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时代印痕》读书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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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时代印痕这部书虽然是论文集,但作者是有方法论自觉的。如何以文学形式为中介,借助细读,看到政治同文学的互动关系、捕捉不同时段文艺的“装置”,是这一方法的核心。这种研究方法很靠“巧劲”,需要细腻的文本感受力,甚至可以说仰赖作者的“悟性”。能从浩繁的文献里捉出“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这个句式、日见其分明的固定表述和关于“天涯海角”不同场合下鲁迅的不同译法,都非机敏者所不能。而《狐步舞》一篇抓到“错格”,革命文学一篇中梦里的手枪,也可以称得上是妙手。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能从这些细节里“激活”它们作为“时代印痕”的能量,行文往往就以对这些印痕的追问展开,环环相扣,用流畅圆熟的论文语言把问题推向深层。不疾不徐,非常有说服力。大概这就是成熟的学术语言吧,一不晦涩,二不卖弄,三是能在自己设定的畛域内讲到最清。另一处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作者提炼主题的能力。《山山水水》一篇的“空白”,《狐步舞》中的“误认”与“震惊”,赵树理一篇的“翻译”,一经使用便豁然开朗,其实全文命意已在其中了。在这个意义上,李国华的评论也真称得上高手过招,守己有度,伐人有序了。而作者的文章,是能够承载这些看法的理想对话者。
我个人最喜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左翼批评话语及早期革命文学》一篇。这篇是硕士论文,大概也从此奠定了作者对现实主义问题的关注。即使不用“耦合”的讲法,这篇文章所发现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同构性也有相当的解释力。人们总倾向于把对现实的认知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对抗问题,在今日也还有相当的敏感性。这篇文章巧妙地将理解革命文学的问题转化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资源的两个群体之间认知文学与现实的不同标准的问题。苏俄文艺指导下的左联对早期革命文学的批判与清算,意味着前者与后者各自具有一种认知现实的标准。这种思路看上去是将文学实体抽空,反而能从文艺批评入手给予对象以更高维度的体贴,让人信服。其实这种思路也同赵树理一篇暗合。仅以赵树理为中心处理“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关系这个大问题,其实很险。但作者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全以文艺批评立论。这样,作为旗帜的赵树理就具有了最强的代表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中心”了。但这种为中心并不是因为赵树理的典型,恰恰是揭示了他的“特殊”——成为“旗帜”的特殊。这一篇其实也是将问题转化成了对不同时段的“文学装置”的揭示问题。地方性能/不能被捕捉,取决于一时段文艺批评的标准,准此,各阶段文艺批评都成为得以历史化的材料,而地方性问题也寓于其中矣。在这些篇目的讨论中,一种更为开阔的理解文学的方式也于焉生成,所谓“文学”,其实是一种相当灵活,标准不断改变的叙事艺术。而作者抓住了两个核心,一是从写作方论,不同的小说写作方法,对应着不同的处理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即思想与形式创造之间的关联)。一是从接受方论,判定文学的标准,因时因地变革,是谓“装置”。
《山山水水》一篇把这种文学的感受力发挥到极致了吧。能从残片中推导出这么多,大概写完这篇文章,作者也是相当兴奋的。沈从文四十年代一篇跟路杨、姜涛真可称为“沈三篇”,这篇文章我最受启发的地方是如何从作者创作危机的痛苦经验中,看到其崭新文化构想形成的可能性及其深深的限度。这里面有相当辩证的东西在。渡船一篇和现实主义者一篇略感稚嫩。虽然都很巧,但至少在说服力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