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失败者：论《闪光的哈萨维》

哈萨维是夏亚和阿姆罗两个人的精神继承人。他就如同屠格涅夫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哈姆雷特，也像堂吉诃德一样，处在这两个人的影子中间挣扎。

他相信联邦已经腐朽，需要改变；即使改变不能来自内部，必须来自一些激烈的、暴力的东西，需要自己去创造那种未来，但当他面对自己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所带来的次生灾害时，还是会感到颤抖，见不得支离破碎的尸体。

如果说夏亚是一个有想法，并且毫不动摇地实施的复仇者，与一个克里斯玛领袖的两体混合，哈萨维就是一个更劣化的夏亚；就好像夏亚是那些强人独裁者，比如希特勒等人的劣化一样。

所以，可怜的哈萨维在弹幕里就成了一个性压抑、每天睡觉、打架、想琪琪的人。对哈萨维来说，十几年前奎丝的离去，永远是心中迈不过的痛。也许他也想过：如果我像夏亚一样，那么强大、那么坚定、那么能蛊惑人，事情是不是就会有所改变？也许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重要，只是他在不断反刍之中，把它画成了自己脑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意象。

从在飞机上被琪琪看穿真身，哈萨维的自我约束就陷入了一团混乱，仿佛自己都不像自己，自律精密机器般的革命者只是想象，实际陷入内耗与挣扎，变成了脆弱的男孩。所以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看不懂自己了。第二部叫喀耳刻的魔女，喀耳刻是日神赫利俄斯之女，有着把奥德修斯船员变成猪的神奇药水，被有神助力的奥德修斯制服了。而琪琪一样把所有男人控制和影响，女人是弱者，富豪的情人更是弱者，一个特殊位置的寄生者，却在某种意义上比位高权重的男人更有力量，同时成为了剧情的推动者和冷峻的观察者。男人在喀耳刻目前也不过是兽。

哈萨维以为自己是为普通人革命，而出租车司机告诉他，生活不会有改变，搞恐怖袭击反而封路，卷进去还有性命之忧。那你是在为谁，为了自己的幻想满足自己的自我实现吗？做一个恐怖分子的自我实现？哈萨维的自我已经要崩溃了，这时候只能给自己洗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牺牲局部短期保护整体长期的控制历史正确方向的人，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在这里反省自己做错了。三种语言拼起的先知之名，“马夫蒂·纳比尤·埃林”（苏丹语、阿拉伯语、爱尔兰语拼凑成的“正义的预言者”），代表着可怕的自负。如同阿喀琉斯的愤怒把希腊人带去喂哈迪斯的三头犬，只是为了让希腊人承认他是最强的离不开他，然后好朋友因此而死。哈萨维，如果你不在意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你就不会额外付出代价了吗？

哈萨维的父亲布莱德·诺亚是四处参战维持联邦的救火队员，最后被再次利用，利用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一对父子，套上父亲为联邦处死儿子大义灭亲的名义。哈萨维是布莱德的儿子，也是联邦的儿子，不同代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带上不同的底色，上一代容忍裱糊，下一代不忍掀桌。为了维持权力的联邦如同戈雅的农神吞噬其子，然后我们知道了农神和联邦的结局。

「身構えている時には、死神は来ないものだ、ハサウェイ。」（当你严阵以待时，死神是不会降临的，哈萨维。）​这句“凝视深渊”的台词，颇有种一语成谶的滋味。之后，在有些神棍，或者说精神胜利地阻挡陨石之后，夏亚和阿姆罗一起失踪在了宇宙之中。

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的破碎与不堪，剩下的人就要面对之后的沉寂与痛苦。

而哈萨维选择的革命，或者说恐怖行动，就好像是一股火焰：它不仅要燃烧他接触到的外界，而且还要燃烧自己。赤军和全共斗时代，除了搞罢工、学生运动等传统的、还算在合理想象范围内的运动之外，渐渐地，事情就变得不对味了：开始跨国劫机，最后还跑到远离城市的山庄里，对自己的同志进行大清洗，杀掉了12个人，其中甚至还包括孕妇。

也许之后这种噩梦一般的事情，就要到沙林毒气、奥姆真理教之类了吧。当时可以说是现代病，或者说后现代思潮开始蔓延。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狂飙阶段，但一部分年轻人陷入了变成社会螺丝钉的那种难以名状的恐惧中。

每到这种时候，人就会想把自己投身到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和运动之中，想改变一切，想砸碎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但是旧世界也许可以砸碎，谁也不知道新世界会不会来，新世界又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人想过。

如果了解一下作者富野由悠季的生平，可以看出1941年出生的他有点像村上春树那一代人，也比较像宫崎骏。和村上一样，他没发和参加过战争机器的父亲共处。有些评论家认为，日本的创作者在一代一代劣化：见过赤军全共斗的一代人，见证过这代人的下一代人，再往后，连见证过见证者的人都没有了，比如富野由悠季、庵野秀明和奈须蘑菇。所以写出的东西，怎么说呢，越来越不敢恭维，或者说有一种真空球形鸡的美吧：好像很宏大、很有感染力，但其实很中二，既不符合现实，说服力也没有很强，越来越像是一种娱乐产品。就像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两人回到自己的身份以后，每次王子反对大臣提出的某些意见时，就会说：“你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知道。”

所以，哈萨维和高达，以及富野由悠季的产地，虽然都是日本，但理解它们的话，可能比较接近的，还是俄国从东正教时期和法国大革命前期的一些资料。从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罪与罚》里的挣扎，到后来的一些作品，其实可以体会出那种诡异的氛围。自我强化的革命，先是绞首了国王，然后席卷了丹东、罗伯斯庇尔，一个又一个地走向自我摧毁的过程。

而富野完全没有想写到这一步，结局只是哈萨维被杀，他的父亲被安上了大义灭亲的宣传。杀掉哈萨维的大佐凯尼斯也心灰意冷，退出军队。

我认为，这和哈萨维之前被人嘲笑的性压抑一样，其实是作者的慈悲。作为一本更接近于脱离现有世界观和卖胶企业限制、抒发自我的小说，就假设它不会受到“必须融入世界观”的天意约束好了。

作者完全可以写出一个哈萨维通过连续的恐怖行动，实现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效果，成功把联邦政府搅成一团乱。然后哈萨维的组织陷入内斗与自毁过程。没错，就是复刻一遍法国大革命，然后在这时候停下。

这时候，对哈萨维的观感就会变成一个类似罗伯斯庇尔之类的角色，基本是负面的。但他没有写到这一步，而是让哈萨维停在被抓住、然后被处死、秘密处死的过程，相当于更接近一个古典悲剧英雄结构。

当然，并不是作者或小说要表示对哈萨维的支持与赞美，只是在他身上体现出类似哈姆雷特那种犹豫、推迟，以及影响行动的同时，又承受着走向与古典相同命运和结构的拉力，并最终自毁的过程。处在局外的我们，因此对哈萨维抱有着后背发凉的同情。是的，夏亚的临终遗言不过是：“拉拉辛是能成为我母亲的女人。”哈萨维的终局基本也与此类似，只显得不堪，走下神坛的单薄，就像齐奥塞斯库和墨索里尼等人的终局，最终不过是说出一句类似“何不食肉糜”之类想保全性命的笑话。

作家大卫·丹比在90年代初重新回到大学上两门阅读课程时，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同时断断续续地回忆起几十年前往尼克松等人身上扔番茄的那时候：作为一个满心热烈参与行动的左翼学生，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在干什么。

而到90年代，美国已经非常先进了，有了今天所谓各种被称为政治正确和平等主义的思潮。所以，在教师与学生组织的问答活动中，会有学生反复质问：学校教授的就是一些老白男西方视角的东西，既不尊重女性，也不尊重少数其他民族文化。

这时教师会做出解释，比如学校的课程已经在20世纪后半夜有过几次更改，而且现有教师无论是人力还是准备，都没法做出想象中十全十美、一视同仁、戴着色盲眼镜的课程。现有课程的主要作用，在于沿着过来人的路再走一遍，既理解过去的人，也理解反复读这些作品的人，继而理解自己和现在。

但双方最终还是没能实现理解。

曼哈顿博士说，我们都是提线木偶。也许木偶与木偶的差别，就在于能看到自己身上多少根线。

哈萨维所在的马夫蒂组织，是一个受到军工巨头、联邦高层多重信息来源和金援的组织，类似代理人的下场。它消耗年轻人的血带着冠冕堂皇理由，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践踏他们的生命，结果不过是为了联邦内部重整和分肥。这个过程，对部分人来说，类似于讨价还价的存在。

哈萨维也知道自己不过是被利用的提线木偶，他只是觉得不能这样下去，必须要改变，然后就坐上了木偶的位置。求仁得仁，有何怨乎？

在穆斯林的宗教宽容时代，其他信奉一神教的人也被称为有经人，会得到比没有信仰的人更高的待遇。而同一宗教之内，不同教派之间的轻蔑与踩踏胜过对异教徒。

所以，君士坦丁堡最终谈下了西方教会的支援，却又没能兑现。犹太人要求罗马总督处死基督，穆斯林扩张帝国的同时，有时销毁《古兰经》以外的一切著作，宣称：如果《古兰经》上有，我们不需要它；如果《古兰经》上没有，那它就是错的。

你能说，这样一个信仰十足、斗志满满的古代人，就比群魔之中几人小组的成员所做的事情更加正确？也许我们能坚持的，只是做正确的事情：不要把自己寄托于某种宏大的意义，也不要把自己的责任和思考外包给别的存在。通过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摆脱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轻松，变成一个无辜者与受害者。你须负重前行，如此不一定得到喜乐，但却是真切地作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