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从技术层面剖析和解密社会工程手法，从攻击者的视角详细介绍了社会工程的所有方面，包括诱导、伪装、心理影响和人际操纵等，并通过凯文 · 米特尼克等社会工程大师的真实故事和案例加以阐释，探讨了社会工程的奥秘。主要内容包括黑客、间谍和骗子所使用的欺骗手法，以及防止社会工程威胁的关键步骤。
本书适用于社会工程师、对社会工程及信息安全感兴趣的人。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第三个十年，这时候苏东诸国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过去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苏东诸国转轨期间的情况到底如何，国内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东研究，他们认为，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 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徐贲

作者自述：
本书中，我想展示的便是女性性行为（男性性行为在另外一册中介绍），也即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主导各个社会的生育模式所忽略或压抑的性行为方式。
女性性高潮是大多数女人在自慰时极易获得的性状态。然而，在我们所知的性定义之中，大多数女人达到高潮的性刺激—阴蒂刺激—往往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要么女性性高潮不如男性性高潮重要，要么女人应该设法使自己从带给男性性高潮的同一种刺激—阴道交媾—中获得性高潮。事实是，大多数妇女在某种形式的阴蒂刺激中更易达到性高潮（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能通过阴蒂自慰轻易地达到性高潮）。本项研究揭示出，只有少数女人通过“性交”达到高潮，大多数女人在性行为中只是在男人面前伪装自己达到高潮。那么，女人如何才能成就自己，性行为如何才能更加平等并富于变化呢？
首先，我们有必要拥有信息。书中列举了不同国家中数以千计的女人的证言，她们不但阐述了自己何时达到性高潮及如何体验它，而且也阐述了她们对性的体验及她们的喜好和憎恶。这些信息是本书所独有的。为了得到这些信息，我花费了多年时间对女人的内心及经验进行了广泛的征询。
根据她们的证言（本书中比比皆是），我得出的结论是：女人及女性性高潮毫无过错，需要改变性态度的是社会自身。女人在“性行为（交媾）”中获得性高潮的压力，使女人即使在最隐秘的时刻也不得不屈服于这个社会的排斥与压制。女人得到的教导是，她们应该改变自己，在“性交（交媾）中学会性高潮”然而，需要改变的不是女人，而是这个社会。它需要重新就“性”的定义做出评判。

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美妙的一种体验，古今中外关于爱情的伟大文学作品有许多，但从心理学角度对两性关系进行科学而系统总结的专著尚为数不多。
《亲密关系》从一出版，就立即获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不仅得到了专业人士的首肯，更是得到普通读者的高度评价。作者综合了心理学多个分支的研究理论和成果，用饶有趣味的论述，总结出人们在交往与沟通、爱情与承诺、婚姻与性爱、嫉妒与背叛等方面的行为特点和规律。
本书内容丰富、语言优美；既注重专业性，有强调可读性。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可以从中得到学习和参考；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只要他（她）想获得一份满意的亲密关系，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When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t received some attention from the critics but none at all from the public. Nazism was finished in the bunker in Berlin and its death warrant signed on the bench at Nuremberg.”
That’s Milton Mayer, writing in a foreword to the 1966 edition of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He’s right about the critics: the book was a finalist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in 1956. General readers may have been slower to take notice, but over time they did—what we’ve seen over decades is that any time peopl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start to feel that freedom is threatened, the book experiences a ripple of word-of-mouth interest. And that interest has never been more prominent or potent than what we’ve seen in the past year.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is an eloquent and provoc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scism in Germany. Mayer’s book is a study of ten Germans and their lives from 1933-45, based on interviews he conducted after the war when he lived in Germany. Mayer had a position a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nd lived in a nearby small Hessian town which he disguised with the name “Kronenberg.” “These ten men were not men of distinction,” Mayer noted, but they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Nazi Party; Mayer wanted to discover what had made them Nazis. His discussions with them of Nazism, the rise of the Reich, and mass complicity with evil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is book, an indictment of the ordinary German that is all the more powerful for its refusal to let the rest of us pretend that our moment, our society, our country are fundamentally immune.
A new foreword to this edition by eminent historian of the Reich Richard J. Evans puts the book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We live in an age of fervid politics and hyperbolic rhetoric.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cuts through that, revealing instead the slow, quiet accretions of change, complicity, and abdication of moral authority that quietly mark the rise of evil.

《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一种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却使人民 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
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专制或极权。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