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写于1889至1899年，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世界观及其矛盾。小说的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挥偷钱而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后来涅赫柳多夫决定为诬告犯杀人罪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奔走伸冤，上诉失败后即陪她去西伯利亚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她。但是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她终于拒绝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合。这样，男女主人公都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通过这些情节，作者反映了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１６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霍尔顿出身在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为的是“出人头地，而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而老是挨罚。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彷徨，这种精神上无法调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里。

小时候，她收到艾德叔叔送的蓝毛衣。11年后，在非洲的卢旺达，一个身穿蓝毛衣的黑人小男孩与她擦肩而过，衣领的标签上，还印着当年她亲手写上去的名字。蓝毛衣辗转经年的飘荡让她明白：地球上每一个人都紧密相连，而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或不行动）都会影响到地球另一端我们从未谋面的人。蓝毛衣带来了震荡，改变了她的生命航线……《蓝毛衣》是作者诺佛葛拉兹备受期待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她20多年来的成长经历，更是她一路走来遭逢的各色精彩人物的小传。在与这些生命的激情碰撞中，她发现了传统慈善未竟全功的原因。她创立“聪明人基金”，将一种称为“耐心资本”的新型公益投资引入现代慈善中，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自给自足、脱离贫困。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 ，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