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望书录

好人为什么受苦？这道难题，是所有宗教传统与一切社会理论、政法实践都致力于回答的，但因为关乎世人的信仰，就永远在争辩之中。 本书可看作是一个译经人和法学家的探索。作者用优美的严峻的文字，邀请我们一起颂咏圣书，阅读历史、评说戏剧、涉猎法律同文学各个领域，并为我们再现了希伯来圣经《约伯记》的“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

冯象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之一，就是不满所谓的普法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普法”？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言说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言说，其实和司法过程极其相似。法学家写的案子，和法官写的判决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法治”，是西法东渐和“法治本土资源”变迁的经验环节。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官多半写不好判决书，法学家撰文说案更显得尤其重要。 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因为汉语的构造承袭的是三纲五常的微言大义，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像两位领导出场，表面是平列关系，其实多半是一种偏正结构。甚至于有着语义上的越俎代庖。钱钟书《管锥篇》中谈过这个问题，如“兄弟”指的是弟，而“祸福”说的也多半是祸。钱先生说这种词义结构的特征来自道家相对主义对国人的思维影响。这道理固然精辟，但我对这解读还是不满。“偏义”与其说和道家思维有关，不如说恰恰是和儒家礼教一丝不苟的“差序格局”合拍的。因为没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没有语法面前每个字平等的逻辑。 “政法”一词其实也带有偏义，而且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来词。现代法治西学东来，在细微技术上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丝中华法学的遗迹。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谈到法律领域，笼罩全局的仍然是这个老妪般的“政法”二字。 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政治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更多内容]

亚瑟王传奇是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名剧，至今，各种新潮和通俗的文艺形式的改编再现，如电影、漫画、歌舞剧、木偶戏，仍层出不穷。本书一共讲九个故事，基本涵盖了亚瑟 王传奇的主要人物和神话母题：亚瑟王与“地母”桂尼薇，湖夫人宁薇与“视者”墨林，“骑士之冠”郎士洛与两位伊莲，加文爵士与绿骑士，哀生与金发玉色儿，圣杯与渔王，以及圆桌骑士为维护荣誉而分裂、决死的悲剧。就其运用阐发的西方文学典籍、凯尔特/希腊神话、历史和宗教文献而言，也可视为亚瑟王传奇在中国的第一次系统介绍。作者的主旨，说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从互联网巫术基因改造，到爱情药酒异端。

【内容简介】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后，战胜国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而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逃离了欧洲大陆。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这群人拒绝遗忘纳粹的罪行，决心找寻其踪迹，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最初，他们想要复仇，但不久后， 故事就变成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 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漏网的纳粹所剩无几，追捕行动基本结束，纳粹猎人的时代也临近终结。他们的传奇如今就完整地展现在这里。 【媒体获誉】 “[它]提醒我们，在过去七十余年里，对纳粹的审判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之事。” ——《时代周刊》 “描写生动、可读性强……纳戈尔斯基先生的这部优秀作品是一本信息量巨大且引人入胜的好书。” ——《华尔街日报》 “史诗般的叙述……这本书对主要人物做了复杂而又不失鲜明的刻画。”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创作了一部重要的作品——一本描写细致、揭露二战黑暗篇章的著作。” ——艾伦•弗斯特，著有《华沙间谍》与《阴影王国》 “这个世界辜负了受害者，不仅是在大屠杀期间，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因为凶手们被允许继续正常度日。一些意志坚定的纳粹猎人试图伸张正义。这是他们的故事。所有人都应读一读。” ——艾伦•德肖维茨，著有《亚伯拉罕：世界上第一位（但肯定不是最后的）犹太裔律师》 “这是一场二战后的把大屠杀凶手绳之以法的战争。安德鲁•纳戈尔斯基讲述了一些人对杀人凶手的顽强搜索，以及另一些人为了掩埋这段肮脏的历史而进行的妥协。《纳粹猎人》研究细致、文笔出色、引人入胜——虽然让人不安，但它的确引人入胜。” ——道格拉斯•沃勒，著有《门徒》与《狂野的比尔•多诺万》 “在历史的窗口渐渐关闭前，作者抽丝剥茧地呈现了一场跨时长达数十年的大戏，用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方式叙述了对臭名昭著的纳粹逃犯的追捕……《纳粹猎人》不仅是一本兼具研究性与情报性、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著作，还讲述了以伸张正义而非复仇为追求的史诗级全球行动。” ——美国外交学会特邀高级研究员戈登•戈德斯坦，著有《麦乔治•邦迪与越战的诞生》

本书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作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革命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东方的文明》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奈・格鲁塞的代表作之一。分别为“近东与中东的文明”“印度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日本的文明”的四卷本从1929年起陆续问世。由于其线索明晰、资料翔实、插图丰富、观点明确、文字简洁，在东西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出版，成为世界东方学的必读书之一。

本书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在美国如何被描述和纪念，从战后年代的低调处理，到1990年代的“大屠杀热”，反映出不同时代中，集体记忆如何因变化的风气以及当前需要被设计和修改，而族群谋求生存的主题贯穿其中。作者对人们不假思索接受的观点提出反思，关注其对道德实践的影响，强调认识历史的复杂性。 本书作者彼得·诺维克曾以《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获美国历史学年度最优秀著作奖。在《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中，他再次挑战固有观念，引用哈布瓦茨理论，考察了美国犹太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事件的认识变化，指出：历史地理解某物就得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它；就得了解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充满歧义，包括道德的歧义。而集体记忆从根本上说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对集体记忆做出反思，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历史智慧。

本书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 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在本书中，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这个肮脏的时代握手言和，或者闭上眼睛装睡。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止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没有人比斯蒂芬·派因更有资格给我们讲授火的历史，以及火在塑造景观中的关键作用。他对林业，土地管理中的精英统治论、乡村放火，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运动以及干扰生态学等内容的探讨，是极其重要的。派因是关于火的历史的世界主要权威．其学识非凡。他在地质学和地理学框架中为我们提供了生态史和人类史的广阔全景。他证实了火在塑造全世界的景观、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表明，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如何通过学习操纵火而在某种程度上与火联合起来。

为什么人们会对民族产生忠诚感，而同时也忠诚于自己的家庭、地区、阶级和宗教？健康无害的民族认同感，是从何时开始变成了火药味十足的民族主义？当今接连不断的民族冲突，有着怎样的族裔根源？准确地说，民族到底是什么？ 《民族认同》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对民族现象展开细致考察，深入剖析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基因，提出并比较了“公民的”和“族裔的”两种民族模型。作者总结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并对一个“后民族”的全球化时代进行了展望。通过对西欧诸“ 民族—国家”的形成、奥斯曼多民族帝国的解体、泛非主义的兴起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评析，本书也为广大读者认识与思考当今世界各种民族与族裔问题，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 大家小书，带领您认识与思考民族问题的“七堂公开课” ★ 民族主义跨学科研究先驱安东尼·D. 史密斯的经典代表作 【媒体评价】 史密斯的《民族认同》是一份重要的贡献，它增进了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理解。 ——雅尔·塔米尔，《世界政治》 在过去二十年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本质，以及它们与族裔群体和族裔中心主义的区别，成了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这种热切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安东尼·史密斯的作品，他是英语世界里一位长期探讨这些主题的高产作者……以《民族认同》导言部分提出的标准来看，这本书是相当成功的，它流畅而简洁地讲透了这个极为复杂的话题。 ——罗伯特·J. 凯泽，《加拿大民族主义研究评论》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在充满压制的国家中做一个创作者意味着什么？ ◎是谁创造了这种“镣铐下的美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 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媒体及学者评价】 别看这薄薄的一本书，它将会被众多美国研究生在他们严肃的论文中引述；它将会出现在社会学教授推荐的经典阅读清单上；它将成为中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欧的文化宝库里不能没有它。 ——乔治·康纳德（George Konrád），匈牙利作家 一部奇特又新颖的、关于后斯大林时代东欧艺术家处境的著作。 ——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英国作家 这本尖锐的著作能使人多些明智，少些沮丧。一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 当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日臻完美时，制度化的审查却变得过时了。哈拉兹蒂以令人不安的智慧分析了这一悖论。 ——李克曼（Simon Leys），比利时汉学家、作家 关于极权主义美学的一份绝妙的报告。 ——《卫报》 可以说，哈拉兹蒂是从米洛什《被禁锢的头脑》结束的地方开始写起。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事务》杂志 哈拉兹蒂赋予平淡的行文以诗意，这是只有诗人才做得到的。 ——《当代社会学》 在哈拉兹蒂的解说中，除了对政治和当下时事的关注，他还提出了一些有关理论趣味的问题。他或多或少地使我们意识到西方艺术的价值和实践背后那些尚未被我们意识到的设想。 ——《纽约时报书评》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简介： 在本书所收录的杰出论文中,伯林讨论了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哈曼、赫尔岑和索雷尔等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异见者”。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战着传统的智慧,但他们的贡献却远远不为人们所认知。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创造力量,生动地揭示出这些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创见,并以此来捍卫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 导读： “伯林以充满睿智的明晰和富有想像力的同情阐明了那些半被遗忘的思想家的观念……读来振奋人心。” ——基斯·托马斯 “以赛亚·伯林拥有超凡的理解力。他是欧洲最热切的自由主义心灵之一。” ——V.S.普里切特 “作为观念史家,他无与伦比;他以特别明晰和优雅的文风表达了他想要说的一切。” ——安东尼·斯托尔 序　言 罗杰·豪舍尔 有两种狂妄表现:排斥理性,或只承认理性。 帕斯卡尔 假如头脑清楚的人以为凡是混乱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任务是,当遇到这种事情时,他要拨开迷雾,勾勒出朦胧之中模糊难辨的轮廓。 约翰·S.穆勒 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 C.赖特·米尔斯 一 以赛亚·伯林讨论观念史的文章,并不是根据某种观点写成的。他不打算用它们直接去澄清或支持(或攻击和破坏)任何一种历史或政治学说。它们涉及的范围包括像马克思、狄斯累利和索雷尔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人物,以及一些相距甚远的题目,如民族主义和知识理论。它们完全是探索性的和非教条的,不是给定答案,而是提出一些初步的、常常有着深刻的悬而未决性质的问题。伯林和任何思想家相比,大概更不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简单的真理,然后用它来解释和改造这个世界。但他的文章既非漫无目的随风倒的产物,亦不是一些应时之作,相互没有关联,只在最初发表时才有意义。因为它们全都来自一个核心观点,一个歧路丛生而又复杂、从而无法达到完美的观点,它涉及人类及其各种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它们在许多隐蔽的和出人预料的层面,微妙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伯林一再根据某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提出并阐述他在哲学文章中较抽象地讨论过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处在他对观念的毕生关切的中心,它们本身也有着重大的内在意义和重要性,而且位于今天人们的关切范围的前列。 他的文章至少以两种方式勇敢地逆流而上。其中多篇讨论的是一些有伟大创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是受到同代人和后来若干代学者的严重忽视,或是受到那些人自以为是的污蔑。对于这些被忽略和误解的思想家,至少因为他们敢于反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正统,就应当消除他们被人遗忘和轻视的状态,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这当然就是伯林的学术任务。例如,他论述维柯、赫斯和索雷尔的三篇文章,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就应被人们铭记。然而,这些文章极具创见,令人耳目一新,还因为它使我们感到一些新观念胚胎的逐渐诞生,以及现代世界的一些核心概念自十八世纪以来的浮现过程。在评价像维柯、哈曼、赫尔德、赫尔岑和索雷尔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和眼光不凡的人时,伯林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领悟力,能够感受到在一个时代的思想貌似合理的表面背后,人类精神的更深层的骚动和变化,以及晦暗而不安的孕育期。那时存在着一些微弱但不时充满热忱的异见,它们受到当时人们的忽略、误解或嘲笑,但它们经常是以不连贯或表达不清楚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后来注定会变成遍及世界的运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起来反抗单一正统思想的各种不同的抗议运动,它们的一些最强大的理想,便是直接或间接地吸收自许多这类思想家的学说。伯林虽然十分清楚,这些不合常规的思想家——尤其是哈曼、赫尔德和索雷尔——的某些观点可以说极其愚蠢(他也确实这样认为),但是对于他们有可能而且确实也为我们提供的那些深刻而痛苦的见解,却绝对不可轻易放弃。伯林似乎认为,我们集体的发展每前进一步,我们都必须停下来,带着同情心倾听那些被歪曲了的异见者发出的呼声,或是对其进行批判,不管它们是深思熟虑之见还是粗陋不堪:忽视它们将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因为它们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样做将导致一个更丰富(而且可能更真实)的有关人是什么以及他能够是什么的认识。 因此,他的文章的许多主题,都涉及领悟到了某种观点的苦恼的人。这种观点是如此新颖而复杂,使他们没有能力做到充分理解和表述。他们本能地探索和理解这种观点,不十分明白自己正在做的、追求的或努力表达的是些什么思想。这不免令人想到,人类自觉的行动也许分为许多层次,一个有着创新性的知识眼光的人,他的某些观点,在他的生前,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别人,也许从未变得清晰可辨。这是因为,假如他留下了一些有关自己的所思所感的记录,他的追求——即他的基本的、逐渐演化的和仍然有待澄清的目的——的全部意义和影响,也许要在他去世数百年后,当对于他最早接触到的问题出现了精巧的语汇和适当的方法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方面典型而最突出的例子是维柯。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丰富启发的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开启了见识、感受力和理解力的新的、永恒的大门。 二 在伯林全部作品的中心,存在着一些历久不衰的哲学问题。自我的性质,意志,自由,人的同一性,人格和尊严;它们被滥用、侵害、侮辱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它们不受侵害的恰当边界(无论这些边界如何划定);认识不到这些事情的真相,尤其是对其加以歪曲,强迫它们同各种对其基本性质有太多否定的理论系统和模式相一致,由此可能或实际造成的后果;“内在的”人性和外在的物质自然之间的差别,基本范畴和适于研究它们的方法之间的差别——收在本书中的文章触及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扩展和深化了我们的理解。此外,对于哲学一元论的热烈争执,对于这样的教条——全部实在,我们关于它的所有知识的分支,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人类各种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或和谐性——他都通过细致地考察一些极力要摧毁它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学说,从许多角度做了讨论和批判。伯林专注于多元主义的出现,无论它是在伦理、政治和审美价值的领域,还是在人类知识的领域;在他论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的著作中,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但同样十分重要的认识论著作中,这种专注都居于中心位置,从伯林论观念史的文章所选择并讨论的每个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这个领域重要的发掘工作,使知识遗迹中的一些断壁残垣和怪异难解的材料得以重见天日;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它们便不时暗示出一种欧洲意识的现象学的若隐若显的轮廓,亦即新的转变性观点和一般世界观,以及同它们相联系的概念和范畴,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在某些思想家和思想家群体中的出现;由此澄清了一些不但令作为学院中一名哲学家或专业学者,而且令作为一个人的他深感困惑的问题。 三 观念史是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在一个多半持敌视态度的世界里,它仍然有待人们的承认,尽管在英语世界也出现了一些人们内心逐渐发生变化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人们日益感到,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内容、他们观察自身和形成理想所依据的基本观念所进行的探索,在研究人这个问题上,可以比现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提供更多的启发;因为许多这样的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仅仅是一套专业术语和对经验及计量方法的运用。这些学科倾向于把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科学的客观对象,因而他们只是一些被遵守着统计学或因果规律的力量所左右的消极而无感情的材料,因此这些学科倾向于排除或至少减少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们的规定性肯定是来自他们的内心生活、目标和理想,来自他们具有某种观点或观念,不管它多么晦暗不明,也不管他们是谁,他们身居何处,来自什么地方以及在做什么。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内心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动物和自然物体。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因此它极有可能对其实践者提出比任何其他学科更为广阔而多样性的要求,或至少是一些更具体的、往往令人十分痛苦的要求。批判观念时所必需的概念分析的严格逻辑方法,博学多闻,与创造性艺术家相似的移情与再现的巨大想像力——即“进入”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从内部”对其加以理解的能力——以及出于本能的几乎神秘莫测的预见力——这些从理想角度说观念史专家所应具备的能力,很少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无疑部分地解释了真正的观念史家寥寥无几,以及观念史本身要想成为具有公认资格的学科,仍需奋力争取承认的原因。 但是,培育一个知识领域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杰出成就难得一见的结果,这些事本身还不足以解释它相对而言受到的忽视。它这种暧昧的处境,是否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的、不那么明显的原因?通过深入到我们一些最根深蒂固的假设的基础,能否发掘出一些长久以来已被习惯性地遗忘了的事情,或是认识到它们更为牢不可破和持久不变?或者,这会重新引起一些有关我们集体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转折的令人痛苦的问题,即那些在今天有可能带来令人不安的新意义的问题?我们最熟悉、最珍爱的一些信念的坚硬河床,有可能在我们眼前变成流沙。无论如何,伯林的许多文章,或明或暗地使有关人类的一些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假设(至少那些属于西方世界的)受到了质疑。观念史对文化所能做到的事情,也许充其量只是心理分析声称能对个人所做的事情,虽然这个比喻不甚恰当:它所分析和揭示的,当然不是行为的动机和隐蔽源泉的根源和性质,而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其中有些与十八世纪以前可能出现的情况相比,要更不稳定,更可能随历史而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部分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和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自由的范围的认识。 伯林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对一般观念的评价、批判与阐述。如果我们想理解观念史对于他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他本人为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的独特性质,我们必须对他培养出个人兴趣的哲学背景有所了解。伯林本人一再谈及一个独到的见解,即至少在西方传统中,从柏拉图到我们今天,所有学派中绝大多数体系性的思想家,不管是理性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现象学家、实证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尖锐分歧,但是都接受一个无争议的关键假设:真正的实在,无论表面现象和它多么对立,本质上是一个合理的整体,其中的万物,终极地说,是和谐一致的。他们以为,至少从原则上说,存在着一个可以发现的真理体系,它涉及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问题,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获知这些真理只有一种或一组正确的方法;这些真理,就像用来发现它们的方法一样,是普遍有效的。这些人的论证过程通常采取以下形式:他们首先找出一组无可怀疑的特殊实体或难以改变的命题,断定它们具有完全合乎逻辑的或本体论的地位,并指定发现它们的恰当方法;最后,出于一种深藏在秩序本能和破坏本能中的心理嗜好,把凡是不能被转化成他们选做牢不可破的模式的这些实体或命题的东西,斥之为“失实”、混乱,有时甚至斥为“胡说”。笛卡尔有关清晰而明确的观念的信条,莱布尼茨的“mathesis universalis”(普遍命题),后来那些实证主义者的原子命题和拟定句式,或现象主义者和感觉素材的理论家的感觉元素,皆是这种简化论倾向的实例。这种类型的思想家以他们的信条为基础,倾向于竭力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实大加修正,把有意义的或重要的东西扔进了他们的哲学篝火;很多无价之宝,经常就这样被可怕地破坏或歪曲了。 我们必须以此为背景,来看待伯林对他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的态度,它把罗素及其弟子的新实证主义,同他对人文研究尤其是观念史的专注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仍在一般哲学领域教学和研究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逻辑转化》、《证实》、《经验主义命题和假言陈述》这些文章都己收入《概念和范畴》一书。——伯林决定了断同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对它当作检验标准的一些基本信条提出了批评。这些文章既代表着向一种特殊的哲学研究方法的告别,同时也包含一份秘密宣言的发端。伯林对于各种不可化简地多样的经验和命题,对于不可能用一种命题来表述它们或把它们转化成一种命题,或不可能根据某种基本类型的实体或“要素”(stuff)来分析它们,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在这些文章中,这种感受力从逻辑和认识论的角度得到了自由的表达。事物就是那样,我们确实无法用分析来消除使它们各有特色的因素。 使这些文章特别令人着迷和重要的原因有二:它们是从他所批判的哲学倾向的阵营内部写出来,它们反映着他本人的一些十分坚定的态度,就此而言,它们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在观念史上的强烈兴趣和他的哲学作用观的理解。这些文章是对现代哲学一个重要学派的根本批判,也是与它的决裂,但它们首先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局内人,一个充分了解——也许是太充分了——自己所批判的知识运动的目的和方法,虽竭尽全力仍无法接受它们的人所表达的思想。事实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伯林对休谟、罗素、艾耶尔、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和新实证主义主流,以及他们要把一切搞得平平整整的化约论方法的反对,类似于维柯这类哲学家对笛卡尔和当时的理性主义者的否定,或哈曼和赫尔德这些思想家对法国启蒙运动教条所持的态度。因为他们也是完全理解自己对手的目标和方法的思想家,伯林后来转而研究他们,并给予他们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但是,他完全没有他们的片面热情,与他们那种时常令人忐忑不安的蒙昧主义倾向相距甚远,更没有对对手的优点视而不见:他承认逻辑实证主义在杜绝许多形而上学谬论的根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时对自然科学的巨大胜利发出颂扬,认为这是近代以来人类理智最为成功的惟一事业;他也不时重申自己的信念,一切可以用经验科学的数量方法去探索的现象,只要不去粗暴地对待或否定其最内在的性质,都应当被放在因果律或统计规律的庇护之下。 在这个包括精神、道德、美学和政治经验的广阔而多变的领域里,可以最深切地感到简单的化约论教条的不恰当性。在这个领域采用简单的化约论概念,不但会造成严重的误导,而且经常贻害无穷。从某种角度说,伯林的全部哲学著作,可以被视为针对人文研究领域采用不恰当的模式和概念的做法而开展的一场漫长的战斗,时隐时现,但总是细致、机警而坚定。人类绝对不应当被有着曲解作用的理论之镜所蒙蔽,看不到他们直接就能搞清楚的自己真实的一面。例如,对于我们日益增长的有关自然和外部世界的正确而精密的知识对人类经验的内在道德和精神世界的冲击,他的许多文章提供了一种敏锐而细致的研究。就此而言,论维柯的知识理论的篇章,论哈曼、休谟和索雷尔的文章,以及论民族主义的文章,都可被看做同对“历史的不可避免性”此文收在《自由四论》一书中。的一些重要关切相联系。因为伯林一再就两种致命的危险发出警告:一种危险是,信奉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们也许提出了新颖的真知灼见,但仍然是片面而过于简单的,没有能力正确地对待足够多的事实,而是仅仅或主要关注那些它们所阐述的事实,并且根据它们来看待其余的一切;另一种危险是,把在一门学科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方法和步骤,移植到另一门与它们格格不入、采用它们就会歪曲甚至破坏事实的学科。 伯林在讨论自己的朋友约翰·奥斯汀的文章‘Austin and the Early Beginnigs of Oxford Philosophy’(“奥斯汀和牛津哲学的早期发端”),收在《个人印象》一书中。中的一段话,大概再好不过地反映着他的著作中的自我揭露。在描述了奥斯汀的思想的原创性和强大、他的勇敢和哲学多产、他把问题分解成细节的惊人能力之后,他又告诉我们,奥斯汀为自己赢得了影响和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一段漫不经心的评论:“他们都在谈论决定论,他们都说相信它。但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决定论者,我是指这种人,他就像你我相信人终有一死一样相信它。你遇到过这种人吗?”沉湎于自己的研究之中的哲学家,或是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可以自称是理论上的决定论者,但是他们的道德行为和他们的实际生活,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做出的判断,同他们表面的专业并不一致。 在伯林看来,哲学无法提供有关人性或宇宙的先验知识,它也无法用逻辑转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确定的和牢不可破的经验知识。因此,当艾耶尔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道路,继续维护、发展和更为细致地论述他的关键信条,奥斯汀却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转向对日常语言的概念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分析时,伯林在他对一些关键性哲学问题的答案的追求中,日益进入了对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一切重要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研究。这使他提出并深化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和经验,是用柯林伍德所说的“一组绝对预设”加以组织的。 四 在伯林看来,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他本人在一系列重要而深入的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哲学的目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以及《科学史的概念》均已收进《概念和范畴》一书。这三篇文章,共同反映着(除了其他许多认识之外)他对哲学在所有精神活动中积极而必不可少的作用的看法,尤其是他对作为一项可以获得真正知识或自我知识的哲学工作的观念史的看法。这种真正知识或自我知识自成一类,它启人心智,使人得到解放,只有系统地研究人类思想史——文化、文明、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历史——才能发现。伯林区分出一类完全属于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普遍得到确认的、现成的方法能够找出它们的答案。它们之间可能大不相同,有些表现为有关事实或价值的问题,另一些则是涉及它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用语和符号的问题。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在它们的架构之内不包含有关它们的解决方法的明确指导。”它们因为无法通过系统地采用专业技能或程序加以解答,因此有别于另外两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叠的)问题——常识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问题,和数学、逻辑学及其他演绎学科中的形式问题。在伯林看来,思想史主要是一个把各种争论归入这两种问题之一的过程。但是,当一组又一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脱离了原来的哲学母体,变成独立的、成熟的经验科学或正式学科时,有些无法化约、难以回答的哲学问题——在这里,伯林与所有那些想用强大的哲学溶液化解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或其中的大多数人,有着尖锐的分歧——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变得无足轻重。 如果我们记得康德在经验的内容与我们组织和解释经验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之间做过的重要区分,有些这样的问题的性质也许会变得更为清楚。如伯林所指出的,康德认为,我们用来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范畴是普遍的和不变的,适用于理性和有知觉的一切人。关于人类的某些基本真理,一旦被发现并做了恰当的分析,那么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不变的。康德迈出的这关键性的一步,被那些更关心历史和美学问题而不是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思想家来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他们领悟到康德几乎没有系统地予以注意的事情,并就此做了大量的论述。这就是,我们用来观察世界的一些基本范畴或“视角”虽然看起来一成不变,但另一些却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有时甚至变化甚大。一种文化所观察和倾听、思索和感受的基本经验内容,也许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但是认识它们和使它们条理化所依据的模式——即观察它们的视角——却是可以改变的。许多这样的基本范畴和模式就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而另一些则更不稳定而短暂,因此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对这些模式的研究和系统评判至关重要,因为这无异于一个事关我们的经验本身的整个架构的问题。在这些模式中,有许多相互抵牾,有一些则因为无法对经验的各个方面做出充分解释而引起障碍,结果被另一些模式所取代,而这些模式又往往把被其取代的模式已为我们打开的大门关上。我们的基本预设的恰当性——它们涵盖了多少、排除了多少我们的经验;它们揭示了多少又遮蔽了多少我们的经验——应是哲学家和观念史学家共同关心的焦点。 此外,观念史是发达文明一个较为晚近而又复杂的产儿。从起源上说,大概可以认为它诞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是历史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以及以史学为基础的各种比较性学科——人类学、语用学、语言学、词源学、美学、法理学、社会学、人种学——的一门近亲。它的核心关注点是“了解你自己”这一古老格言向群体的历史整体、文明或文化的广泛延伸,个体的自我便包含在它们中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产物。它尤其关心向我们说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经历了哪些阶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强调各种观念和情感、思想和实践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的互通性,而不像人类研究中更为专业化的分支通常所做的那样,人为地分别对它们做出评价。它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及范畴,当然也包括某个文学流派和政治运动、某个艺术天才或原创性思想家,只要这些事和人最早提出了问题,发展出了成为后来数代人的共同世界观之一部分的观念。伯林不仅研究伟大的思想家:观念史不是一系列大哲学家的故事,不是一种观念或理论体系引起另一种体系,就像一个单性繁殖的过程一样。他所关心的是各种观念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人那儿的出现,他们形形色色,特立独行,经常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与他们协助推翻的正统教义和公认前提相对立。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真实知识和启蒙教育一个较新的来源,观念史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基本概念模式之起源的认识,以及这些模式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模式来理解我们自己并获得我们作为人类的认同。这些基本的、无所不在的预设,正是由于它们有着高度的普遍性,是我们支配自己的大多数——人类的大多数——经验所依靠的手段,因此通常是隐而不彰和未受审视的:观念史家的任务,就是努力置身于其外,使它们成为反思和系统研究的对象,由此把它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使它们能够得到公开的批判和评价。我们的许多价值和观念,在做过适当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地找出并描述它们的起源和演变之后,就会露出其真实的面目:它们不是从亘古不变的人性本质中得出的永恒、客观、不可动摇、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文化变迁中一个漫长而脆弱、经常十分痛苦悲惨但终究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所结出的果实。这种批判的讨论所采用的标准,其本身也必须是检验的对象,伯林对它们的确切性质有什么看法,是我们下面还会谈到的一个问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林的全部著作是对一种哲学和真理观的漫长而坚持不懈的否定,也是对研究人的真实能力和条件的一些方法的否定——至少在西方传统中,两千多年来它们一直处在中心位置。他在生活的早期便对这种观点的缺陷深有感触,不断调动丰富的资源并以极大的热忱,以广阔的多样化视角和大量具体的历史细节,去揭露这些缺陷,由此从许多出人预料的角度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了解释。 五 就一般观念的变化而言,自宗教改革以来,而且在我们今日世界仍十分活跃的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变化,也许就是一系列持异议的思想家对在西方处于中心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的反叛,它在1730年以后,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又以更大的力量在德语世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许多现代思想运动和感情,都是来自这些真正改变了世界的观念潮流,尤其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许多唯意志论的流派——存在主义只是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新表现——伯林针对它们,写出了他的一些最精致、最具启发性的文章。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伯林评价了这些思想家的一些主要观念。无论从时代还是地位上说,维柯在这个思想家群体中显然是个孤独者,这使他对他们大多数关键信条的独到预见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他的大敌一方面是笛卡尔——他相信清晰而明确的观念,蔑视历史的和人文主义的一般研究,试图用一种知识,即数学,来同化一切知识形式;另一方面是自然法的理论家——他们的关键假设是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在一切地方和时间都能找到的普遍人性。在哈曼和赫尔德以及后来许多直接或间接受他们的激进创新影响的思想家看来,阴险的敌人是法国启蒙运动中那些想入非非的教条主义“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他们所坚持的基本信条使真理受到致命的歪曲,被其遮蔽的东西比它们阐明的还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之间虽然也有分歧,然而他们共同坚持某些几乎一直畅行无阻的基本前提:人性无分地域时代,都是一样的;普遍适用的人类目标、真正的目的和有效手段,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发现的;牛顿的科学方法在说明非生物的自然界方面已被证明极为成功,在道德、政治、经济以及一般人类关系的领域,也应当能够发现和采用类似的方法,从而铲除邪恶和痛苦以及爱尔维修所谓的“涉及利益的谬误”。这些理性主义思想家全都相信,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从原则上说可以找到一个惟一的、对事实和价值问题同样正确的统一的知识体系。他们追求无所不包的方案,普遍有效的统一架构,在这个架构中万事万物展现出系统的——即符合逻辑或因果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宏大而严密的结构,它没有给自发的、出人意外的发展留出丝毫余地,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根据不变的规律完全得到解释。伯林认为,这就是西方思想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大厦的基石,它被本书所讨论的一些思想家动摇了。 伯林细心地指出,在源远流长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传统中,当然也存在着对这个关键假设的异议;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从博丹到孟德斯鸠,都曾强调过千差万别的习俗、道德观念、制度、一般世界观和信仰,从而使这一思想支柱不断受到温和的撼动。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摧垮这个结构。在这方面,伯林有关孟德斯鸠的讨论特别有价值。他并未否认一个十分正确的观点,即这位伟大的法国思想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奠基人之一。虽然孟德斯鸠采用了自然法和自然目的这类形而上学概念,他的立场从本质上说却是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他首先相信的是通过观察得到的直接证据。他的中心思想已被吸收进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文献,一度似乎新颖而有吸引力的思想变成了常识,成功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在回顾他时,只把他当做一个并没有新观点要告诉他们的杰出先驱。可是当伯林根据十八世纪前半叶积累的经验回顾他时,却感到更有必要强调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中的怀疑主义特点,以及他对一切为大规模变革所做的全面而简单的计划缺少热情,而他的许多更为乐观的同代人,因为持有一种更死板、更简单的理性主义幻觉,曾为这种计划而激动不已。当他本人宣布在笛卡尔的精神中发现了一门新的科学时,他在内心深处却很清楚,他的材料的性质与这些方法是不一致的,他的实践和他的表白不符。和他的许多同代人不同,他无法让自己做到仅仅把具体事物当做阐明普遍原则或规律的材料。他尊重而且乐于看到那些难以化简的特殊情况,对普遍适用的人类观念抱着深刻的猜忌。对孟德斯鸠来说,每一种社会类型都有其内在精神或发展原理,它们各自透露出自身的一切最不相同的支脉。政治家和立法者有责任理解这种内在精神或有机因素,根据它们统治或管理社会。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需要,追求着不同的目标,在某种情况下和某个发展阶段是好事,在别的条件下未必同样是好事,因此对于人类的问题,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普遍适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对于人类的各种目标,也不存在终极合理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态度中,存在着一些本质上对启蒙运动的信条具有颠覆性的因素,孟德斯鸠对理性主义哲学家按照普遍学说干脆利落地彻底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的不信任,使他更接近于维柯和赫尔德,而不是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当然,伯林也明确指出,在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深处存在着一个矛盾:他虽然是个多元论而非一元论者,不为任何单一的支配原则所迷惑,他虽然对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有十分透彻的了解,因此在当时可算见解独到,然而他也相信,不管人们的各种手段和次要目标如何纷繁多样,他们终极的基本目标是一样的:基本物品、安全、公正和平等等需要的满足。伯林由此指出了孟德斯鸠思想中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方面相信每个社会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殊习俗、道德观点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相信正义是一个普遍而永恒的标准,伯林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它们都是来自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强烈担忧。无论如何,这个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在伯林看来,孟德斯鸠的思想代表着对启蒙运动核心理想的严重偏离,虽然不是与它的断然决裂。 多元主义观点令人不安的能力,在那篇论述马基雅维利的博学而精彩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伯林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四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基雅维利在学者和文明人中一向引起尖锐分歧,他使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的良心深感不安,但这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他不讲道德和魔鬼附体,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与当时和后来占上风的道德体系不同的体系,因而他大概是对一切一元论学说本身表示怀疑——至少是有所暗示——的第一位思想家。在伯林对他的解释中,马基雅维利并不像大多数评论家所断定的那样,仅仅是个政治谋士,只关心操作手段,对终极目的无动于衷;他不是个立场超然而客观的政治科学家,仅仅对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加以观察和做出中立的描述。马基雅维利远不像克罗齐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使伦理学与政治分道扬镳,他超越了当时正统的基督教伦理(也隐然超越了其他相关的道德观点:斯多噶派的、康德的甚至功利主义的)——它们本质上只关心个人——而把眼光投向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即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传统——一种本质上是集体主义或共同体的道德。根据这种道德,人之成为人,人之持有各种价值和目的,是和他属于一个共同体相一致的。按照这种观点,个人生活的终极目标和城邦的集体生活是分不开的。人们只有致力于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成功的共同体,他们才能具有健全的道德,才能过一种完美的、富有成果的公共生活。因此,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道德而赞成某种不讲道德的手段科学,而是赞成一个目的的王国,它本质上是社会的和集体的,而不是个体或个人的。他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祖国的幸福和荣耀。他的立场意味着有两种同样终极但又相互排斥的道德法典,人们必须从中做出决断。这等于说,在终极价值之间可能存 在着冲突,在它们中间没有办法做出合理的仲裁,因此只能得出这种令人深感不安的结论:达到人类的完美,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不存在惟一的道路。因此,在各种终极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做出抉择的必要,远不是人们生活中一种罕见而反常的现象,事实上这正是人类生存条件本身所固有的一个因素。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不管多么不明确,是马基雅维利的一项主要成就:如伯林所说,“无论他本人怎么想,他是多元主义的创立者之一”。 六 最先对普遍的理性主义学说持续进行攻击的,是维柯、哈曼和赫尔德。伯林在《维柯与赫尔德》一书中评价了这两位思想家主要的新观点。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又对它们做了评论和补充。维柯是个生不逢时的天才思想家,毕生致力于表达他的一些有关人、历史和社会的革命性想法。他的学说的意义,在他去世二百多年后,才变得显而易见,而且正如伯林所言,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直到今天才实至名归。他大概是明确表达了不存在普遍而不变的人性这一观点的第一位思想家;他复兴了人其实只能理解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这种古老的思想,并因把它应用于历史而使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是从“内部”,以一种产生共鸣的眼光理解历史过程,它们处处留有人的意志、理想和目的打上的烙印,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自然界的“没有意义的”“外部”表现;他大概是以法国法理学家和通史学家那些含糊的观点为基础,创立了一种文化观:文化的所有活动都有着独特的标记,反映着一种共同的模式;他还提出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观点,一种文化的进步要经历一系列可以理解的发展阶段,它们并不是由机械的因果规律相互联系在一起,而是人们不断地发展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相互关连的表现。他认为人类的各种活动首先是自我表现的形式,它包含着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大概最令人兴奋的是他提出的有关一种新型知识的观点,即重构性的想像或幻想力,我们通过进入另一些时代和地方的另一些人的一般观念,进入他们观察自我及其目标的方式,而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既不是完全出于偶然,也不是可以从前提中演绎出来的。 在《维柯和启蒙运动的理想》一文中,伯林描述了维柯的观点对乌托邦观念的某些意义,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以不同的面目发挥过显著的作用,它是指一种理想的、静态的合理社会,一切人类的价值和所有可想像的通向人类完美的道路,在这个社会里和谐并存,不但不会相互伤害,而且处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中。在维柯看来,人们的各种世界观、活动和目标,必然属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他所谓“永恒理想的历史”(storia ideale eterna)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一种不变的循环方式,同过去和未来的阶段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历史过程的较早阶段是我们自身起源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在自己的心灵中发现过去的各种潜在可能性,再现和理解过去。不过维柯和黑格尔这类唯心论的形而上学家不同——他们相信在一个文化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不会造成价值损失;他也不同于理性主义思想家——他们相信一切价值必须完全符合对一切问题的最终的完美解决方案;维柯的观点没有这样乐观的幻觉。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既有收获,也会造成绝对的损失。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形式可能永远消失,已衰败的世界所产生的独特而不可分割的成分,不会由价值相同的形式所取代。充满灵感的歌者,譬如维柯认为最令人难忘的荷马,他们原始的热情和细微的想像力,不可能从那些进行理智分析和冷静抽象的批判哲学家的同一个阶级中产生出来。因此对维柯来说,完美性的观念、一切真实的价值将得以充分实现的秩序的观点受到排斥,不单纯是出于经验的原因——无知、人类的弱点、缺少技术手段,而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它有着先天的内在矛盾。 在讨论维柯的另外两篇文章中,伯林对知识领域中的多元主义的关切也表现得十分清楚。它们转向维柯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知识的创造性划分,这两种人类知识以大不相同的前提为起点,导致有着深刻差异的结果。根据维柯的观点,“外部的”、非人的物质自然的全部领域,与道德、艺术、语言、各种表达方式、思想和感情这个“内部的”人类世界是不相通的。与这两个特殊领域相一致,也存在着两种独立的探索方法:一种是维柯所谓的“scienza”或曰“per caussas”(有原因的)知识,这是我们惟一能够建立的完美知识,即人类创造力的产物——数学、音乐、诗歌和法律,它们完全可以被理解,正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心智的产品。还有一种“coscienza”,或称外部世界的知识,它是由观察者从“外部”利用因果一致性和理解力得到的,因此它所能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事物如何发生,而绝对不可能是它为何发生,或它出于什么可以理解的原因,或它在追求什么目的。维柯的伟大创举在于,他在建立“人类学的历史主义”时,把“scienza”这个范畴运用于人类历史,即人们亲自“创造”的历史;而这种历史主义又需要一种与它的发展和成长相一致的系统的精神科学。只有通过研究心智在表现自身时所采用的不断变化的符号——词语、纪念物、艺术作品、法律和习俗等等——才能找到它们。一个人自己心智中的记忆和想像,各种潜在的禀性(其中大多数都未被激活),为这种理解提供了基本的手段,关于人的全部研究最终都要以它们为基础:对于恐惧、爱和恨的感情,以及家庭或民族归属感,对于理解一种面部表情、人的一种处境或一句玩笑,对于鉴赏一件艺术品,对于用理想塑造生活,以及其他无限多样的(和不断发展的)“内在”直接体验,我们都有自己的切身知识。 这种“直接”知识既不是归纳的或演绎的知识,也不是假设—演绎的知识。它是独特的,只能根据它本身对它加以描述和分析。它既不能从笛卡尔、牛顿或任何类似的学说(它们根据因果规律,从外部把事物联系在一起)中得到,也不能被转化为这种学说。这是我们得自于自身经验的知识:一种熟悉的活动或我们生活中一个熟悉的侧面,我们过去根据人类的目标和愿望从内部理解它们,也能通过“客观化”,使它们变得与我们疏远:它突然被当做一种陌生的、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是我们无力驾驭的因素——社会学的、生物学的或物理学的因素——的必然产物。与此相反的过程是:一项活动、一件艺术品或一个人,一部法典或一种制度,都能变成我们自身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因为通过一个想像的过程,我们根据人类的目标和价值,从“内部”认识它们。这是一道不确定和变化无常的边界,根据人类的理想和意愿所做的合理解释,经常在这里同根据“无感情的”、非人类的自然规律所做的因果解释发生冲突。过去,这样的战争场面始终未曾中断;未来,这种战争的场面甚至会更大。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作家像伯林那样,强化了我们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 维柯所揭示的认知类型,是后来由赫尔德以及他之后德国那些伟大的史学家特勒尔奇、狄尔泰、梅尼克和马克斯·韦伯所发展出的Einfühlung and Verstehen(体谅和理解)学说的种子。对于十九世纪许多思想所主要关注的认识论和精神哲学,它也意味深长。《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一文所阐述的,便是这些最重要的论点之一。在对持续而普遍的进步的乐观主义信念中,包含着一个同它不可分割的观点,即:一切探索和研究方法,一切求知和理解模式,是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知识发现的方法和形式,说到底都能从屈指可数的几条原理中推导出来,人类知识的整体领域是从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每一部分都和其他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促进。但是,假如维柯对“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的划分是正确的,假如像他的学说暗示的那样,实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无时间性和无变化的结构,能用一种完美的逻辑语言对它直接加以摹写,时间和地点的“外来”影响不会对它造成歪曲——即一种模式,用它来衡量所有的自然语言,可以证明它们都只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完全的近似;进一步说,假如所谓原始人的语言形式和神话、诗歌和宗教并不像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典型观点所认为的那样, 像是咿呀学语的孩子对真理的模仿(后来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又对此做了更明确更全面的表述),而是他们的生活观的独特反映,体现着他们对自己的特定世界所产生的问题的回答——这种回答就像后来更文明的时代对其问题的回答一样真实可信,而且归根到底两者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那么结论就是:所有的知识并不是都属于一个单一的类型,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它不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稳定地成长着(尽管不时被野蛮时代打断),也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积累过程,逐渐向着最终完美的固定不变状态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对于维柯来说似乎是这样,不过未必一定如此。如果库恩对科学发展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维柯也是正确的。,以及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都在稳步前进这种理想的破灭,确实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在讨论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的文章中,伯林评价了大概是本书中最不合常规的思想家哈曼的观点。哈曼年轻时是“柏林启蒙运动”(Berlin Aufklaerung)的领军人物门德尔松和尼古拉的宠儿,他一直是个成功的出版商和启蒙运动的传播者。但在经历了一次内心体验的转变,回到他早年的虔敬派信仰之后,他决定攻击那些处在理性主义传统核心位置的理想和价值,他要把它们改造成和它们正相对立的东西。他代表着人类的尊严、温情、爱和自发性的理想对十八世纪法国的体系派和“可怕的简化者”那些摧折精神的抽象观念的最不妥协反抗。在进行这场可怕的战斗时,他和他的战友雅各比不得不暂时借用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的两个中心论点(其中一个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在近代欧洲思想史上,很难再找到比这更令人难以捉摸的篇章了。 获取知识的不二法门是自然科学和经验科学;一切想要成为真理的陈述,从原则上说必须能够得到任何一个理性人的公开验证;真正的知识不存在任何先验的或非理性的来源——法国启蒙运动的这些基本信条,自十八世纪以来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抗,甚至在法国也不例外。对僵硬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伦理学自然主义的反抗,最初表现为文学和风格上的一波感情浪潮:狄德罗把感情放在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而卢梭则是一位感觉和自然激情的主要解放者。在法国以外,瑞士的冯·穆拉尔特、波德默尔和布赖丁格,英国的劳斯、布莱克维尔和瓦尔顿父子,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这种干瘪的极端理性主义精神发起了反叛。但是这种反叛主要局限在文学、风格和艺术领域,启蒙运动赖以立足的基础并未受到触动。彻底动摇这些重要假设的强烈而破坏性的打击,来自于德语世界偏僻角落里一帮心情郁闷、深感困惑的思想家:伯林所说的“这些德国人反抗法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霸权”所造成的深刻后果与反响,既是灾难性的又让人挣脱了束缚,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现代思想的历史。 不论从性情还是信仰上说,哈曼都是条理分明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的敌人:他认为普遍法则的抽象体系,虽然(作为工具和武器)有助于我们支配和开发现实世界,但肯定也会遮蔽我们对鲜活的直接经验的感受,使我们看不到我们生活中那些独特而奇异、无法预见且常常是十分混乱的因素。科学理论充其量只有工具的价值:它们无法提供任何无懈可击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是直接由感官,由自发的想像力、直觉和洞察力提供给我们的。直接的感受,当下的、无可辩驳的现实感,哈曼称之为Glaube(信念)。他把这种信念或信仰的学说归功于休谟。他正确地认识到,休谟的认识论是建立在没有先验证据的原始信念上;但是他以一种会让休谟吃惊的方式,对其学说做了改造,把它运用于非经验的领域:脱离了人类信仰的基本能力,人们就不能产生思想或行动,也不能产生对外部世界和历史、对其他人或上帝的存在的信念。信仰的能力并不比感觉的证据更容易受到理性的驳斥;它虽然有时让人上当受骗,但它并没有得到一套缜密的证明机制的支持。最主要的是,科学家那些造作的功利主义新思想(它们不能反映人或上帝的内在本质),对它不能提供任何说明。在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所编造的那张无生命的范畴之网中,或在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所建立的庞大唯物主义机械论那些毫无灵性的因果作用中,谁也无法表达爱,或表达自己最深层的本性。只有诗人、情人和虔诚的信徒,能够进入他们强烈奉献的对象,对其获得充分的认识。直接获得的素材是具体而独特的:任何想把它们编织进人为模式的做法都会使其受到歪曲,把它们变成别的东西,变得比它们本身更贫乏。其实,在哈曼有关思想、经验和语言的关系的观点中,几乎有一种神奇的现代语调。当他自称并不十分关心“什么是理性”这种传统的哲学问题,而是更乐于提出“什么是语言”的问题时,当他宣布“语言创造了一切”时,他预示了奥斯汀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当他谈到人为的概念系统,断言“我们人类是自然的无情篡改者”,并且进一步以讥讽而不是诚恳的语气问是否存在着“可以把一切都归结到其中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观点”,或是否“万物皆由数学上的线所构成”时,他所表明的批判态度,显然十分类似于今天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对罗素及其追随者的新实证主义所做的批评。在哈曼看来,普通人说话所使用的词语,是人类意义的传达者;因此它们没有把直接的感受歪曲成抽象的公式、通用的命题、规则或定律。它们或者是一种表达的形式,不朽的灵魂之间进行交流的形式,或者是分门别类的科学人为制造出来压抑人性的工具。对理想化的虚构事物过分热情,会牺牲以日常语言为媒介的直接观感,这迟早会导致一架庞大的官僚机器的建立。人只被当做管理的机械对象,他的内心生活和意义荡然无存,徒具一付躯壳。就此而言,哈曼是最早和最有洞察力的人之一,他们阴郁地预见到了马克斯·韦伯后来所说的“das Gehuse der Hrigkeit”(奴役的牢笼),或今天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所说的“verwaltete Welt”(管理者的世界)——由人和自然组成的世界,被理解成一个由一批理性主义专家为了功利目的而进行操纵的机械系统。 伯林把赫尔德视为三个重要观念的创始人,这些观念不但在他那个时代极为新颖,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活力十足。这三个观念都与西方源远流长的主流传统背道而驰,而且和启蒙运动的中心价值和关键信条格格不入,无论它们是道德的、历史的还是美学的。它们是:民粹主义,或相信只有当人们属于一个以传统、语言、习俗、共同的历史记忆为根基的单一群体或文化时,他们才能达到充分自我实现的信念;其次是表现主义,认为人类的所有作品“首先是言语的声音”,是表达或交流的形式,它们包含着一种完整的人生观;最后是多元主义,它承认文化和价值系统 具有潜在的无限多样性,它们有着同样终极的价值,没有相互衡量的共同标准,这使得以下信念没有逻辑上的连贯性:有一条达到人类完美的普遍正确的理想道路,所有的人、所有的地方和时代都在寻找这条道路,只是成功的程度各有不同。伯林环顾自己周围的现代世界,体认到这些观念是多么关键,而且它们很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都是能让人们全身心投入的观念,它们很可能造成与它们的号召力不相上下的后果。在一个充满挫折和民族主义的时代,人们所感受到的深切需要,对根和自我表达的需要,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论民族主义的文章便讨论了若干这样的重要主题。身处西方技术文明中的许多年轻人,都有一种窒息和精神枯萎的感觉,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个人或集体的自我表现的愿望,而指出人的一些最深刻最顽强需要的,赫尔德堪称第一人。从嬉皮士和花孩儿flower children,主张“爱情、和平与美”的嬉皮士,以花朵象征其主张。——译注到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一样的;他们都可以把赫尔德称为自己的至圣先贤。讨论索雷尔的文章也对这些燃烧着烈焰的话题做了详细的论述。在一个要求绝对效忠的狭隘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生活的目的多样而又多变,它们同样终极,因此很容易发生殊死的对抗——这种观点的存在肯定来日方长。许多后来的思想家,大概尤以赫尔岑为甚,都接受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在他们中间塑造着自己的人生,在他们中间经受着痛苦的生活。让这两位思想家最感惊恐的,莫过于看到(无论在什么社会形态中)那些精力充沛者只有令人恐惧的简单意图和需要,以及对生活目标同样简单的看法,他们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并大权在握,把自己喜欢的观点强加于人类中间那些更多样化、更丰富和更弱小、更有创造性的群体。 七 由赫尔德肇其端的这三种重要观念之一,是伯林讨论赫斯、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文章的中心话题。它阐明了他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的关键段落: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就像对食物、住所、繁衍、安全和交往的基本需要一样,是归属于各种明确的共同体,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历史记忆、习俗和世界观。只有当一个人自然地、无所察觉地真正属于这样一个共同体时,他才能够进入生活之流,过一种充实的、富有创造性的自立生活,他在这个世界上才有家的感觉,才能使自己与同胞合为一体。在这个自然的单位或群体中享有一个得到承认的位置,而这个群体也必须在世界上得到无条件的承认,由此得到一种人生观,得到自身及自身在共同体中的状况的一种意象,在这个共同体中会产生出具体而直接的、自发的人类关系,它没有被对个人的真实身份的神经质的自我怀疑所歪曲,也不会受到另一些人真实的或想像中的优越地位的伤害。 归属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愿望如果受到挫折,就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苦恼后果,伯林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其中的主要形式给予了充满同情心的探讨。在伯林看来,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脱离了狭小、熟悉、自我封闭的犹太人聚居区的世界,进入一个更广阔、更自由、更令人亢奋同时也更陌生更危险的非犹太人世界,他们的身份突然发生了问题。他们是谁?他们中间那些更能随机应变的人,没有遇到明显的麻烦便摆脱了过去,顺利融入了他们的新环境;另一些人,即那些自我意识同一种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却无法让自己忘记自身的起源,因此他们无法做到这种顺利的自我改造。由于没有被他们试图进入的世界自动接受,他们心怀焦虑,甚至经常为这种伤害而极度痛苦,为了解决他们的自我认同问题,便或多或少自觉地求助于各种办法。 这些寻求地位、承认和“归属”的办法,一般会采取两种形式:向来处境卑微或受压迫的群体、民族或社团中的成员,自觉地要求地位平等(有时是要求优势地位);或是认同于另一个未受到他们原来处境的缺陷和弱点所玷污的群体或运动。第一种方式要求以充分自我肯定的态度接受自己原来的身份,其中经常包含着进攻性的情绪。第二种方式则是接受一种新的身份、一些新的价值和习惯,远离给他们的amour propre(自尊)造成伤痛的卑微地位。伯林告诉我们,那些采用后一种方式的人,“易于对居支配地位的多数人采取一种夸张的怨恨或轻蔑的态度,或对他们产生一种过于强烈的赞赏或崇拜态度,有时则是两者兼备,它既会导致在观察事实上独具慧眼,也会——这是过度敏感的产物——导致对事实的一种神经质的歪曲。” 伯林的观点是,两个大师级的创造性人物,马克思和狄斯累利,都有着强烈的支配欲,要领导或改变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因此属于后一类人;而温和诚实的赫斯,既缺乏自欺欺人的能力,也缺少创造性的想像力,但是他有简单的直接领悟的天才,因此属于前一类人。 狄斯累利作为英国社会的一个局外人,把追求权力和社会承认看得高于一切:英国的贵族阶层在他那充满激情的想像中,被转化成了一个神话王国;他则把自己塑造成它的领袖,把自己对贵族身份的要求建立在自己种族的古老上,他在著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一点。他看到自己正领导着这个阶层,与受剥削的大众团结在一起,反对一切有着真实特征的可恶敌人,野蛮的、功利主义的、物欲横流的中产阶级;他憎恶平等和平庸,相信想像力、直觉和传统价值优于一切形式的科学计算、理性和分析。他所编织的神话是如此强大,竟能以此把他那些五花八门的追随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在“至关重要的几十年里”影响了英国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但是,只有当这种全面的心理自我改造行为——狄斯累利的许多传记作家把它视为玩世不恭的诡计多端之举——货真价实时,它才能赢得胜算和传播信仰。伯林则坚持认为,狄斯累利确实把自己视为那些公爵和男爵们的同侪,他领导着他们,反对曼彻斯特的制造商和边沁主义者;他本人也完全被自己的虚构所虏获。伯林领悟到了狄斯累利的幻觉中最隐秘的动机:他追求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要取得一种认同,使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稳脚根有所作为。因此和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相比,伯林对狄斯累利有着更深入、更完整、更令人信服的理解。伯林洞察到一个人生命的最深处,洞察到了他的自我意识——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属于何处——由此解释了一个具体而又奇特和令人困惑的事例。不仅如此,他还从这个事例中概括出一种富有成果的见解,它有助于解释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因为从狄斯累利身上,伯林看到了一个早期极富天资与辩才者后来变得日见平凡的范例:完全放弃自身本质的“异化的”人——科学革命和日益集权的工业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解体和传统纽带松弛的一个牺牲品,他的一生,是一个漫长且往往十分痛苦的寻求认同的过程。 和狄斯累利不同,马克思很少提到自己的犹太人出身,这不免让人怀疑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压抑这种出身。伯林的看法是,马克思的中心思想虽然深刻而有创见,他却没有对民族主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完全低估了它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重要作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出身造成的困境,也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困境。根据这种观点,他和狄斯累利一样,也竭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从出身上说他并非其中一员的社会群体。他选择了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这个普遍阶层,他们完全摆脱了给他本人打上烙印的那些恶名。他所谈论的、与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无产阶级,和狄斯累利的贵族阶层一样,是一种虚构,一个抽象范畴或理想。正如伯林所说,他们并不是真实的劳动者,不是矿工和工厂里的工人,即有血有肉的人,效忠于自己的民族,被传统和地方意识的千万条纽带联系在一起。 倒不如说,他们是全人类、有时是马克思本人受伤害的感情的承载者。因此,马克思的言论经常对和他一样的人很有号召力,那些漂泊无根、被社会所疏远的都市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世界中的野蛮和不公的强烈反感,总是伴随着一种尊严受到伤害和极欲寻求认同的感情。正如伯林谨慎地指出的,马克思至少有一些信条部分地来自对深层心理需要的反应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这些信条失去效力。不过这也有助于解释那些换了基础便会证明为不恰当的理论,为什么无法实践当初对它们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信条和生平与这样一些人是一样的:他们不接受自己的出身,因此也不接受他们自己,无论他们属于什么人。他们最初提出的许多思想,并不是作为客观分析和描述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安抚性的神话,俾使受压迫受侮辱的灵魂,也包括作者本人的灵魂,能够重新振作起精神。 当伯林从这两位既眼光锐利又自障其目的大师级神话制造者转向摩西·赫斯时,他离开了这个紧张而又丰富多彩、被神经质地歪曲了的世界,开始讨论一个更为冷静和轻松的人物,他对事物的看法也许不那么深入透彻,却有着更多的平衡和比例感。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把赫斯描绘成马克思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先驱,他的重要性因那位大师而变得黯然失色。伯林在这篇文章中则确信,赫斯的主张应当被严肃看待,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他自有其价值,他预见未来的天才,比他的同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革命家更胜一筹。摩西·赫斯,伯林把他称为“德国共产主义之父”,是直观的道德意识和身边的生活经验战胜学说和教条的一个最值得纪念的事例。赫斯是个有着强烈道德意识和心地诚实的人,他被剥削和不公正的景象所激怒,受到普遍的人类进步的抽象计划的吸引,但是他逐渐认识到,一个人要想凭借不考虑具体而独特事物的理性主义普遍原则,竭力摆脱和否定自己的真实出身,是既不可能也很不足取的,因为这种出身是和他的民族的历史记忆、习俗、语言和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赫斯身上有一种简单的直观意识和人情味,一种赤子般新鲜的感受力,有时它与那种对远离生活经验的抽象教条的神经质的陶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陶醉正是马克思的理性建构中更压抑的一面所具有的特点。马克思和狄斯累利都不由自主地改造现实,使它适合自己的创造性意志,而赫斯却喜欢简单地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伯林在一段很有启发性的旁注中说,要是马克思在童年时受到过和赫斯(据他本人说,是来自他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样的宗教教育,而不是吸收了伏尔泰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教条,他的生活和世界观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与马克思不同,晚年的赫斯没有低估民族主义这个基本的、独立的历史力量的重要作用。他否定了世界主义,因为它压制不同群体的天然差别,而且他像赫尔德一样相信,人类分化为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而形成的这种天然差别,不但不是一个可以改正的错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消除,反而是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取之不竭的源泉。他同样坚定地谴责黑格尔对主导的“历史性”(historic)民族和默默无闻缺乏活力的民族的划分——前者因为其“优越性”,有权侵略和同化其他民族。根据一种高度抽象而模式化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必然走向理性而和谐的新世界秩序的过程,在这种秩序中,人道的共产主义原理将会消灭贪婪自私的财产制度。犹太人在完成自己作为一个伦理民族的历史使命之后,会消失得无可辨认。而赫斯,被一种难以改变的现实感、一种对事实的直观而“坚实的”领悟力所促动,接受了基本上是赫尔德的观点:犹太人不仅仅由宗教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和其他所有民族一样,也构成一个民族,为了获得充分而确定的认同感,他们也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是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赫斯终其一生,始终相信平等和正义是固有的价值,而他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也是建立在道德前提上:只有通过那些相信善的内在道德价值的人们的自觉行动,才能使这些善得到保障。在他看来,有些十分普遍的人类价值是恒久而普遍正确的:人类自然感情的自由表达,属于并认同于一个有着历史连续性的共同体。假如能够用合理的论证说服人们相信这些价值,他们就会相应地变通自己的习惯做法。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嘲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于他们以及那些受黑格尔历史主义影响的人来说,历史过程遵循着一成不变的、可以发现的客观模式:凡是看到了这些模式的人,就会使自己认同并支持那个“历史”价值,或在某个具体阶段注定会取得胜利的群体。不这样采取行动,执意对抗事物内在不变的性质,是不理性的,而且无异于自取灭亡。赫斯拒绝相信整个世界正在为他所钟爱的价值而战这种令人十分惬意的教条。他不相信阶级斗争、天翻地覆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或以暴力方式剥夺财产不可避免。正如伯林所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献身于其中的革命改变了整个民族的生活,但是以暴力手段剥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和共产主义政党本身,并不能保障社会公正、个人自由、经济平等和社会和谐。凡是在接近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地方,往往都是自觉追求自己认为有内在价值的目标的人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目标的实现仅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取决于和人无关的无情的历史力量。赫斯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心价值必然与一些最神圣的传统价值——对家乡的爱,对个人和集体的历史、民族记忆和各种符号的深厚感情等等——发生冲突。如伯林所说,赫斯保留着一种新鲜的观察力,因此他无法做到“激烈反抗自己的天性”。“他幸亏有自己的尚未被个人自负或教条所玷污的道德观”。伯林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对一个人的异常敏锐的解释:他以抽象学说和理性主义改造方案的名义,压抑他对自身和自己身份的最深挚感情,直到真理一点一点地变得十分强大,使他再也无法故意限制这种感情,它终于伴随着一种强大的解放意识彻底爆发出来。 八 人的尊严和认同,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寻找家园感——这些主题再次出现在使人深受启发的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中。伯林在这里讨论了它所采取的典型形式,以及它的一些主要来源,触及到了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和预言中一个最令人不解的特点,即它未能对民族主义在塑造现代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做出正确的评估。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最初似乎是在十八世纪的后三十多年出现于赫尔德的著作中。对赫尔德和受其影响的德国人来说,首要的敌人是法国的普遍主义和唯物主义。伯林认为,赫尔德的思想,一方面是对支配理论与实践的普遍理性原则能够被发现这种信念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德国人对法国人做出的反应,后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居于支配地位,有一种以庇护者自居的傲慢态度。这种受伤害的自尊心做出的自然反应,就是一种现象早期的典型表现,它在后来的十九世纪变得十分普遍,并在我们今天发展成一场遍及世界的运动,它所导致的后果的规模和性质仍有待人们努力加以揭示。伯林告诉我们,变成一个高傲、成功而又强大的邻国蔑视的对象,被他们以扬扬得意的谦和或庇护者的宽容态度相待,“是一个人或社会所能承受的最痛苦的经历”。那些尊严受到伤害的人所做出的夸张而时常是病态的反应,是拔高自己真实的或想像出来的美德,以此对抗给他们造成痛苦的人。德国人回首过去,看不到自己有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独霸一方的悠久传统,或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上有一系列辉煌成就,但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优越的道德品质和深刻的精神,找到了对真理和内心精神生活的一种高贵而无私的爱,他们以此与享乐主义的、世俗的、肤浅且道德空虚的法国人相比较。和那些浮华堕落的法国人相比,他们感到自己年轻而朝气蓬勃,是未来的真正使者。最早表达这种强烈使命感的是德国人,然后是斯拉夫人,今天则已经成为摆脱了殖民地地位的新兴民族的共同语言。但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们却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如此,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就像宗教一样,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用来对抗受剥削群众的一件武器,它的寿命不可能比资本主义更长久,一旦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它也会随之永远消失。伯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那些德国人,完全未能看透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把它解释成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为何像马克思这样一个充满创造力、深刻而强大的思想家,竟然没有注意到一个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因素,伯林在此文中并不想做出解释。不过在论述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文章中,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所提示。 论述索雷尔的文章也对人类尊严这个基本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索雷尔的政治取向虽然表面上看反复无常,他有关人性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对于今天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根据伯林的描述,他似乎更现代,和他的许多更著名、更坚定、更清醒的同代人相比,他似乎更能说出一些和我们直接相关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很有条理的思想家,能够提供一种基本原理固定不变的政治学说。他厌恶思想体系,并指责别人的体系。但是他的基本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的内在力量,而在于一度局限于一个知识分子小团体的观点,竟变成了今天遍及世界的态度。 索雷尔坚决反对西方社会和政治学说中的两个关键信条,即通过知识得到拯救的希腊信条和历史神正论(historical theodicy)这种犹太—基督教信条。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种本体论,它无法给我们提供有关世界的终极性质和结构的解释。它顶多不过是人类在不断和敌对的自然力量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出的工具或武器。因此它无法解决人生的大问题,不管是形而上学的、道德的还是政治的。这是一些它力不能及的事情。事实上,现代最大的罪恶之一,出现在把人类及其精神和物质需要当做可以用科学进行彻底分析的客体看待之时。由此人便退化成了一些科学专家和理性化的官僚,他们在一架机器上各司其职,他们作为创造者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便被剥夺了。索雷尔对自然科学以及它被错误地用于人类生活所持的看法,让人强烈地想到哈曼更阴郁的理解,虽然和这位德国的信仰至上论者不同,他把科学视为人类的理智与努力的胜利,是对抗盲目的自然界的一件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看待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超越它的正确界限。它本身并不包含着能使人类尽善尽美的秘诀。把科学和技术进步等同于精神和道德进步,只会使精神陷入无可救药的盲目性。 索雷尔对如下信念同样表示怀疑:历史虽然表面上混乱,充满不可测的倒退,但它还是沿着不可避免的各个阶段,走向某种普遍向往的完美境界。就像赫斯一样,他相信绝对的、自由选择的道德价值和拥有其内在价值的各种目标。和赫斯一样,他否认历史规定了任何时代理性的人都应当追求的目标并为其最终成功提供了保障。那些人们视为神圣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价值,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为其提供保证。索雷尔最坚信不移的两种绝对观念,就是前面谈到过的那种意义上的道德和科学。 伯林深入到索雷尔著作的核心,把握住了它们的idée matresse(主要理念),这使他能够证明,这个令人费解、头脑混乱的作家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着深刻的创见和重要性。索雷尔观点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人首先是一个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动物。索雷尔偏离了古典传统,认为人首先追求的不是幸福、和平、得救、安全或知识,而是创造性的工作。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把内心体会到的模式赋予外部自然界中那些拒不服从的物质,通过自由而自发的创造性工作,进行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不管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这才是与人的内在本质最接近于一致的生活目的。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伴随着对享乐主义和一般的物欲主义价值观的仇恨。伯林以极为细致深入的态度,既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索雷尔及其令人困惑的政治转变的意义,也指出了被西方思想主流中那些声名显赫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家所大大忽略了的有关人性的一个真理,过去十年里世界所经历的剧烈动荡的浪潮,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后,才由这一事实得到了解释,使其变得可以理解。 事实上,伯林在考察现代世界时,窥测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运动的最深层,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到工业化技术官僚制度中那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的骚乱——这也许是一种反动的早期发展,而这种反动注定会发展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运动。这是自由的、创造性的、自主的人性中一些难以杜绝的因素的反动,是认同、尊严和自我尊重意识的反动,它所针对的是一切以庇护者自居、贬低人、使人丧失自我的势力。这不过是由哈曼和赫尔德发起的那场伟大战斗的现代表现,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并非不可辨认。这是一场反对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中心价值,即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世界大同、科学、进步和合理化组织这类信念的战斗:一场在整个十九世纪由躁动不安的伟大反叛者——傅立叶、蒲鲁东、施蒂纳、克尔凯郭尔、卡莱尔、尼采、托尔斯泰和索雷尔——发起的战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继承人是存在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理性主义者,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一切反叛运动。这些思想家、团体和运动之间虽然存在着深刻分歧,但它们骨子里都是亲兄弟,:,它们所从事的战斗,都是以某种有关自我和自由行动者的内在知识,以某种无法消除的、特殊而具体的认同感为旗号。理性而仁慈的殖民地主子,技术官僚和专家,不论他们的意图多么无私和可敬,由于他们首先是把人视为异质的、需要进行管理、控制和支配的客体,而不是自由的和难以预测的自我转化的行动者,因此他们肯定不会尊重和理解人类的这种基本愿望,甚至常常无视、破坏或消灭它。对控制的反叛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要求: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要成为不受外界干涉的自己的主人——一个独立的自我,不管它是个人还是集体,它不接受别人的摆布或组织。这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持久而激烈的竞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 论威尔第的文章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解释。伯林用源于席勒的对素朴的艺术家和感伤的艺术家的划分,来解释威尔第,揭示出威尔第身上一些易于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素朴的”艺术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与自我以及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他没有自我意识,他的艺术是对他直接看到和感受到的事物的自然而如实的表现,不追求任何外在的目的。“感伤的”艺术家则是处在统一和谐的原始状态之外,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恢复这种状态,并且经常怀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紧迫感。然而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以有限的媒介终究难以达到的理想。从威尔第身上,伯林看到了最后一位伟大的“素朴”艺术家的天才,至少在音乐世界里是如此。他是赫尔德的“归属”理想——这个不断出现在伯林著作中的主题——的一个最值得纪念的生动事例。威尔第在他的作品中,毫无自我意识地直接向所有的人讲述,他只把他们当做具有人类天然情感的人。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他,丝毫没有神经质、自我怀疑和颓废的表现。他的作品不是反抗或反叛的隐喻,他也没有用某种宣言、纲领或意识形态来装备自己。或者说,假如他确实有一种意识形态,伯林告诉我们,“它也是一种涉及人类最大多数成员、历史跨度非常之大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人道主义’的中心含义之一”。这些话很有启发性,它提醒我们,伯林对颓废派作家几乎不感兴趣,他没有提到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或贝克特之类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那些专门描述边缘性心理状态,罕见、奇异或“反常的”经历,与人类基本情感、关系和需要中永恒牢固要素相去甚远的情绪的人,并不是他最关心的对象。例如,像哈曼这样的思想家充其量可以被视为一个古怪的幻想家,索雷尔是个变幻无常没有定见的人,不过他们都谈不上有病态或颓废的表现。相反, 他们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即充满创造性热情的充实的人性。伯林最关心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他们表达或追求的是一些吸引人类的中心价值,是充实完美的多样性生活的理想。不错,人们有时会感到,从他的许多文章背后都可以听到一种郁闷不乐的声音,那是在抱怨“正常状态”和一些“自然”条件已无可挽回地消失,在这些状态和条件下,人们有身在家园之感,身边都是可靠而熟悉的事物,它们既未在人们心中分裂或彼此对抗,也没有脱离自然。 九 在赫尔岑这位思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最接近于发出激进多元主义先声的人,伯林本人在连篇累牍的文章和著述中深入细致地予以辩护和阐述的,也正是这种多元主义。年轻的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受到的主要影响之一来自黑格尔,但是他的正统黑格尔主义并没有坚持多久,便把黑格尔学说改造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这种改造的主要结果是,他对任何单一教条或严密理论体系解释人类生活和解决普遍人类问题的能力,都抱怀疑主义的态度。就像索雷尔一样,他似乎是在直接和我们谈论我们的困境。他对现实以及他那个时代关键性的道德和政治分歧的复杂感觉,使他的言论特别尖锐、新鲜而持久,这与十九世纪大多数专业社会思想家的思想判然有别,后者只是提出了一些运用理性方法从抽象原则中演绎出来的通用解决方案。 赫尔岑的观察、分析和阐述的能力,始终没有被追求严密而枯燥的精确分类体系的愿望所削弱。伯林指出,在赫尔岑那儿“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十分清楚什么思想会把人变成狂热的革命家;另一方面,他又对他们的信条的可怕后果有着透彻的认识。他对他们想要铲除的那种制度的专横、野蛮和不公正有强烈的反感,可是他也认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怀着复仇和惩罚的强烈欲望所要实现的世界,也会造成另一些可怕的极端后果。他首先担心的是个人自由的命运, 因此他坚持私生活和艺术、人类体面而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反对那些新的解放者不切实际的平等主义信条。他担心权威会以空洞的抽象概念的名义,对个人进行奴役、压制和压迫。他对那些无所不包的历史观深表怀疑,它们声称将来能够建立一种符合人性的理想秩序,它的实现将证明现在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是值得的。他和施蒂纳一样,相信不应把个人供上抽象观念的祭坛,不管它被冠以什么名称:进步、正义、人道、国家、民族、历史本身,或任何虚幻的形而上学实体。他至少是个心存疑虑的理性主义者,无法让自己相信存在着符合不变规律的固定人性。他的世界观的核心是,他相信人类不断出现的基本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人类只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尽力而为,没有任何先验因素能够保证他们会最终获胜;人们为解决自己的时代和文化中的问题所做的努力,也会使他们自身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出一些新的人和问题;因此,人们未来的问题和需要,解决和满足它们的办法,从原则上说是无法预知的,提前制定更是无从谈起;最后,在定义人性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还在于自由意志、选择、意图、努力和斗争这些概念,总是会给人类的完善开辟难以预见的新途径。 在赫尔岑看来,选择的痛苦是无可避免的。在一个并无理性秩序而是混乱无序、有着难以预料的变化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价值或普遍理想。在不同价值之间做出的选择是一种绝对的选择。也就是说,以有关人类需要和价值的客观模式的归纳性知识为根据,对这种选择做出类似于普遍适用的自然科学所提供的那种经验解释,是不可能的;根据一些有关真实的人性和人生目的的先验的、直觉的或神学的知识做出的演绎性论证,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都会使其内在意义消失:它是一种纯粹的选择。一个人出于自己的理由做出选择,而这些理由只属于他本人,归根到底也只由他对此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赫尔岑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对于对任何想找出人类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努力的怀疑有增无减的一代人,就更是如此。伯林以极为细致和信任的态度捍卫这种立场,把它描绘成我们这个时代最健全和最成熟的哲学思想之一。 不过,这是否会导致伦理学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赫尔岑所宣扬、伯林所提倡的这种激进的多元主义,是否会打破人类道德的统一性这一古老的观点?如果不存在一套全面的、普适的客观标准,是否只会导致价值无政府主义的后果?这是不是向一切可以想像的人类活动或行为敞开了大门,使它们都能获得道德目的的地位?这种一般态度能够提供什么手段,来防止譬如说第三帝国那些制度化的残忍和疯狂?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更严格地考察一下伯林的人性观。 十 伯林认为决定着道德、政治、社会甚至认识论学说的人性观是什么?在伯林就这个重要问题所做的全部陈述中,始终贯穿着若干假设。首先,对于人的真实本性,它的表现、潜在需要和能力,它的可变性和自我发展的范围,在不存在任何不变的、终极的、神启的或具有演绎或经验证据的知识的情况下,我们会接受一种有关人是什么的最低限度的解释,以便不至于预先排除出现全新的、不可预测的生活和自我完善的形态的可能性(甚至是极大的可能性),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由此得以扩展。因为如果说他这些论述观念史的文章揭示了什么的话,它们所揭示的就是,新的、更丰富更深刻的集体自我认识的形式,人是什么以及能够成为什么的认识形式,事实上是来自人与人——集体的和个体的——以及人与自己的过去、与其他民族和文化、与他们的物质环境的历史交往。正如这些文章所示,这个过程的发生并不遵照一套先验的原则,或遵循着可以发现的经验规律:它是一个分化出各种新方向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它并无一定之规,兴衰无常,有时充满了暴力,无法提前预知,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保证它继续存在或按既定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毫无章法、混乱不堪,也不是全然缺乏合理的意义。这是因为,既然它反映着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们完全一样的、有感情的理性动物在遇到自己整个环境中的问题并设想解决办法时做出的合理反应,我们就能够从维柯最早认识到并做了具体表述的那种特殊意义上,进入和理解这一过程。进一步说,既然我们对人及其本性的认识或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不断探索和追寻的产物,是更恰当、更深入的新人性模式缓慢而不可预测的发展的产物,因此这些深入探讨和评价对我们核心人类观点的各种划时代补充的文章,可以说是为一种经验的、开放的和反教条主义的有关现代西方人的现象学,做出的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贡献。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伯林不会喜欢这种有着强烈黑格尔主义色彩的说法,然而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寻求自我理解做出的贡献的特殊性质,它在一个和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思想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当然反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即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有着逻辑必然性的过程,经过预先注定的各个阶段,向着一个终极合理的目标发展,人类的一切利益、能力和价值终将和谐共存。对于黑格尔的道德目的观点,他也有着同样的对立态度,这种观点认为,道德目的是一个可以用演绎方式发现的行动原理和规则的体系,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理性为人们所规定的,它不考虑行动者的非理性、盲目性或不成熟性。然而,他同时也强调了有着黑格尔主义本质的三种观点。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说,黑l格尔以其充满想像力的才华,证明了思想和文化史是解放性观念的一种不断变化的模式,这些观念形成了普遍的态度和世界观,它们最终会变得陈旧过时;它们对有着自我意识的人的生活经验的不恰当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人们终于感到它们是束缚人的桎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打破。使人摆脱束缚的新观念出现了,它们形成了更令人满意的新的普遍观点,而它们又会逐渐变成精神的牢笼。此外,伯林的观念史著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似乎持有一种准黑格尔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理智成长和自我纠正的过程——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社会、发展、成长、野蛮和成熟这些概念,对理解人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揭示的人性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有着某种不变而普遍的本质,而是在时间中不断变化和成长的。最后,与这种思想以及维柯的许多言论密切相关的是,伯林特别强调的一种观点是,存在着一种利用想像力得出历史判断的特殊能力,它不同于通过演绎和归纳方法获得的技巧,借助于它,天才的史学家能够知道,在一种文化或文明的特定发展时期或阶段,什么事情不会相伴而生,什么事情能够发生或不能发生——从理论上说不能发生。正是这种能力,赋予了这些典型的社会—历史观点以意义,使它们或是被视为时代错置,或是被当做正常的、典型的观点,如此等等。 li? 因此,伯林并不是一个譬如说像施宾格勒或韦斯特马克那样的文化相对主义者。这些相对主义者坚持一个时代或文明与另一些时代或文明必然全无相通之处。伯林和他们不同,他相信人们有可能通过学习和想像,进入并理解与他们相距遥远的另一些文化和时代。伯林也不是主观主义者——他相信从对每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的理解中得出的客观的判断标准;这些价值构成了历史客观结构的内容,发现和理解它们,需要受正确学术规范所驾驭的想像力;假如它们适合环境,适应一个既定社会的本能,不自我损毁或与极少量的基本价值发生冲突——不承认这些价值,将导致对相关的行为者是人这个事实的否定——那么对它们便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因此伯林也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他经常宣布,在行为中对至少是极少量道德规范的过大偏离,将导致对行动者的人性的否定。他说,“显然,认识普遍——或几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的能力,进入了我们对‘人’、‘理性的’、‘健全的’、‘自然的’这些基本概念的分析。” 假如伯林有一种本体论,它也只能是这样一种信念:绝对不可否认其存在,而且我们对其有着最直接和无法消除的知识的事物,就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类——我们自己和另一些人,也即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和自我定向的,在不同程度上负责的和自由的人,拥有由各种思想感情构成的内心生活,自觉地提出目标和原则,并在我们的外在生活中追求它们;企图把这一切简化成不易理解的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定律——因为它们仅仅是因果论的和统计学的——或是把它们变成任何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或机械论的抽象体系中的功能因素,无论从实际的目的考虑这样做多么方便易行,它终究否定了所有人都直接而极其生动地了解的有关他们自己的太多实情,而且往往会限制、阻碍和摧残它们,对于由此造成的后果,这些文章已阐述得十分清楚。 lii? 伯林在他的著作中,从未宣称能够证明决定论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假如它是正确的,假如它的正确性被人们广泛接受,不但反映在他们的理论工作中,而且反映在他们的日常思想和实践中,那就将使人们据以把自己作为人来理解的一些最基本的范畴受到严重的篡改;像自由、选择、责任、美德、褒贬、良心不安、悔恨等等词语,要么将会完全改变含义,要么会变得毫无意义。伯林承认确实如此,他也明确相信,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即我们据以把人视为创造性动物的方面——人不应被科学当成纯粹的自然对象来看待。他这些思想并不是来自人事实上不能被如此对待的教条主义信念。也许恰恰相反,经验的、量化的科学能够事实上也一直在向人类经验十分独特的形式中扩展,而且常常取得一定程度的令人不安的成功,造成一些难以描述和评价的结果,这使伯林警觉到应当限制它们的范围。他似乎想说,我们可以把量化的因果论方法应用于一个又一个经验领域;但是,假如我们发现人类的许多(甚至全部)活动的性质和内容因这种扩展而大为改观,假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纯粹因果的、统计的和外在的考虑,人之为人的许多(或全部)真实要素——我们在维柯所说的意义上,从内部最充分地理解到的要素——不是被毁灭就是变成了不可理解的东西,那么我们这样做是以什么名义,为了什么目的,追求什么样的超出于人类关切领域——这是我们从个人经历和他人以及历史知识中直接获得的——之上和之外的价值或理想呢?以真理的名义?但是对真理的解释不管多么全面,也不能排除直接经验的因素,排除我们对如何做人的直观认识。以效率或组织的名义?但是它们也不会自动成为目的;它们是和具体的人类生存共存亡的。伯林在大量的演讲和文章中或明或暗提出的这个灼人的核心问题,显然使他深感忧虑。它也是一个引起了当代许多烦恼的核心问题。 许多人也许认为,伯林的著作提供了一种贯穿着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无可否认,在他对人和人生需求的认识中,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悲剧因素:人类实现的大道,有可能彼此交汇和彼此阻碍,一个人或一个文明,为铺设一条完美人生之路而追求的最受珍爱的价值或美,有可能陷入致命的相互冲突;结果是对立的一 方被消灭和绝对无法弥补的损失。伯林著作的整体倾向就是扩大和加深我们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绝对选择之必然性的意识。他使给人带来和谐和安宁的所有人生观都产生了裂痕,它们虽能消除紧张和痛苦,同时也削弱了人的活力和热情,使人们忘记自己的真实的人性。他不断呼吁我们回到自己的本质自由和责任上来。他这些散见于众多不易得到的杂志和期刊上的文章,一旦被集中在一起,便为一种彻底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观以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最全面、最令人信服和满意的记录,从而也使它们更易于被这个时代所利用。对这些文章的兴趣有增无减,用他本人在谈到威尔第作品时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说,这种兴趣是“我们这个时代神智健全的象征”。 译 后 絮 语 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弱者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责怪吃的,因为神已收纳他们。———有人看这一日比那一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就让人人被他自己的信念所充实吧。 ——《新约·罗马人书》(14·3,5) 不知是何缘故,每读到以赛亚·伯林的文字,都让我情不自禁想到我们的国粹围棋。 1939年,以赛亚·伯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专著,即后来让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为之侧目的《马克思传》,战争旋即爆发,他离开校园去外交界度过战争岁月,战事平息后才又重返牛津的学术圈。然而在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似乎都不务正业。除了为就职之需而做过《两种自由观》的学术演说外,他懒得再对某种哲学体系的义理本身做深入探究,而是开始以十分口语化的方式,四处宣讲他的“观念史”,沉溺其中数十年不能自拔。因此,读他那些既写(说)得洋洋洒洒,又时而不胜繁絮,偶尔或有穿凿之嫌的观念故事,我觉得就像出自某个高段位的棋手——一个本人很少下棋,只以给我们解谱为乐事的棋手。 不过,让我联想到围棋而非其他游戏的,还有另一层也许更为恰当的缘由。我们现代人不管放眼看世界还是反观自我,都得借用到一些重大的“观念”,比如科学呀,现代性呀,民族性呀,归属感呀,草根文化呀,价值信仰呀,民主自由呀什么的。如果把它们比做棋子,则其多元性与围棋的多元性又是何其相似! 围棋的对弈者经常要面对取舍的抉择,在定式之外,取舍既繁多又常彼此冲突,落子于不同位置的利弊时难判断,常急得棋手抓耳挠腮,因此也构成了最令观棋者着迷的一道神奇风景。这种景观,也正如伯林眼中的近代世界,“一个我们要在同样终极、同样自称为绝对的价值之间做出选择的世界。其中一些价值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另一些价值。……在不同的绝对要求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是人类状况一个无可逃避的特征”。(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168—9)还有些观念经他侃侃而谈,在诞生之初颇似围棋大师们出人意表的怪招,乍看让人摸不着头脑,演变到最后大龙被屠,方晓得那才真正是独具慧眼的胜负手,譬如后来成为反启蒙主义生力军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有我们今天的各种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等等,本来都可从三百多年前维柯手创的“意大利流”或浪漫派的“德国流”中找到许多源头活水。有些观念,亦如弈手自以为有如神助的胜算,回过头来再看,反而觉得还不如李昌镐式的俗手来得实惠,对于启蒙运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我们大概都可作如是观。 据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传》里透露,伯林自孩提时代便显露出长于言谈的特点,进入牛津读书后,很快便成为校内一大知名的侃爷,后来当上了BBC第三套节目的常客,更是让他的口才名满天下。据说他谈话速度极快,“舌头似乎总在冲刺,追赶着他的思想”。不过凡是能够听进去的人,也会立刻被其迷人的智慧、同情与仁厚所打动。对这一性格背景了然于心,我们可知包括格雷(J.Gray)和加利博(C.J.Galipeau)在内的不少论者,试图从伯林的思想中强读出他有深思熟虑的思想体系,或对其思想做系统化的处理,也许泰半是些一厢情愿的做法。 我倒更想说,只要看看他的大多数文章,也许不少人会同意,让他誉满天下的“价值多元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他那宽厚的性情与对史实之尊重的驱使下,有意无意之间聊出来的一个思想体系。伯林每至谈兴正浓时,口若悬河,恣意汪洋,常常忘记了自己的立场,身不由己地受所论人物的牵动,甚至陷入他本人并不十分认同的“文化相对主义”窠臼。他让自己置身于观念世界之中,被那儿的奇峰异景所感染,有时也会变成一个席勒所说的“素朴之人”。他给我们以“祥和、纯朴和快乐的”感觉,是因为他能够和讨人喜欢的威尔第一样,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只以其理解对象和受众的能力来取悦别人。故而我又觉得,伯林有时又像咱们中国的一位奇石收藏家,他不以自己的智巧之物为美,却从造化天成的野趣中得到很多的享受。 当然,伯林素以倡导“多元主义”而闻名,也不是全无认知体系上的根基。究其缘由,我们至少可以说,来自于康德的“人性曲木”说对他影响甚大,从他亲自审订过的一本文集以此作为书名(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John Murray, London,1970)即可见一斑。他多次引用过的那句康德的原话,“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语出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译本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以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而论,他在说这话时可能是透着一丝悲凉的,伯林的思想有时被人称为“具有悲剧意识的自由主义”,这大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能把伯林引向一种冷眼旁观的经验主义取向:假如我们不从柏拉图式的理念,而是依照人类自己写下的真实历史去认识人性,则曲木之喻能在现实中得到万千事实的佐证。伯林身处“西方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二十世纪＂,由不得他不把处理多元格局的价值世界作为政治思考的头等大事。所以“曲木”这个经验主义的比喻一直萦绕于伯林的脑际,也是他从启蒙时代后的观念冲突中读出来的结果。 那么,我们是应当更多地从描述性的角度看待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还是把它也作为伯林本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呢?伯林在早年便对一元论的乖张怀有深深的警惧,这显然是促使他对各种反启蒙思想做深入理解的基本原因,也使他进而对维柯、费希特、赫斯、索雷尔和哈曼等人表露出同情甚至赞赏。所以,他的言论不但可以博得自由主义者的喝彩,而且能引起众多非理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人士的共鸣。但是公平地说,他显然并不认为自己也属于他们的阵营。我们不时会看到,他在对那些激进思想的生命力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理解力的同时,也随时不忘提醒人们,他们的弱点与虚幻是多么明显。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价值多元论,只是他用来讲解观念世界的一种描述性理论。 伯林在那篇《两种自由观》的著名就职演说中,确曾显露出要把自己的自由主义学说建立在一种基于多元现实的思想体系之上。而他后来的大多数演说和文章却只侧重于多元主义,不愿深谈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因此像格雷那样坚称伯林的思想基础清晰可辨,只有价值多元论从中一以贯之,这种解读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虽然失之偏颇,却也并非全无道理。伯林的多元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于他把多元性当作一个观察和思考近代世界的前提,却没有对其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洽性做细致而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方面,有人借用他的“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比喻,把他说成一只佯装狐狸的刺猬,不免有为贤者讳的嫌疑。我们倒不妨把这看作他的聊天式学术成就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者说得温和一些,也许他知道单凭这种神侃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完整而缜密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也只满足于讲自己的“多元主义观念故事”,并不想从中阐发出一种“政治哲学”体系来。 所以说,伯林的多元主义作为一种自由主义学说,是有其内在张力的。自由主义在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追求时,能够且应当持宽容或不可知论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伯林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关系到社会的政治安排时,一个自由的社会则必须对政治价值的选择范围有所限制。选择个人的献身目标与选择公共生活的原则,这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伯林似乎没有对这两种选择做出清楚的划分,因此他的多元主义在遇到如下尖锐的问题时,也可能会无言以对:对于那些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不共戴天的价值,是否应当从政治多元论中剔除出去? 早有论者切中肯綮地指出,若想把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补足为自由主义,大有必要像奥克肖特、哈耶克或罗尔斯的理论那样,在个人的价值取舍与公共理性之间做必要的分疏。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但作为自由主义者却有着共同的底线:他们一致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决观念冲突的公共哲学,首先意味着人们在追求个人的价值选择时必须遵守某些限制,这些限制的具体内容,虽然可以在公共话语交往中发生变动,但无论如何需要由它们构成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权利和责任原则。只要比照一下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此书在中国的出版,为我们理解如何在价值多元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理性的公共哲学,增添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对于伯林的多元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欠缺,便可有更深切的感受。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没有人会否认,多元性乃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之一,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生存处境。我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圣经》里的话,被霍布斯用在他的《论国民》(On the Citiz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一书的结尾处,那是他在三百多年前为告诫纷争不已的国人,借上帝之口发出的呼声,因为按他的洞察,“人们若是在权力、利益或思想的优劣上有了分歧,他们就会相互虐待诅咒,此乃人的天性。所以不必奇怪,当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时,几乎每个信条都会被这人或那人说成是进入天国所必需的,于是那些不接受它的人就会受到诅咒,不但说他们冥顽不灵(根据教会的教义这是正确的),而且说他们没有信仰”。霍布斯之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不能不说与他这种认识有着绝大的关系,毕竟近代政治若是脱离如何处理这种局面的智慧,其效用便根本无从谈起了。霍布斯之后这方面虽有启蒙运动最具野心的努力——它本以为能用严明的机械数理哲学重建人类精神生活的统一性——然而其后的历史证明,以人类理性作为基础的这种“科学精神”,在弥合信仰的裂隙上,表现得也实在太过低能了。 伯林的文字所具有的最大价值,大概就在于他对这种处境的感受力。在痛苦揭示“诸神之战”的韦伯之后,对近代多元主义的困境的理解,伯林堪称翘楚。他深深体认到,现代性之最突出的风格即价值体系已然失去终极的完备性。在接收这笔麻烦的现代性遗产的两大主流——即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伯林的思想大体上说也跟韦伯差不多,与前者更为接近,这从他从不过分渲染非理性主义,是可得到印证的。所以,凡是希望从多元论自由主义角度认知现代性的人,都值得到他这个收藏观念的奇石馆里看一看,里边的景致的确相当不错。毕竟身为博学大师的馆主,眼力终究不凡——尽管那些神奇的石头若是相互碰撞起来,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所能够提供的解决之道,可能不如另一些人高明。 此书之译事始于去年岁初,面对伯林挥洒自如的文笔,常觉才学窳陋,力有不逮。幸赖清华大学彭刚兄不辞辛劳,细细审读一遍,纰缪之处多有辨稽,在此是必须向他道一声谢的。然操觚者毕竟为我,错讹鲁鱼想必仍在所难免,还望学问通明之士雅正之。 冯克利 2002年初春

简介： 本书原为以赛亚·伯林1952年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讨论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根据伯林的看法,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导读： 伯林最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最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 编者前言： 50年前,本书收录的这些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在没有现成讲稿的情况下,可以发表这么长时间的演讲,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是首开这个冒险先例的正确人选。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虽说有些人因此很难听懂他的话)、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林本人也躬与其事。 这些演讲巩固了伯林节节上升的名气: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东西讲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而且,在伯林看来,这些演讲也为他五年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及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让伯林一直忧心忡忡的是:他担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对待,被认为善于做秀,给当成杂耍演员。第二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讲座的首场演讲,(据说)迈克尔·奥克肖特向听众介绍,他是“讲坛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惧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他已经成了语速迅疾的高深演说的代称——“惟一能以一个音节说出‘认识论’的人”。不过,他这方面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对他造成永久性损害,他庞观博采的思想资源,他以独特的风格、明晰性和说服力调动这些思想资源的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要认可。 只有一次演讲(讲卢梭的那次)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录音里有一些噼噼啪啪的杂音,这段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听到。今天要再现该讲座在1952年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伯林原意的东西了。不过,这六次演讲的录音(文字)记录还在(虽说有的地方差强人意),经过编辑整理,还可以重新见证伯林非凡的阐述能力,感受到这些较早体现伯林自由观的论述所造成的冲击力;这些自由观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1958年就任齐切利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不过《自由及其背叛》绝非他后来进一步锤炼的思想的粗糙先导。贯穿于这些早年演讲中的自由观,其基本要义已经全面形成,这种清晰易懂的论述,特别因为它是对具体思想家的口头论述,而不是一部抽象专著,而且还包含那篇就职演说所没有的许多内容,是对他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脑海中曾闪现过一个比较轻薄的念头: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署为“并非里斯演讲”。安娜·卡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的制作人,曾经制作过伯林的许多访谈节目。她知道伯林一直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州布莱恩·莫尔学院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发表系列演讲(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讲),便邀请他在广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说服他不易,因为他经常拒绝上镜,她已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不过,让她高兴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她听了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录音(现已亡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派给他一个声望很高的角色:里斯讲座演讲人,他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得知后,却裁定伯林不适合,这让卡琳十分尴尬。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得出这种看法的,对此我还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能只是因为,当时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确立,而当年选择里斯讲座演讲人的标准比现在保守得多。不管怎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从中作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那些要员的决定是不容变更的,卡琳只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伯林。好在他没有生气,这让她很宽慰。 应当说一说伯林对待出版这些录音记录的态度。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接近于他对出版自己的梅隆讲座的看法,那个系列讲座13年后发表于华盛顿特区,1999年出版,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知道,如果这些录音记录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书,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还得扩充内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给卡琳的信中所说:“你不难看出,很多东西向听众泛泛而谈是一回事,把它们付诸冷冰冰的文字则是另一回事。”他当然想以布莱恩·莫尔系列演讲为蓝本出一本书,在演讲发表后一两年之内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样,他从未试图尽力完成这一必要工作,这两个系列演讲依据的长篇录音记录草稿给放到一边,忘掉了,虽说他已经进行了彻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迹清晰的复印件,其中包括他对手稿的全部改动以及他后来写的一篇导言,不过我相信,他没有再去看它。这部演讲录的标题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原标题),全文接近11万词,我想今后它会在适当时候出版。 我将本书收入的BBC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把最初的草稿交给他,但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审查。我想,几乎可以确定,他再也不会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过这一想法,还表示了一番遗憾。或许是出于好意,他对我说,我不该那么肯定将来什么都不会发生:“谁知道呢?没准儿12年之后,我会一下子把它拿起来,狠劲修订一番。” (或类似的话)可说这话时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活儿可不是九十多岁的人干的。 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边上镶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莱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 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Sir Seymour”]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1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不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凑巧有效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1年5月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该书首次掘取以赛亚·伯林思想史研究项目中的三块宝石，通过对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的共情视角和深层解读，阐释了这一充斥着过度科学思维的运动是如何遭到反对的。这三位批评者所做出的贡献均无与伦比，维柯确立了人文科学，说明了它何以必然与自然科学不同；赫尔德开创了民粹主义、表现主义 和多元主义（伯林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反理性主义的哈曼则点燃了浪漫主义之火，这一重要的运动在对启蒙运动的反对声中发展壮大。 无论是维柯还是赫尔德的研究者，都将对伯林感激不尽。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听众》 《北方的巫师》给人带来愉悦的惊喜……尽显伯林本色。笔锋刚健、激情澎湃，资料与观点都极其丰富。 ——迈克尔·罗森，《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以赛亚·伯林最为关心的是要理解反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潮。这些关于反启蒙思想家的文章堪称经典，同时也阐明了他自己对于理性在政治中之地位的观点。一本必读之作。 ——马克·里拉，哥伦比亚大学

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包括了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为了回应波兰女学者持续的、尖锐的和十分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

本书记录了19位20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比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这些人，除罗斯福外，伯林都亲自见过，对他们非常熟悉。伯林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向讲述了他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45年和1956年在前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感人至深。后记尤为传神，伯林概述了他个人人格的三条主线：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

《人文与社会译丛：启蒙的时代》一书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十八世纪著名哲学家的核心概念和思想进行了权威解读，读者从中会不仅能得到知识，而且能得到启蒙。伯林在《启蒙的时代》本书中广泛摘选了洛克、贝克莱、休谟、托马斯•里德、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哈曼和利希滕贝格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以富于洞察力的导言和评论解释了这些哲学家的核心概念，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时代，揭示了他们对十八世纪和今日的意义。 本书堪称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用心的读者不仅会从中获得信息，还会受到启蒙。 ——《纽约时报书评》

在这本谈话录中，以赛亚·伯林讲述了他的思想及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其中穿插着许多个人回忆。他谈到了马克思、维柯、赫尔德、赫尔岑等令他着迷并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也谈到了他的诸多挚友，如诺埃尔·安南、W.H.奥登、大卫·塞西尔、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斯蒂芬·斯彭 德，尤其是他与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颇富传奇色彩的交往。从伯林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