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读书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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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 (1930-1955)如果用正常字号和行距排版的话,这可能会变成一本“小书”。标题叫《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题目的应有之义来做,篇幅可能要大大的扩容。
这本书对赵树理的境遇做了历史化的梳理,如何在太行山区崛起,建国初期办说说唱唱时又又怎样的境遇,写得很清楚,三四篇文章的样子,大概是是全书的主体内容。开篇对大众化前史的梳理,中间对延安说书艺人的改造,结尾市民如何“误读”文艺,三篇文章均属相关内容,现在看来,算是松松散散附着在上面,作者似乎无意建立起三篇同赵树理部分的具体关联。
通俗文艺运动是一个多方参与、有具体成功失败经验的、延续了30年的运动。从瞿秋白的大众化文艺思想的讨论,到赵树理、老舍等文人的介入与改造,再到以戏曲改革为代表的国家介入的对旧曲艺形式的改造,这是一整个问题域。对赵树理这一面向的定位,要放到这个大的背景板上来讨论,才能叫“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也即虽然以赵树理为中心,实则处处都在谈通俗文艺运动。
作者显然有这样的学术抱负,也搭出了架子,不过疏于其他部分的考察,所以没有写出站在通俗文艺运动看赵树理的意思,更多还是赵树理研究的面貌。
但作者的意思其实已经在结语中托出了。新文学、政治宣传文艺(上层文学)、通俗文艺(下层文学)三者在共产主义文艺系统内部相抵牾,赵树理的创作正在三者的交界处展开,呈现为一种温和的翻译、疏导与协调的面貌。这也是赵树理与上、下两方面的落差所在。这里运用的上层/下层的框架是很有效的,作者的洞见在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启蒙,抑或革命动员,而是一个“上下层文化的相互改造”的过程。所谓相互改造,可能正是战争年代所打开的乌托邦性。
作者对赵树理独特性的把握与贺桂梅、李国华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不过贺用对赵树理的认识折射现代性(文艺)机制,李则意在强调赵提供了使农民发声的一种形式的意义,及其乌托邦性。作者这里的意思也是发掘赵的特性,似乎是把这种特性归因为某种位置和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循作者思路引申一句,通俗文艺改造运动,正是革命中国(战争中国)的“窗口期”。
我的一点疑问在于这种接近系统论的三分是否过于机械,到底什么是作者认为的“政治宣传文艺“?未免过分执着于洪长泰的说法了。总觉得洪那句话如果去掉黑话,也没说出啥来。未必有作者本人的话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