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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读书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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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

是一部相当厚重的论文集。书中各论文的核心主题是探讨战时国共关系的多重面向,共同完成了将抗日战争复杂化的努力。抗日战争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革命进程几乎是非线性的”。战争中任一事的发生,都要在一个权力结构的综合调整的意义上予以复杂化的理解。无论是黄自进、李君山的国际关系史论文,还是杨奎松的党史论文,都精彩地揭示出了这一点。

黄自进的文章梳理出国民政府、华北地方当局、日本中央(外务省)、日本驻军等多方利益群体,还原1931年-1937年中日关系演进的线索。从九一八事变的局部冲突到七年后七七事变最终演变成全面冲突,中日两国打打停停,双方政府操持的话语递有变化,种种表象的背后,是多群体博弈的产物。虽然日本入侵的绝对的事实,但牵一发动全身,所有的表现也仍然要在华北的权力结构的综合调整的视野下加以理解。因此,蒋介石外交政策的变化,不能简单理解成“卖国”,而是这种彼此冲突角力的复杂局面的结果。而外交政策的实现效果,又要仰赖他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华北地区被压抑与被推高的民族主义潮流,都是各方博弈、角力的结果

李君山的论文讨论国民政府为何从亲英联美的外交政策转到联苏制日,勾勒出太平洋各国间的连环关系。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选择,归根到底是日本侵略对各国“利害”关系产生的直接影响。抗日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争,其外部同样发生了权力结构的综合调整。

杨奎松的论文实在是精彩。他揭示出晋东南地区各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尝试复杂化、历史化中共农村动员的进程。正如他结尾引Goodman的话,中共群众动员的成果是在战争中缓慢学习的结果,而革命进程则几乎是非线性的。杨奎松对于抗战初期中共一方面维护统一战线,一方面努力发展壮大的矛盾现状的揭示是相当清晰的。所谓“既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实际利益,也不损害党的实际利益”,事实上是难以达到的,因而必然造成最后的冲突。前者要求隐蔽、低调、避免刺激,后者要求在遇到新的发展机遇时以最快速度发展、创造、巩固,因此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很难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样的对立予以简单解释,归根到底是中共在战争初期抓住统战机遇,努力发展图存所必然带来的矛盾后果。统一战线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话语场域,容纳了各方相互冲突的发展诉求,只有文人们天真地相信这是一个单纯合作、只有维持统一战线就能抗战到底的政策。

归根到底,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个时段概念,应该被理解成一种“生态”。各群体是在这种“朝向战争”的生态中完成自身发展,更紧密地与中国基层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抗战必然意味着建国,只有更好地提出一种可持续的基层治理方案,才能扎根乃至生存。而所谓生态,就是各种治理方案都首先朝向战争,一切朝向战争成了大前提。在这个时间段理解文学,就要理解文学表象是如何在战争生态里提取事件与意象,(无法)形成了怎样的政治表达,(无法)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效果,(无法)汇聚在了怎样的政治力量当中。真假绝不是首要问题,“生态”就意味着各种事件都会发生,文学核心是表达,要理解凝结出了怎样的表达。

此外,林志宏关于“满蒙”话语的考察重点在于揭示知识政治,或言,知识从来是权力竞逐的场域。曹大臣的论文梳理了日共党人佐野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察,略单薄,但值得深入下去问的问题是到底该如何理解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全球体制下的共产主义还是以国别为单位的社会主义,哪条是正路,哪条又是“修正主义”? 久保亨的文章从国民政府经济专家对苏联经济看法的变化为视角,关注的是苏俄在战时中国的形象变迁,文章能服人,但跟后面综合各国各时段国家利益探讨的国际关系学者,这样的论文就显得太单薄了。波多野澄雄的文章讨论了日本为什么在1944年有了容共的想法,背后与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希望与苏联修好的意图有关。1944年日本的东亚政策也不再是占领东亚走向世界,而是以维持汪蒋共三者共存现状,驱逐英美的名义,形成日中新关系。这其实揭开的是相对陌生的历史细节,鹿锡俊则探讨了未被遣返的日本人如何在中共的体系中发挥作用,国共都有留用日本战俘的现实需求,然而落实到话语表达上,则有“遣返战俘”的正义性和“日中无产阶级打败反动势力”各执一词的表达。两文都揭开了不太为人熟知的历史片断。吴启讷的民族研究一如既往地精彩和“主旋律”。我觉得框架还是很有说服力,但容纳个案过多,每个都失之简单。抗战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确实与汉族之间形成了相当丰富的互动关系,这是各民族共同分享的历史记忆,但如果命名为“中华民族化”,就决不意味着是“汉化”,各民族加入抗战的背后,是带着各自的政治诉求做出了政治选择,他们的诉求得到满足与否,就构成了汉化与中华民族化之间最大的区别。《蒋介石与政学系》一文讨论人事关系非常细密,很有启发的是揭示了蒋介石在1932年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大量高级知识分子和旧官僚的政治策略,所谓“政学系”正是这一政治操作的直接产物。西村成雄的文章算是宪法学?完全立足于“合法性”的意义上,讨论了1930年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1940年代的国民参政会各种现象,让我想到了章永乐的《旧邦新造》,一些说法也很有说服力。如同样是“地方政权”,为什么一定要剿灭中华苏维埃,背后就有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挑战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的根本问题。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则是以共产党不否定中华民国政治合法性为条件,容纳共产党的举措。而在战时中国的政治空间里,一种新的制度路径开始形成。李盈慧讨论国共两党在战时香港的竞争与合作,话题很好,但太初步太简单了,似乎始终都在纠结海外华人到底是不是想捐款给中共这个问题。但其实解释两党在香港运筹帷幄的更多细节,将更有启发。户部良一的文章太简单了,不提也罢。黄道炫的文章很“党史”,分别讨论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中共如何在抗战初期进入,并得以发展的条件。但与杨奎松对读就会意识到,似乎劝百讽一,黄道炫很少谈到其中的曲折。确实,中共进入华北是进入了权力真空,既壮大了抗日的士气,也给自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这种实践需要一个过程,而“革命进程几乎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