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方法论上始终坚持历史分析方法，并揭示了西方学界普遍采用的抽象方法的局限性。自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社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对其现代化的方案进行反思。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对西方社会展开了批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社会的危机就是理性的危机，是科技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的危机。“技术统治”、“知识霸权”、“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等成为流行话语，交织而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反科技理性思潮。西方学界在这一论题上处于全球话语霸权的地位，其反科技理性的论调对我国学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为事实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梳理了中、西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进行了学理性的解读，吸收了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合理要素，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主干上的两大枝干，是人类把握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两种能力，两者统一于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西方学界不仅片面强调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性，而且设置一个前提性错误，是在赋予西方价值理性具有先天合理性的前提下，对科技理性进行批判，从而得出了科技理性就是工具理性的结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摆脱了西方话语的控制，提出了价值理性工具化的观点，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际，以价值理性为工具实施侵略和扩张的事实；提出了中国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建构策略，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二是营造精神家园；三是建设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