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构的解构
布迪厄连同他发明的一个个“小世界”，都带有反学究的气质——某种社会学的街头智慧——灵活、敏捷、特立独行，极富战斗性。如果没有布迪厄，很难想象有人能够将反思性打造成这样一个概念——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释放出爆炸性的力量。
2020年末，等我摸到布尔迪厄理论的门口，我忽然意识到，过去一年大陆文化圈颇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把自己作为方法”、“回归故里”云云，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这位学者悉数清算。思想史亦是个人史，学者究其一生解决“生命谜题”并非新鲜事，却少有人像布尔迪厄这样，把对象化的武器扭转枪头，对准自己的身份群体、自己的职业场域、最个人意义上的自我，并试图借此发动学术上的认知革命。他的经历跨越阶级，学术训练横跨不同学科、领域乃至阵营。一次又一次，他在深思熟虑之后选择据斥和出走，在最危险的理论地带另辟蹊径。这种气质及它的思想产物，即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
反思社会学导引9.7[法国] 皮埃尔·布迪厄 [美] 华康德 / 2015 / 商务印书馆除了华康德提纲挈领的综述，本书尤其耐读的是第二部分，经由布尔迪厄回应批评、澄清误解，理论建构的细微意图逐渐显露。反思社会学既是理论也是方法（或者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二分理应取消），甚至是一种政治伦理——“使我们有可能合乎理性地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去塑造社会学，塑造社会，并最终塑造我们的自我。”[1]
以二重性超越二元论
如前所述，倘若要在基本的思想脉络中定位布尔迪厄，一个高频词必然是“反”，而且是“既反……又反……”。摆在布尔迪厄面前的首先是社会学两大基本流派：一边是宏观的社会物理学/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另一边是微观的社会现象学/主观主义/建构主义。在布尔迪厄看来，无论是僵化、物化的抽象社会结构[2]，还是过度社会化的文化傀儡[3]，都和真实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
布尔迪厄试图超越二元论（dualism），用他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一种二重性（duality）：第一重是客观的位置结构，即物质资源的分配情况；第二重则是行动者的身心图式和性情倾向范畴。[4]进一步地，这对二重结构具有生成上的对应关系，作为次级客观性的性情倾向正是客观结构的产物。在布尔迪厄有关阶级再生产的论述中，这种无意识的契合关系正是“社会支配关系的身体化”，从而模糊了行动者屈服和抵抗的界限——“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5]但是，布尔迪厄强调，这种二重结构以及随之产生的二律背反并不是决定论，因为搭建对应关系的符号系统不仅反映社会结构，还能积极地建构世界——这正是行动者的主体性所在。
通过实践理论，可以进一步理解布尔迪厄的“生成性结构主义”[6]。布尔迪厄把分化后的社会视作相对自主的小世界——场域——的聚合，具体的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7]场域同时也是行动者彼此竞争，争夺各种资本，从而改变场域权力结构的游戏战场。[8]在行动者自身内部，惯习支配着行动者的策略。惯习既是能动的，又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9]场域和惯习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先于认知的实践感，这背后是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即如前所述的生成关系。实践感是模糊含混的——正如包含着多向时间维度的惯习概念一般——它不是清晰精确的理论，却因此更加贴近行动者的日常逻辑。实践理论所揭示的场域和惯习的辩证二重性，弥合了社会学和心理学，展现出布尔迪厄理论独特的关系主义和一元论色彩。
反思学术场和学术人的无意识
布尔迪厄之所以能够跳出传统的社会学争论，和他所倡导的“社会学的社会学”[10]密不可分。有关学术体制的经验研究使他能够把学术工作——日常实施客观对象化的主体——对象化，从而发展出独特的反思性理论。布尔迪厄对学术场域的研究，没有停留在行业内部讨论的浅薄层次（这种层次的抱怨自现代学术体制诞生之后便层出不穷），不仅成为了建构场域理论的一块基石，而且直指社会学认识论的薄弱环节，进而开启了追求“总体性社会科学”[11]的大门。可以说，以《学术人》为代表的学术场研究，在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建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布尔迪厄视知识分子为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者[12]，一方面易受权力场域的摆布，另一方面又是符号暴力的重要创造者。文化场域是一个相对自主、具有独特逻辑的空间，同时也是社会利益集团和文化对象之间的重要中介。[13]学术人偏见的来源远不止个人的社会出身——即在广义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还包括学者在学术场域和权力场域中的位置，以及最致命的“唯智主义偏见”。[14]这种偏见在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科学无意识，是学术场版本的“何不食肉糜”，诱使学者用理论逻辑替代实践逻辑，从而彻底偏离所描述的社会事实。布迪厄对学术人偏见的研究，不是倡导学者主体进行某种内省从而取消研究主客体之间的距离（这正是人类学的传统做法），而是对这种客观距离及其社会条件进行一视同仁的研究，使得未被发现的范畴得以对象化，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的检验。
学术场研究区别于其他场域研究的特殊性，便在于这一研究的必要过程，即参与性对象化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学术人》最早出版于1984年，按照布尔迪厄的话说，这代表了他“从60年代早期开始的一种非常自觉的‘认识论实验’的巅峰”[15]。早在六十年代，布尔迪厄就尝试用人类学研究陌生异族社会的方法，来研究家乡比安地区的婚嫁礼俗转型。同一时期的另一个研究重心是以《继承人》《再生产》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布尔迪厄又何尝不是高等教育体制的“局内人”？正是暗藏着自反性实验的经验研究，最终导向了布迪厄对整个社会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彻底反思。
以关系性认识论重建总体性社会科学
关系性的观念是反思社会学的必然产物，正如布迪厄在解释社会学者面临的陷阱时所言：“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出现错误的一个主要根源就在于，它与它的研究对象之间有着不加控制的关系，而社会科学还往往将这种关系投射到对象身上……他们表面上用科学话语所谈及的，并非对象，而是他们与对象的关系。”模糊的实践逻辑也是：“理论知识中大量最根本的性质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理论知识的条件并非产生实践的条件。”
在试图综述布迪厄理论的过程中，总是会发现布尔迪厄对概念的建构具有强烈的理论意识，并且蕴含着方法论的指向性。他的研究对象如此纷繁，却内含一以贯之的逻辑。理论和经验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思考浑然一体，难以分离——这或许是布迪厄理论体系自身的某种“生成性”，也是大量自我反思、自我检验的产物。
由此出发，布迪厄追求的社会学必然是一门总体性科学，一切阻碍真知的现代科学的专业化分工都必须被打破。[16]理论和经验、定量和定性、统计和民族志……一切方法上的二元对立，在布迪厄看来都是人为的割裂，是现代化分工和社会等级制的产物，而非基于认识论根据的选择，因此注定是一种缺陷。唯方法主义和唯理论主义一样狭隘：前者“用不加思量的技术锤炼来填补理论见解匮乏所产生的真空”，就像“深夜醉鬼坚持要在光线最亮的路灯边寻找他丢了的钥匙”[17]；后者“把理论的体制看作一个孤立的、自我封闭和自我指涉的话语领域”，不过是“无休止的文字游戏”[18]。布尔迪厄的理论工作建立在大量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包括定量研究和民族志。他在研究上是一个关系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拒绝一切带有“学院习气”的花架子把戏——在这方面恐怕没有谁的嗅觉比布迪厄更为灵敏，华康德对此的评论尤为精辟：
正如布尔迪厄自己的理论所预见的那样，他对反思性的关注可以在他的社会轨迹和学术轨迹中找到根源，并表现了他早年科学惯习的构成条件。在布尔迪厄的基本（阶级）关系同那种在50年代得以顺利被纳入法国学术场域所要求的的惯习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距，而布尔迪厄的科学惯习首先是这一差距的产物。
布迪厄式的“反思性”
布尔迪厄的社会经历和学术经历，都是多元而广阔的（无论在垂直方向还是在水平方向上）。从邮差的儿子到巴黎高师的哲学院学生，从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到与国立经济统计研究所的合作，布尔迪厄总是在各种身份间“进进出出”，并且擅长在身份区隔的缝隙中对诸多关系进行反思。他总是和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保持距离，乃至保持疏离，时常提出尖锐的正面批评，也因此树敌颇多。哪怕是《自我分析纲要》这样的作品都笔调冷峻，而且反复强调其“反自传”的性质。他常用这样一种句式：“如果你们以为……那么你们错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的诸多概念模糊暧昧，让批评者多少有些无从下手而哭笑不得。他连同他发明的一个个“小世界”，都带有反学究的气质——某种社会学的街头智慧——灵活、敏捷、特立独行，极富战斗性。
布迪厄对社会科学的批评时常过于严厉，以至于读者不禁要对该学科的合法性产生根本性的怀疑——但这恰恰是布尔迪厄致力于维护的。布尔迪厄相信，社会学能够“借助自身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这种历史主义的循环”[19]，而唯有“对社会学实践本身进行一次社会学的检验”[20]，彻底反思唯理论主义、社会科学家自我中心主义的偏见，才能真正打开这种可能性。
这是布尔迪厄式“反思性”的诸多辩证法之一：祛魅是为了正视，解构是为了建构；知晓了种种局限，才是有所把握的开始。布尔迪厄痛恨“无意识”，无论是对结构的无意识还是对自身的无意识。对于社会学是如此，对于社会中的个体也是如此。对布迪厄最普遍的批评是，他骨子里仍然是个持有宿命论观点的结构主义者。在《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布迪厄回应了这一批评，他强调惯习这一系统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并点明了行动者能动性的来源[21]：
只有当行动者有意识地自觉把握了他们与自身性情倾向的关系，行动者才能获得某种“主体”之类的位置。借助自觉意识，行动者可以经过反复思量，让他们的性情倾向“发作”,或是相反压制住这些性情倾向……莱布尼茨就曾提出，你不能像笛卡尔宣称的那样，以理智作武器，来和激情作战，只能是用“有偏向的意愿”，即在其他激情力量的协助下，抗击激情……要是不很好地分析这种通过性情倾向体现出来的微妙的决定过程，你就成了无意识的性情倾向行动的附属品，而这样的无意识性本身就是所谓决定机制的同谋。 [22]
再一次地，答案仍然是反思，自觉的反思。布迪厄倡导的反思性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内省，也不是自身的目的。它的考察对象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个体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它绝非自我解构、自我矮化的消极话语，而是从残酷的自我揭露——同时也是社会揭露——出发，通过某种“复归”最终重建主体。
正如华康德所言，这一走向使得布尔迪厄与后现代的反思性分道扬镳。[23]布迪厄坚信反思性这种工具将产生更多的科学知识，而不是相反。[24]他的反叛因此显得既“自我”，又“忠诚”，或者说“忠实于自身的主体性”。布迪厄坚持“社会学是一门武术，一种自卫手段”[25]，但他“自卫”的方式却是对现实政治的大胆介入，以至于一度被称作“社会学恐怖主义”[26]。用“理论的恐怖主义者”来形容布迪厄似乎并不过分，这个词语至少可以在中性的层面上使用。他的理论总是取道奇崛：如果没有布迪厄，很难想象有人能够将反思性打造成这样一个概念——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释放出爆炸性的力量。
[1] 布尔迪厄, 华康德, 2015.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商务印书馆, 第59页.
[2] 反思社会学导引[M], 第7页.
[3] 第9页.
[4] 第10页.
[5] 在这里，布尔迪厄也超越了有关被支配文化的屈服/抵抗的二分，详见第23-25页.
[6] 关于这一称谓的来历，详见布尔迪厄, 华康德, 2015.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商务印书馆, 第63页.
[7] 第16页.
[8] 第17页.
[9] 第18页.
[10] 第91页.
[11] 第27页.
[12] 第28页.
[13] 第92页.
[14] 第39-40页.
[15] 第90页.
[16] 第27-30页.
[17] 第30页.
[18] 第31页.
[19] 第89页.
[20] 第89页.
[21] 华康德在第二部分第四节（问题4.14-4.15），就“惯习概念的决定论色彩”向布尔迪厄提问，这也是布尔迪厄广受批评的一点，尽管布尔迪厄认为这仍然是对他理论的一种误读。这部分提问和讨论见第163-169页.
[22] 第168-169页.
[23] 第37页.
[24] 第237页.
[25] 参见Pierre Carles导演的纪录片«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2001）.
社会学是种武术 (2001)9.12001 / 法国 / 纪录片 / Pierre Carles / Pierre Bourdieu[26] 布迪厄的学生Jeannine Verdès-Leroux曾在1998年出版名为« Le Savant et la politique. Essai sur le terrorisme sociologique de Pierre Bourdieu »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