中的哪个环节？对于这个核心问题，作者的态度其实颇为暧昧，这也是这本书易受批评的地方。一方面，作者极力将印刷革命作为重构历史的关键事件，在近代史中反复论证其重要性，呼吁将印刷史带入现代性的问题核心，如“你不能仅仅把印刷术当作复杂因果关系中的许多要素之一，这是因为传播变革使因果关系的性质变了（437）”。另一方面，作者又谨慎地强调，“印刷机是西欧变革的动因之一，我没有说印刷机是特定的变革动因，更没有说印刷机是唯一的变革动因（6）。”

总体而言，作者无意走向还原论、技术决定论，尽管她反对惯常的多变量解释，但也不想走向单一变量解释，而是希望呈现更加复杂的历史因果互动。或许，很难说是印刷革命直接“制造”了现代性，本书的贡献就在于揭示现代意识在知识生产层面具体的形成过程。

抛开精细的史学考据与论证不谈，爱森斯坦从印刷革命切入对近代史的重构，不失为一场小型的“范式革命”，这正是本书的精彩之处。在爱森斯坦的叙述中，印刷革命充当了传统和现代两种范式的转换桥梁，从而呈现出奇妙的、短暂的历史场景，宛如日出前的魔幻时刻，在连续中断裂，在渐进中突变。只有在印刷革命的时代，才会出现小资本家和文人作家、和布道者、和目录学家、博物学家的多重身份或紧密合作；而在这空前的结合中，又涌动着分离的暗流，为资本主义的扩张、现代性的弥散、专业分工的过度精细化和无可挽回的祛魅埋下伏笔。与此类似，资本驱动下的拥抱自然，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社会同自然的温存——在此以后，自然便被文字和纸本取代，后者成为了新的“自然”，学者则再一次回归摇椅。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印刷成为革命的动因（agent），成为范式转换的代理者，通过知识载体和知识本身的二重革命，将过去封存，并建立起现代的时间-空间、本体论-认识论的意识观念，这样的观点已经足够诱人，正如作者所言——“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变迁发生在前，世界观的转变发生在后。如果持这样的态度，我们必然会大有斩获（286）。”

**在方法论上，爱森斯坦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自反性问题，并努力将其纳入史学方法实践。**后范式对前范式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通约的：“手抄书文化的历史情况，又只能透过印刷文化的面纱来加以观察……如果靠扫描书商的销售目录去搜寻新书，他们不可能探查到印刷术最重要的变革。这种扫描和搜寻的活动本身就阻碍了认清一个新的迹象：频繁使用书名页就是这一百年里的新迹象（102）。”倘若缺乏这层自反性意识，忽略物质性载体的根本变革，“将思想与社会行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努力，或者建立“知识社会学”的努力都可能受挫（14）。”

**更重要的是，爱森斯坦的媒介史考察有助于挖掘媒介研究的独特潜力，这是由媒介天然的二重性（主-客、身-心、本体论-认识论）决定的——恰巧又和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相耦合。**作者的论战对象范围之广，显然比当代主流传播学研究更具想像力，也更接近“总体性社会科学”。

在研究姿态上，爱森斯坦努力把熟悉的陌生化，把孤岛和大陆连接。她抱怨，现代学界忙于研究电视，却忘记了印刷术的革命性作用，因为印刷品已经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无人在意它们曾经也是令世人称奇的“新媒体”。另一方面，她叹息于印刷术研究被人为地孤立和封闭起来，脱离主流文献和核心问题。

然而令人慨叹的是，作者本人的这本著作也难逃被孤立和误置的命运。《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在T大图书馆馆藏中位于“中文科技图书借阅区”，和其他印刷史著作一样，与印刷工艺、书籍装帧等科技图书为邻，和主流史学著作相隔甚远。[1]而媒介环境学派在如今所谓传播学的教科书里也常常遭遇误读和矮化，令人惋惜。这些回环很难不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进入电子时代的知识生产者，又经历了怎样的媒介革命，因此落下了什么呢？

[1] 有趣的是，这还和作者阐述的有关知识生产分工的观点相吻合。早期的印刷时代或许是最后一个综合性知识生产的时代，彼时的知识分子还未和印刷工匠脱离。随后的几百年间，作者和印刷厂、出版社、图书馆员成为相互独立的身份，而图书馆员的编目训练和学者的知识生产也两相分离。这或许是《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在图书馆地处尴尬位置的另一个原因。具体可参考Andrew Abbott的图书馆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