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境界》笔记

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著作《历史学的境界》原名《历史笔记》，收录了演讲稿、采访稿、书评，甚至论文点评等零碎文章。相比《红太阳》对延安整风之前之后的纵深挖掘，这本小书读来并不令人兴奋，就稍嫌不过瘾。然而小也有小的好处，我们能够在纷杂的日常思考之中，获取些“歧路”的经验，吉光片羽，也熠熠生辉；瑕疵病疴，亦足以为戒。

一直以来我都怀疑，解放军的风卷残云和国民党的兵败如山倒，其原因是不是在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深得民心？或者说“民心”的作用是否至关重要？因为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不在少数，而且力量不可忽视。即便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了资产阶级，但是土改运动肯定不能把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全部消灭，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这些被斗者是否都坐以待毙？而占大多数的贫农等无产阶级是否都因为拥护共产党而积极的投身革命、奔赴站场？（翻检历史，我们总能看到，在战争的洪流当中，太多的人民不过随波逐流，遵从胜王败寇的选择。）何况国统区大面积的底层民众接触共产党的宣传信息毕竟是有限的。

在《他何以选择离开》这篇文章中，作者借对王鼎钧《关山夺路》的解读，回答了我的部分疑问。 王鼎钧四九年前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三大战役经历其二，赴台后投身新闻界，因”历史问题“受到情报部门长期监控。1946年王随军驻守南京，对“苏北难民”产生兴趣。“苏北难民”就是苏北根据地因“反奸、清算、复仇”运动而逃亡南京、上海等地的苏北地主、富农及其家属。这些难民向国府请愿，被警卫轰了出来，“国民党完全不管他们，还有人说他们是地痞流氓，活该共产党整治他们。”他们向南京人民诉说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游街戴高帽、斗争会、吊打、捆打、被打死上万人的故事，但是南京人民不要听，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么做？没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王说，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国统区的人民连听也懒得听，就是听到有关解放区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释，相信自己家乡纵然解放了，也不会受到这般对待。接着作者对此有一段分析，我摘录如下：

“这是一个经验和事实互相背离的怪圈。以后京沪一带的人逃到广东，广东人对他们也是不信，“不同情”；待广东人跑香港、台湾，台湾人也是不信，说他们肯定不是好人，否则不会被家乡人赶出来。王鼎钧说得非常正确：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叫人很难接受。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出版过苏联叛逃者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但没有任何社会反响，因为该书的内容太反常，超出了人类经验的范围，谁都难以相信书中的内容。左翼青年拒斥可以理解，中间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也都跟着视而不见，就令人费解了。盖因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还留过洋，相信自己客观公正。其实他们大多受二战后社会潮流的影响，对斯大林充满美好的想象，很难真正做到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先入为主，早已在头脑中筑起了拦河大坝，已自动过滤了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其他信息。”

土改的剧烈创造了很多“敌人”，山东联中八千学生流亡南下的事例作者多次提到。这些学生多为地富出身，由家长交由学校带出逃命，为家里留一个根，而家长则“小人恋土”，宁愿留在家乡守着房子和土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八千学生随山东联中校长一路南下，最后落脚澎湖，只剩下五千学生。1949年12月，校长等七位师生却被指为共产党“匪谍”，惨遭澎湖司令枪杀。在前一篇《六十年来家园，万千心事谁诉》中，龙应台描述了同样因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的故事，他们一边南下，一边读书，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这些学生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的国民党军队会合，在其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民党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那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

在这些被迫逃命的人员之外，还有些人是自愿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作者引述王鼎钧描述其父“跟着国民党断然出走”的理由是因为，王鼎钧的父亲是一个“守旧的乡绅”，读过专科学校，做过孙传芳的幕僚，八路军第一次占领其家乡兰陵时，曾被短期羁押，后因没有劣迹，才被释放，从此知道“中共革命，他没有生存的空间”。在《六十年来家园》中，作者提到“沪上名作家张爱玲”、“国民党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他们是留下来观察了一段新时政然而选择离开的。此处作者引用了龙应台书中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说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了？”王鼎钧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对国共两党持双重标准。他说，“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产党军队受挫，国民党军队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催促国民政府让步求和。但当李宗仁向共产党求和时，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

作者认为“民心如流水，随时会变化。”他引述王鼎钧的话说：“国民党似乎并非因为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了土地才失去了人民。”其依据是，在山东国共“拉锯战”时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都有两套班子，一套接待共产党军队，一套接待国民党军队。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民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产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直到国民党军队最后一败涂地，老百姓也就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作者认为当时国统区人民虽然强烈不满通货膨胀和国民党的腐败，但受正统思想影响，对蒋还有迷信，对中共缺少正面认识，并非就盼着共产党解放。作者引述王鼎钧于1949年初在天津被俘时，写道：“解放军班长教他们学唱革命歌曲，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全场默然，王更是张口结舌，说这未免太离谱了，他认为这不仅是侮辱蒋氏，也是侮辱他们这批被俘者的知识程度。”

但是与选择离开的人相比，更多人选择留下来，选择回来。文章后面说到王鼎钧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复旦大学教授，劝王父留下来时说，“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周后就习惯了”，并介绍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作者也没有讳言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六十年来家园》中，作者记录了龙应台引用的两个事例：一个是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民党军队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和民的界线。”一个是逃到台湾的前国民党连长林精武的回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他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

但是作者在探讨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时候，落到蒋“气数已尽”上，突然笔锋一转，退一步想“蒋如果在重庆谈判时对毛施以辣手，国民党会败走台湾吗？”然后衡量蒋“妇人之仁”，在杀伐决断、手段凌厉上远逊对手。说毛在参加重庆国民参政会为纪念“九一八”的茶会上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是麻痹蒋，乃刘备“闻雷失箸”计谋的重演。又云毛于10月安全返回延安后，原先高度紧张的精神一下松弛下来，得了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见生人，常会晕倒，只能搬到延安郊区休养，以至于斯大林专门从莫斯科派了医生来延安为毛调养身体，时间长达数月。后面更是假设毛遇不测，中共将无卓越领袖，只能碌碌无为，而蒋的天下可以守住。这番联想实在是有失公允，欠缺风度，颇为意气用事，岂称“境界”，应当为史学家忌。

而在《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访谈中说到蒋介石身边谍影重重，直言刘斐（为章）是中共特工。因刘是总统官邸地图室三巨头（总统、周菊村、刘斐）之一，所以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并援引郭汝瑰所言，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郭与刘斐关系很坏，刘有建议，郭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郭，叫郭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人利用，郭才意识到刘也是为共产党工作。郭汝瑰官至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根据其回忆录自述情报贡献，是中共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但是刘斐的间谍身份现在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此处作者未免疏忽。

在《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中，作者也重申了刘知几“史才”、“史学”、“史识”三位一体的史家本色，“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其实不仅史家要求此三者，读史者也更应该锻炼三者能力。而在我看来，此三者之外，“秉笔直书”四字尤为重要。“直”也，不隐其善，不掩其瑕，不左不右。既能大处着眼，又能小节入微，然后才能知鉴过去、未来。著史者以此“直笔”，读史者以此“直观”，所谓史学才真有境界。然则三者求一已是难得，三者齐备能有几人？更遑论三者之外又求第四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