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怎样？

“革命发生一次是一件好事，而再次发生则是麻烦。” ——吉尔·莱波雷

	最近，B站新晋爱国up主赛雷话金陷入了一场舆论漩涡。起因是有人翻出了他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把巴黎公社描绘成捣毁教堂、破坏雕像的暴徒，于是激怒了一众“左人”，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这是写在教科书上的常识，也是我党指导思想的来源，你居然就把它否定了，是不是跟我党作对？众口铄金之下，这个up主不得不出来道歉，说自己一定要注意学习，末了还搞了个抽奖送《法兰西内战》的活动，这才勉强平息了民愤。无独有偶，去年江西共青团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也是以前推送了篇嘲讽法国社会动乱的文章，并且说社会动乱是法国“暴民”的传统，例如巴黎公社就是一群“暴民”挑起来的。这篇文章被翻出来后，在键政圈沸沸扬扬了一阵，不过共青团可不像私人up主那样容易被撼动，文章被删除后，这事就不了了之。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化事件，反映了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政权对革命的矛盾心态。革命往往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他们利用革命的“立”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对革命的“破”时刻加以提防。就拿中共来说，其统治阶级不停地强调“不忘初心”，就是在利用革命的“立”，而2018年的佳士事件以及此后对左翼青年的抓捕，则是为了提防革命的“破”。这个问题，在其他建立于革命的政权也同样存在，但在中国显得格外刺眼。
那么，中国的“革命传统”到底是什么？它怎样建立，又怎样影响着建国后的政治生活？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中国毕竟太大了，不同地区对“革命”的理解和挪用可能有着天壤之别。而如果聚焦一地从而管中窥豹，则要简单许多。裴宜理教授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传统》便是以安源的各方人马在革命时以及建国后的经历，揭示了遥远的革命与现实的人的互相影响。
安源位于湘赣边界，行政上属于江西，文化上却更多受湖南的影响。19世纪末，这里建设起现代化煤矿，并聘请外国工程师为管理。煤矿的工人则多半来自附近的湖南农村。严酷的劳动环境以及非人的待遇让他们不时自发罢工，铸就了他们的抗争精神。共产党成立后，当时还一心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来到安源，动手发动煤矿工人。
来到安源的是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对于他们来说，工作的经验是现成的:苏联革命的成功，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整套动员工人革命的模板。然而，当他们来到安源后，他们发现，情况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当时并没有成熟的产业工人，安源当地的矿工原本都是周围的农民，与当地的地主、乡绅、秘密会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构建了一张精致的社会文化网络。“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想发动工人，就得先使自己融入这网络之中。于是，他们开始让自己适应这里工人的文化。
在文化适应方面，完成得最好的是李立三。他的父亲本就是当地的绅士，有一定影响力，这让他能够接近当地的精英阶层，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然后，他善于利用工人的文化为自己包装。例如，他利用了工人们对神明的想象，说自己得到了菩萨的保佑，刀枪不入。在他的指挥下，工人们成功发起了第一次罢工。在当地精英阶层的帮助下，这次和平罢工取得了圆满成功，工人们的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
随后，共产党人开始试图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据点。他们组织工人建立起矿工俱乐部，然后在俱乐部立办起了工人学校。学校由共产党知识分子授课，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向工人讲授文化知识、世界局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的经营下，当地的政治生活空前繁荣，安源甚至有了“小莫斯科”的称号。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军阀回过神来，对此地的革命力量进行了绞杀。手无寸铁的工人哪是军阀的对手，几乎任人宰割。此后，安源当地的革命力量几乎消失殆尽。北伐战争打响后，当地的工人与农民再次发起暴动，四处杀害资本家和地主乡绅，就连李立三的父亲都未能幸免于难。不久，蒋介石来到安源，对矿工们作出许诺，让安源的工人又看到了些希望。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蒋介石就发动政变——按照中共官方教科书的说法，“背叛了革命”。当地的工人又一次受到了巨大打击。此后，共产党在城市中受挫，转向农村，当地的“小莫斯科”逐渐成了回亿。除了几个潜伏在此处的地下党之外，再没有了其他的“红色”痕迹。
安源再一次与共产党相遇，要在二十年后了。共产党在内战中节节胜利，逐步南下，“解放”了南方的大城市与大工业区。起初，如工人所想的那样，煤矿区重新成立了工会，而安源矿工的老相识李立三则成了新中国第一任劳动部长。于是，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起初对共产党人的胜利欢呼雀跃，觉得工人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然而，对于胜利的前景，共产党的高层却喜忧参半。他们如同从前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一样，在享受着革命意识形态带来的执政合法性的同时，也得时时提防革命所蕴含的煽动性观念对“革命秩序”本身带来的麻烦。众所周知，任何现代国家的第一要务是保证经济生产，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
于是，工人们尴尬地发现，虽然是宣传中的“国家主人翁”，他们在现实中依旧要服从私企资本家或者国企党委的指挥，与解放前的地位没什么两样，甚至因为引用了“现代”的工作制度——例如在安源，计件制取代了以往的包工制——工作负担实际上还增加了。他们试图找工会反应问题，却发现工会实际上也是要听从党委的指挥，并没有什么实权。于是工人觉得自己受了骗，开始反抗如今的“工人阶级”政权。在安源，有的人参加了国民党的“华中反共救国军”，结果被当地公安抓获。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老牌的手法——罢工。
对自诩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政权而言，工人的罢工是一件让他们无比难堪的事。对如何处理工人罢工，高层领导人出现了分歧。当年安源工运的主要人物之一——李立三表示，工人当然可以罢工，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工人已经不需要通过罢工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了。在这个时候，“旧的手段不仅无益并且有害”。
李立三的说法无疑是一种调和，在工人与声称代表“工人”的党之间谋求平衡。然而，急剧的政治变动很快就让这种平衡失去了用武之地。1951年年底，李立三被批评为“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从政治上彻底失势。
李立三“人走茶凉”后，刘少奇为主的“务实派”获得了政治的主导权。他们开始重塑关于安源的记忆。此后，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纪实作品中，原本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都被有意无意地安在了刘少奇头上。创作于1956年的采茶戏《安源大罢工》，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刘少奇一人，对李立三和毛泽东只字未题。而在“修正”历史方面，某些人同样不遗余力。1957年，刘少奇得知他在1923年写的有关安源大罢工的文章要被重新发表，就要求对文章进行修改，删掉某些“不重要细节”。删改后的文章不但将李立三的功劳全部归于刘少奇一人，还将原文中刘少奇作的自我批评悉数删减，并且——最耐人寻味的是，刘少奇原文中对苏联的称赞，此时也被删掉了。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破裂的前夜，这样的修改就显得十分意味深长了。
 1959年，刘少奇开始担任国家主席，对他的吹捧开始达到顶峰。后世的官方历史喜欢把他打造成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形象，然而，正是刘少奇本人要求“把无产阶级的威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提高”，以此对他“个人崇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刘少奇的明示或暗示下，安源当地的官员学者们为宣传领袖的光辉形象不辞辛劳。在1962年出版的“革命斗争史”里，就连李立三想出的“从前是牛马，今天要做人”这句脍炙人口的口号，也被归功到了刘少奇头上。此外，美化领袖的经历，当然不仅限于文字的方面。1961年，侯一民创作了一副叫《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的油画，这幅画描绘了革命家“抱着对阶级的赤胆忠心……掌握着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比别的工人显得格外明朗、从容、严肃而自然”，体现出了“领袖和群众又是有区别的”。
在刘少奇担任主席的几年里，这幅画在全国广为印发。不过，无论是书籍还是油画，热度都比不上在1962年上映的电影《燎原》。这部电影描绘了以刘少奇为原型的雷焕觉组织工人罢工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没有给毛泽东和李立三设置任何角色。因此，上映之后，很快引来了批评，而批评者不是别人，正是李立三。耐人寻味的是，他批评的重心并不是这电影忽略了自己的贡献，而是这部电影忽略了毛泽东的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江西人民吃尽了”革命老区“带来的红利，安源也不例外。

从1953年开始，煤矿工人的工资就比工程师还高，在那时，煤矿工人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足以令人称羡。此外，安源人还可以凭借自己与领袖的关系， 以自己的革命遗产为资本，向中央政府争取特殊关照和补助。重新开放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当地带来的不仅是大量旅游收入，还有享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摇篮”称号。 此时，刘少奇与邓小平采用的务实主义政策引发了毛泽东越来越大的不满。毛泽东觉得刘少奇等人加强国家机器、放开经济领域、不提“阶级斗争”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复辟”。当多次提醒都被党内官僚当作耳边风之后，他终于坐不住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官方的历史教科书将“文革”描述为“曲折探索”，然而，毛泽东应该不会承认这个观点。在他的心目中，这次“革命”应该是他之前的革命的延续，目的都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但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评论美国革命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时说过的那样：“革命发生一次是好事，发生两次则是麻烦”。事实证明，无论毛泽东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最后的革命”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的控制范围，从而导致了种种难以预料的结果。 对这个“文革”，刘少奇等人起初并不在意，他们以为这只是又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拿知识分子开刀的。不过，事情很快急转直下，令他们猝不及防。他们发现，此时作为“阶级敌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现在，自然而然，安源罢工的功劳全部归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人身上，而刘少奇和李立三都成了盗取毛主席荣光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李立三面对指控，先后写信给周恩来、江青，要求后者出面澄清，都没有结果，最终在批斗声中黯然离世。随后，刘少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侯一民的画作，此时则成了“毒草”，被挪出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就在侯一民受到红卫兵毒打的同时，另一副诠释安源革命史的全新画作——《毛主席去安源》粉墨登场，作者是刘春华。在这个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领袖的形象几乎充满了整个画卷，他脚下是祖国的壮丽河山。与几年前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相比，任何工人的形象都没有了。这幅画倒也形象地揭露了毛泽东的晚年形象：一个没有人民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死后，他的“革命”也就戛然而止了。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再次粉墨登场，开启了又一个船新的时代。于是，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都获得了“平反”，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开始欢迎资本家。革命的口号依旧写在教科书里，伟人的思想依旧写在宪法上，但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出来，它们已经逐渐被冷落了，如同一件祖传的宝物，被后世恭恭敬敬地擦拭，然后放进真空保险箱里，再锁上一百倒锁，此后，除了家族庆典一类的节日，把它请出来在聚光灯下供奉几个小时之外，它就再也不见天日。
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重新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深圳、上海这样的开放窗口，外企的招牌鳞次栉比，外国人开着豪车，坐在安着落地窗的大办公室里，对中国员工指手画脚，让一些人感觉时空错位，不知今夕何夕。不过，在大众媒体上，这已经不再是“耻辱”，反而成了沿海地带的”区位优势“和“国际化”、“全球化”的标志，成了应当为之自豪的东西。
在沿海地带高歌猛进的同时，既无区位优势与政策扶持的“革命老区”则逐渐沉寂——或者说，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由于缺乏投资，安源煤矿倒退回了以前的小煤矿开采模式，不但浪费成本、污染环境，对工人健康的危害也大。而煤矿工人——他们在宪法上依旧是“国家的主人”——则陷入了彻底的困境：市场改革令他们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发现自己收入微薄，工作辛苦，也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他们来说，超过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宛如一场迷梦，现在，大梦初醒，一切都回到了原点。然而，他们不肯相信这只是梦。于是，他们又捡起了自己的老手段——罢工抗议。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李立三来教他们组织，也没有地方乡绅替他们说情，他们面对的只有地方官员空洞的承诺和杯水车薪的“补偿”，还有防暴警察的盾牌警棍以及看守所冰冷的地板。与此同时，随着安源的煤矿储量逐渐耗尽，开采变得愈发困难，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大。煤矿工人们不但操心眼前的活路，也不得不担忧起日后的出路。
 即便如此，“革命”的传统也是不能丢掉的。2004年，安源第一个申请红色旅游计划，煤矿纪念馆随后被定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与之前相比，里面的陈设丰富了许多，甚至蒋介石来煤矿会见工人的照片也赫然在目。在煤矿衰落的时候，“红色旅游”给安源带来了非常多的生意。当地人对旅游业的兴起感到喜悦的同时，又有些担忧：“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讲政治了……政治饭还能吃多久？”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没有人能回答，革命带给安源，乃至整个中国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许可以从艺术作品中找到些许答案。例如王兴伟1995年的摄影作品《东方之路：去安源》，作品依旧沿用了《毛主席去安源》的背景，但人物却背对着观众，西装革履，手拿洋伞——这也许象征着革命传统正在逐渐褪去，让位于发展主义。而在钱云会事件之后，网上出现了一副作品叫《钱云会上访》——对这幅作品，大家可以自己对比，本文不予置评。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革命史依旧是一个敏感话题。对革命的探讨——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绝对不能超出官方许可的范围，否则亲则删贴炸号，重则入监服刑。民间人士也多心照不宣，对此避而不谈。毕竟，有些回亿实在太沉重了，连面对都会令人悲痛欲绝。中国幅员辽阔，市场无限，商机无限，何必要放弃赚钱的功夫去触碰这些霉头？如同某位前任领导人说的那样，“闷声发大财”，这不是挺好吗？
确实，挺好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遗忘也是一种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