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巫鸿《武梁祠》

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专业文章，特别是就某个事物进行考证或辨析的文章，多是就事物本身说事物，所涉理论太少，让人有“干巴巴的考古”之感。而这本书从理论层面精彩地论述了武梁祠画像的特点与象征意义，并拓展到以武梁为代表的汉代儒士的心理世界以及汉代社会人群心理。

上篇研究概述不必多说，这是一般学术写作的必须。下篇从空间顺序论述了三个区域：屋顶；山墙；墙壁所对应的不同内容的图画以及图画所反映的画/设计像者即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心理状态。

首先是屋顶，一般的屋顶都是用来绘制星空的图像，以将无限的空间压缩在有限的区域内，武梁祠也不例外。书中将其称为“祥瑞石”，绘制的多是汉代流行的动物，植物，神仙等，并表现了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和谐共存的现象。祥瑞图属于征兆图像，征兆图像古已有之，汉代有两种形制，组合图像式的（有背景）和图录式的（无背景）。除了表示祥瑞，征兆图像也表示灾异。而不论表示什么，表示的方式都是通过动植物或一些特殊的物品，这种征兆在《山海经》中多见，而我们所熟知的鼎，亦是一种政治隐喻。

所谓征兆，并非是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知，而是对已经发生事情的评价和态度。一般和政治联系起来，即君王做了好的事情，就会有一些祥瑞的征兆出现，反之，则是一些代表了灾祸的征兆。“征兆是上天和世人交流的媒介，但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手段，被用来评判人事。”因为征兆是人为解释的，所以能够被人所利用。武梁作为皇室的臣子，其祠堂中的祥瑞图多是表现华夏正统皇室的政治地位（受命符），作者认为这象征着汉朝刘氏对自身统治地位的强化与巩固。出现在武梁祠中，或许也可以认为是武梁对于主流权力的依附，或者解释为以武梁为代表的统治群体对于自身身份的强化。而武梁的双重身份：韩诗学派（今文经学派）和归隐儒生，这些图像也反映了他的政治诉求。

山墙表现的是神仙世界，有东王公、西王母

文章详细考证了西王母画像的由来和演变。首先是古代画像中的阴阳主题，西汉时期多是用伏羲、女娲来反映，搭配表现的还有太阳和月亮，金乌和蟾蜍。而东汉时期，西王母逐渐取代了女娲，箕星（风伯）则成为阳的象征。武梁祠中，这几种元素同时存在，似乎反映了一种过渡形态。而东王公是随着西王母的存在被创造出来的。关于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的传说，也是后世逐渐附会起来的。作者的解释是，到西汉以后，人们对外界环境的认知逐渐加深，西王母所代表的仙境在某种意义上与“边远地区”是对应着的，人们对西域的兴趣日起，也就认为这个神仙居住在西域的昆仑山了。昆仑山在华夏的历史传说中本就是仙境的存在（名山信仰？），与西王母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神仙符号的综合化和统一化。而汉代求仙思想的兴起，人们又附会出了“长生不老药”之说。（后羿所得不死药，就是西王母赠与的。）

在这幅图中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绘图模式，是“偶像型”，和“情节型”有所区分，这种构图模式更在乎人与图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人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与图像内容互动，得到更深的瞻仰或崇拜的体验。作者认为，这是受印度佛教艺术的构图方式所影响。

第三部分，墙壁的历史图像。这是文章最重要的部分了，其描绘的是与人类历史息息相关的图像。有十一位古帝王，七位列女，十七个孝子故事，六位刺客，两位忠臣，武梁本人，以及一个占据画面大部分的侍奉图。无论是内容还是构图形式，这些图像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首先是内容选择，作者论述了汉代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观，即历史并不是客观的记录过去与现在，而是历史学家的再发挥，他们有所选择地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并加以自己的阐释，以起到警明后世的作用。武梁祠的图像亦是如此，整个第三部分的图像都是在宣传君臣、父子、夫妻的“三纲”。

古帝王的部分依次是三皇（伏羲，祝融，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喾，尧，舜），夏代的禹和桀，一方面是对古帝王的追崇，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构图顺序体现了时间的演变与朝代的兴衰。列女的部分则选取了《列女传》中的几个故事，作者认为他们是用来表现武梁本人对于自己家族内女性的期待（在自己死后），包括贞节，照顾年幼的儿子/外甥。孝子的部分同理。忠臣、刺客、贤后的部分则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表现武梁本人对于朝廷的忠臣。下方正中的拜谒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武梁本人，但作者考证为一种模式化了的对汉代开国皇帝的拜谒场景，涉及到当时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也反映了“绝对皇权在汉代宗教中的作用”。

图像左下角还有一个武梁本人的图像，县功曹正在向牛车中的一位处士致敬。它一方面描绘了武梁人生中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一方面表现了武梁对本人身份的自信。县功曹代表官方，而儒家知识分子又是最喜欢装模作样那批人，一方面极其渴望融入主流统治者的行列，一方面又一定要摆个架子以表示不屑与那些追名逐利者为伍。

就这样，一副祠堂里的刻画图像（规模之大，内容之庞杂），成为了解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一个窗口。宗教，自然观念，政治，家庭伦理挂念都被纳入这一幅幅的图画之中，而除了当时的社会风尚，武梁个人身份及思想也占据着画像设计的重要部分，其作为儒家处士，作为一家之长，在设计画像时要表达其政治抱负和对家庭成员的期待与要求。如果说内容具有极大的象征性，那么构图方式则显示了更加有继承性的艺术表现手法。不论是正中而坐的“偶像式”布局，还是三皇五帝朝向的象征意义，似乎与武梁的个人想法关系不大，而更侧重于工匠的表现手法，而这种技艺与手法，更加具有社会性，也更能代表“历史记忆”。

我觉得这本书为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并非是因为接触了艺术考古，而更多的是看到了学科交叉的神奇与美妙之处。在写论文的过程中看了一些硕士博士生的论文，感觉很多都是就着材料讲材料，内心是不无失望的。我也知道理论总是需要靠材料的堆叠才能形成，但过程未免太痛苦。当材料的整理已经成为了一种范式，研究的过程好像也变得呆板而无趣了。这本书读起来无疑是轻松和愉悦的，他提供了很多此前不知道的知识，也提供了一些从未想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在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研究上，多侧重图像的内容而鲜有考虑图像的形式意义的，武梁祠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也是艺术专业学者的优势之处吧。

而至于艺术考古，自己是没有什么信心去学的了，欣赏，欣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