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回声

提到民国，有人说民国是浪漫的，那是一个群星闪耀，名家辈出的时代；有人说民国是黑暗的，毕竟连场战乱，民生凋敝，几乎没有一天安生日子。何老先生作为民国时期的知识青年，他的经历似乎更接近第一种视角。他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特别是西南联大当学生这七年，他认为最值得怀念，是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为什么呢？在个人层面，智识之成长，精神之满足，与当时的名师和未来的大家同窗作伴当然是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我想更多是因为那时候的自由，民国可以称得上中国有史以来思想最自由的一段时期，是知识青年的黄金年代。在学校里，老师讲课绝对自由，甚或有点随便，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教师不是对着教科书照本宣科的播音员，“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联大的学生也思路开阔，有自己见解，而且可以公开反对，逻辑课上就总有同学在课堂上与金岳霖先生辩论。他回忆道，联大有些学生非常狂妄，杨振宁说爱因斯坦毫无创新，是老糊涂；王浩说某位哲学家水平不够，有些问题讲不明白。但他很快明白过来，科学要向前发展，后人要超越前人，他们的眼界需要比前人更高，需要看出前人的不足，狂妄自有合理的一面，这也是自由的一种体现。

他特别提到联大的图书馆，学生可以自由进出，那种体验是后来国内的图书馆再也没有的。他认为设立图书馆是为了传播知识，应该让书本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把图书馆办成藏珍楼，简直是本末倒置。

何老先生尖锐而深刻地指出，总想着拼命，强调吃苦耐劳，是一种落后的农民思想。起点比人低，要争先进，单凭死命干是不够的，努力并不是拼体力。他认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这是自由最大的价值。

何老先生并没有对那时候的黑暗视而不见，他直陈国民党统治的专制与腐败，他看到了社会非常悲苦、穷得不得了的一面，他说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地位卑贱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看到京剧练功房里面被摧残的小孩，他“宁愿世界上没有这门艺术”。他痛恨日本，把对日本的仇恨视之为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提到躲避战乱“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寂静得近乎恐怖，好像空气都凝固了”，令人难以忘怀。

奇怪的是，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尽管物质条件依然艰苦，尽管时局没有太大改善，甚至于天天挨炸跑警报，他却能感受到非常之幸福。他认为“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所以尽管身处战争年代，但他和他们那一代青年“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这符合他对幸福的定义。

何老先生是睿智的，同时也是感性的。他对文艺作品的点评结合了文艺理论和个人感受，我认为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点评是一份优秀的导读和总结；他引用Tennyson的诗歌，读之令人心驰神往。他觉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格列佛游记》，认为书的文字极好，清明如水，“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

何老先生是位好老师。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亲历者，他总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对历史事件作出简单而深刻的点评，而这些点评往往蕴藏着宝贵的知识点。他回忆自己小学在北京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感受到统治的不同。北洋军阀整天打来打去，只关心抢地盘，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建设打算，同时也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反而为五四运动这样的思想启蒙提供了条件，知识分子、进步青年的待遇也相对要好一些。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因为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党治国”，需要有一套与之相配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这套思路吸取了之前革命失败的教训，也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有关。

日军侵华后，何老先生去了后方，但他一直关心前方战局。与北京的同学重逢后，他听到同学们抵制日文教育，在南京失陷后全班哭泣，依然激动不已。论及上海一仗，他有点突兀地指出这一仗在军事上是不明智的，上海无险可守，以人命换炮火，牺牲太大，不值得。这种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牺牲的思想与茅海建老师在《天朝的崩溃》里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这之后，他感受到战局的变化，形势进入到一种相持的状态，时打时停。他知道战争需要全局衡量，攻下来还要守，这是日本和德国同时面临的问题。为了提高英文水平，他会去联大的阅览室和学校附近英领事馆的阅览室看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他总结二战的转折点来自1942年盟军的三场大胜仗，并在后文指出“二战归根到底就是军事生产力竞赛”，如此清晰的认识和他在当时关心战局且酷爱阅读是分不开的。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何老先生说自己领工资一领就是一大包，银元重出江湖，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孙头”价值甚至不如袁世凯时代发行的“袁头”，一间小小的面馆不认纸币，而是用自己的竹篾当通货，他知道当时的经济已经危如累卵。所以他说，国民党的垮台军事上说不通，“主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垮台，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就这样，何老先生在微观上经历时代，在宏观上理解时代，我们如临现场，感受他的耳闻目睹，知晓了历史书上学不到的知识。何老先生在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种信心对全世界的人民也是一种鼓舞。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太容易受骗了，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曲折。”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