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读书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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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这本书不仅对“文协”的研究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于四十年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无法绕过的一本书。读者大多肯定段从学这本书纠正了许多关于“文协”认识的错讹(如文协与剧协孰先孰后,文协的政治属性,文协与中国文艺社的关系,文协每届理事都是谁,老舍在文协中的位置到底如何奠定,文协具体做过哪些事情等等),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贡献其实是以“文协”为视角,勾勒出1940年代政党政治如何进入、影响并“组织”文学的过程,这种组织方式相较于1930年代而言明显具有结构性的差异,是四十年代文学的根本特征(借用段从学的话,“抗战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带上了被‘组织起来’的集团化特征,‘文协’也由此而成为1940年代新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要素。” 第38页)。
“文协”刚好是这样一种“互渗”的所在。通过对这一组织的历时梳理,段从学发现“‘文协’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党派政治的色彩,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组织的特征则越来越趋于淡化,由此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以民众政治斗争为主要活动目标的新型民众团体”,文协也越来越从“从一个以民族主义话语空间之下的抗日救亡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学组织,演变成了一个以普遍主义话语空间之下的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学组织”。(第80-81页)因此,虽然作者在第十章开篇坦陈自己无意处理“政党政治文化介入并支配大后方新文学生产的历史过程”这一命题,实际上在我看来,作者是以文协为视角,间接地做出了回答。特别想知道,在十年过后段老师有没有对这一命题做出更有推进性的思考?
全书十章,前四章属于对文协本身的历史考证,都非常精彩。对《新华日报》《大公报》彼此悖谬的报道的诠释让我重新认识了报刊文献的文本性质——报纸信息可能非真,不过是文协谋求合法性的需要,为了营造文协受到了党国要人和文艺作家积极支持的舆论氛围。报纸公开报道与实际操作之间的错位,学习了。对“文协”在设计层面秉行自上而下的组织原则、“文协”在前期工作中是主动邀请政党一同参与、并真诚地希望加入到政府的文化事业当中去这两点的揭示,也让我印象深刻。后六章是对文协所办活动的梳理与诠释,对“与抗战无关论”的理解可称作的论,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梳理也相当清楚,自成一说。第九章意识到作家保障运动后“文协”性质改变、向民主运动靠拢的趋势,第十章对鲁迅纪念会、“寿郭”的诠释也很到位。相较而言,第七、八章弱了些。
全书虽然考证居多,但段的考证并不琐碎,而是那种带着强大阐释意志的文字,逼迫着你跟着他向前走,具有理论性,很有魅力。
“如同文本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文本自身一样,正是这种历史现场中的体验和感受,而不是所谓 的事实本身,决定了具体历史事件的基本形象和意义。事实是一回事,人们如何看待和感受事实,形成关于事实的表征又是另一回事。” (第110页)
这已经带有对文学作为学科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解了。
当然,看得深邃,有时也就不免有过度阐释的地方。如“文协”分会考中对于延安分会的阐释,认为文抗分会之所以设置轮值主席是因为一块鸡肋地方、谁都不想被黑锅,明显是误解。“文协”实际上是一个官方认可下的民众团体,如何定位和利用“文协”,对国民政府而言是文艺政策的问题,正如如何对待“文抗”对于延安而言也是文艺政策的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同在1942年推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不是偶然的,对二者的审视不能过于“哲学”,而应建立在政府文艺政策调整的意义上予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延安分会或许很重要,正是两党文艺政策的交汇地带,值得推进,段从学对全国文协的研究是做出了相当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