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intern Aesthetics 读书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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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tern Aesthetics可称作当代左翼文学研究必读书了。
Comintern Aesthetics ,共产国际美学。之所以提共产国际而不提苏联,是重新召唤共产国际所组织运动的核心部分——一个跨区域的无产阶级运动——所具有的乌托邦特性。这意味着不把共产国际看成是苏联在各国的“触脚”,一个“中心-边缘”的层级制机构,而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吸附性的“网络”(或是Steven Lee的比喻:a variegated fabric or netting)。这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一家推动的单一性质的运动,“地方”的参与同样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号召地方的参与,某种意义上吸纳了地方的斗争动能,也将无产阶级运动理念“转译”进相应的地方语境中。这由此构成了一个Kris Manjapra 意义上的全球社会主义生境/生态圈(“the socialist global ecumene”),共产国际则办了一个召唤艺术创造与政治斗争的“催化物”的角色。而我们也终于得以重新召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头房间里的大象,看到美学层面如何形成了一个斑斓的左翼光谱。
学者们对于美学层面的强调,某种意义上分享了汪晖、蔡翔、贺桂梅等人在处理共和国文学时的焦虑及策略:如何调和性地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与荣耀(the glory and the horror),又如何能够在重新探讨共产国际所承载的崇高理想时,妥善应对“不时撞到斯大林时代现实政治的礁石”。对美学层面的强调,尤其是对形式的强调,是看到了美学/感性相对于政治的延续性和可传递性。形式意味着情感,一种可传递的、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回响,有可能被唤回的情感路径。借助Steven Lee在另一篇文章里的提法,“Literature as a medium for tracing the entangled languages, ambitions, and sentiments at hand”,我觉得是部分回答了我的方法论上的价值困惑。
Katerina Clark 这篇文章借助于对1927-1933年柏林、莫斯科与上海描写上海罢工的文本的分析,看到三个城市之间的密切互动。在如何处理1927年国共分裂,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义上的大溃败上,三个城市不同作家虽然保有了相当一致的理念,但并不是因为共同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相同”折射出共产国际(的存在)所提供的机制性的保障:大学,期刊与会议,人员往来的网络与渠道——上述机制促成了作家、观念、文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而其“不同”恰恰折射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方性”,左翼作家由此创造了各异的美学形式。茅盾、布莱希特、《怒吼吧!中国!》、Oskar Ėrdberg的《中国故事》,放在一起看,形成了一个无比斑斓壮丽的图示。这一个案完美地诠释了Comintern Aesthetics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