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悲伤的家族史

最近读了很多纪实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我对世界的看法是单调而扁平的，过去我既不知道21世纪的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人在用什么方式挣扎求生，也不知道我所在的这个世界的过去发生过的这些写进历史书中的细节。 我是贫瘠的，世界是沉默而丰富的。时间和空间的沟壑之中，记录着群星闪耀之时，也掩埋了各种各样的痛苦。

全书完于母亲的再一次死亡，从作者记忆中投射到文字里，再被陌生国家的人读到，在她心里留下戛然而止的谜团。 作为女儿和一个家族流落在外的成员，作者的这次寻找收获了一部分家谱，一个互联网遗物整理师朋友，一个充分倾诉回忆的机会。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我理解她付出这些努力的深层原因。 当我们试图想象一个住在与世无争的偏僻乡村，以电脑作为写作的基本工具并且用Google寻找母亲信息的作家时，下意识地会将这个新时代和二战、纳粹德国这样的旧时代分割，所以看起来这种追溯历史的行为最初看来就像有些富商热衷的“寻根”之旅，是一种好奇与回忆混合的情感动机。也因为这样，在发现作者是这场战争中东方劳工的直接受害者时，所受的震撼会成倍增加。 作者童年的悲惨故事也许真正揭开了先入为主的“寻亲”执念的迷雾：究竟为什么要寻找到所有的过去？ 我想作者可能和她的母亲一样，在颠沛流离中失去了和世界的联系。如果不挖出土地中埋藏的秘密，很难想象她如何释怀这一切，有关无理由的贫穷，饥饿，尊严的丧失殆尽。还原母亲的一生，不仅仅在于为母亲空白的人生连起线索，更重要的是放过自己，将自己从无可溯源的原罪中解脱出来——我生而有罪吗？为何我需要承受这一切？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而追寻到终点时，我终于能发现和承认发生在我这个微小的不太合格的家庭中的黑色故事真的有巨大的命运推手，那就是两个同样冷酷的帝国。 作者完成了她的近现代家族史，虽然关于母亲的迷雾仍未散去。而我也意识到，“历史”和“家族史”的区别。犹太人写的历史里只有集中营，而没有这些乌克兰劳工的中转营；古拉格的历史属于苏联人，也没有她们这样战时被遣送到德国的劳工的立锥之地。他们像是庞大的历史中细小的碎片，在两块历史的缝隙中游走，生前的肉体无家可归，死后的历史无人问津。即使我们能理解死去几千万人是巨大的灾难，也无法想象这对每一个家庭会造成怎样的损害。我深入了出生在马里乌波尔这一家人的历史与命运，也借他们的眼睛看到了更多被折叠的悲剧展开稀释成的具体样子。 从《艾希曼到耶路撒冷》和《癌症楼》，到《失落的卫星》和《失焦》，到《耳语者》和《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二战中的德国、苏联和他们身后的故事从偶然的阅读行为中跳脱出来，成为一条可以穿连的有逻辑的故事链。战争的目的也许有正义和邪恶之分，然而它们的结果都需要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普通人来承受。极权的政体也许可以带来一时的春药般的兴奋感和效果，然而它们最终对这个世界和人性都是有害的。 愿我们能长久拥抱和平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