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一书虽然是游记，但并不是一本简单的流水账，不像清代一般的国内游记多以记载沿途古迹名胜为主，而是在记载沿途的地理地势、风土人情、经济和物产状况、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基础上，突出对经济贸易、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的记载。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十分熟悉，故游记对沿途历史名胜不仅多有记载和感怀，还有一些考证和研究。如在宜昌对荆门、虎牙历史的描述，博采古史，古今融通；作者对南京范成大的《吴船录》和陆游的《入蜀记》十分熟悉，旅行中经常将七百多年前范成大和陆游记载的风物与当时的风物进行比较；如将陆游记载的黄陵庙卖茶妇女与清代的妇女进行对比，发现妇人肤色不像陆游记载的那样白，也不见缠着青斑布头巾。有时还对一些史迹进行考证，如在归州对秭归得名及与楚文化和屈原的关系的考证，也是有一定见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