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起涌的纷争，长期如旷野间的风雨霜雪，初春时的光亮阴缺，说好的，到了天上；不好的，到了脚下。关于现实和现实主义，关于我们的陆会和乌托邦生存，关于现代和后现代，关于狂想和寓言，关于魔幻和想象，关于方言和结构，关于黑色幽默和历史疼痛，关于文学和阎连科的写作，究竟何样才是一个合适的评说……如此等等，这些意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一部小说写完之后，作者对小说的注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二是文学争论的话题也是恒久不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