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统治阶级》内容简介：统治阶级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贵族、有钱的和有知识的种种团体组成，他们管理国民事务，垄断国家权力，独占各种荣誉。因为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因此，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统治支配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统治阶级失势之后，就会有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他们。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由统治阶级与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斗争谱写的。莫斯卡的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

《共同的底线》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大众的反叛》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大众民主”正在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主导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公众逐渐取代传统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欧洲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支配力量，其话语也逐渐具有威势话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训练和理性涵养，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情况——诸如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动、轻信政治投机家的承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等等。这一切被作者加赛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并在这部影响卓著的作品中做了详尽的表述。在书中，作者对于公众主导社会生活所包含的危险性进行了准确地预见(后来欧洲公共生活的巨大灾难不幸应和了作者的预言)，并进而质疑了公众能胜任这种支配角色的带有先验特征的命题。虽然现代社会的技术让公众具备了支配的能力，但是否就有这样的资格呢?是否应该存在着一种克制的力量呢?……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避免公共灾难是有巨大帮助的，这也是我们将这部著作引见给中国读者的最主要的动机。

"""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即权力对民众的合法性问题。拉波埃西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作者引证了很多古代史实，以古代历史来评价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该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 ""论自愿为奴""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士广泛引用。就拉波埃西的职业而言，他本是政府机构的一员，他也是权力的忠实仆人，但他的""论自愿为奴""却被后世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和公民抗命的开山之作，而拉波埃西也被认为是最早探讨权力异化的先驱者之一。"

本书在批判地介绍和分析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流派对社会运动（集体运动、社会运动、革命）的解释与解读之后，提炼出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三要素：变迁（各种社会变化）、结构（国家与社会）、话语（被社会运动所认可的）。作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对社会运动比较强的制度化能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亟待提升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能力。

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在本书中讨论了抗争政治的各种形式，包括革命、社会运动、宗教和伦理冲突、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以及跨国界运动等。它还为各种不同抗争的研究、比较和解释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和程序，阐释了抗争剧目和抗争表演的关系。作者还分析了历史上和当前的许多案例，包括二战后的波兰、巴以冲突、本·拉登问题和苏丹内战。他们向读者提供了一种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清晰范式。

【内容简介】 “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本书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经典案例：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如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困境。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评估了避免民族冲突的不同方案，继而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政策，以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 【学者及媒体推荐】 在本书中，斯奈德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间倾向于避免动武，而正在向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狂热面前则异常脆弱。本书重新审视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弗朗西斯·福山（著名政治学家） · 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斯奈德很好地融合了理论洞见与历史研究，这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名记者、《时代》杂志特约编辑） · 在这个对全球民主浪潮欣喜期待的时代，本书是一剂使人清醒的良药。 ——《纽约时报书评》 · 本书结构井然有序，行文清晰，因其与学界传统著述截然不同而备受关注，作者没有把“古老仇恨”视为民族主义冲突的源头，其关于民主启蒙和民族主义后果的分析非常令人信服。 ——《出版人周刊》 ··· 【编辑推荐】 1、当所有国家都转化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时，世界就会和平吗？从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民主化有时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有时却不会。 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克·斯奈德在本书中通过对18—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德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及一战前的塞尔维亚等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撇除历史的泡沫，重新追溯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频发的源头。 3、本书表明，未经深思熟路而仓促地向民主社会过渡，可能引起一系列民族主义灾难。在完善的法律制度、社会共识、成熟的社会团体等制度化要素稳固加强之后，我们才可能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大众政治道路。

"Comprehensive, and covers the main ideologies in an interesting way . . . takes a critical and engaging perspective . . . framed in the context of debates around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theoretical enquiry . . . a more rewarding read than its competitors." --Madeleine Davi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This book is pitched at a good level for bright and interested undergraduates . . . the combination of ideologies and concepts in one book is a major selling point." --Professor Paul Taggart, Professor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Sussex "Pulls off the enviable coup of being scholarly and yet not scary as well as providing genuinely fresh insights for the more familiar reader." --Dr Peter Handley, School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An outstandingly useful text . . . I look forward to a fifth edition being made available" --Mark Donovan, Senior Lecturer i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ardiff Using Political Ideas is a unique blen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theory and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t combines a critique of the major ideologies of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ideas that form the very stuff of political debate. By expos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ideas and ideologies, it shows why political opponents often speak at cross-purposes and why rational agreement is so hard to achieve in politics. The fifth edition of this well respected and widely known text will be welcomed by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questions such as: * Is equality more important than personal freedom? * Does the majority have the right to dictate to the minority in multicultural society? * Is nationalism a progressive force in the world? With a new chapter on the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greater emphasis on contemporary issues such as multiculturalism,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throughout the book, this new edition is the ideal starting point for students and anyone else who need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ought.

本书探讨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30个 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 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 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它位于两者之间；它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

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这是一本被多个国家的高等院校广泛采用的政治学教科书，目前已出到第六版。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而不刻意兜售任何单一的理论、概念框架或范式”，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更一针见血地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 书中分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五编，内容包括：关于政治的科学；民族、国家与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等。

《人們為何造反》創作於1960年代末期，旨在系統化地透過「以人為中心的方式」，理解政治抗爭和叛亂的根源。作者泰德‧羅伯特‧格爾著眼於大規模的抗爭運動，如：美國反對種族歧視的黑人民權運動，與反對干涉越南的反戰運動，意在幫助我們理解後來社會內部暴力衝突的風潮。泰德將「相對剝奪感」定義為「行為主體的價值期望，與其價值實現力之間的一種感知性差異」，並以之作為分析政治暴力的起點和工具。其論點在政治衝突研究領域間，引起巨大反響。 為了從宏觀上和具體案例中來理解抗爭和叛亂，泰德分析了三項總體因素：第一項是公眾不滿（相對剝奪感）及對其原因的分析；第二項則是人們關於政治行動合理性和功利性的辯護理由或觀念；第三項是不滿人群的行動能力（即他們所組織的形式），與既有政權壓制或疏導他們怨憤的能力之間的平衡情況。並以具體事件做為案例對應於此研究模型中，進行詳盡的分析，力求將理論模型修正至完備。 一直以來，《人們為何造反》都被視為經典作，已被翻譯成德語、西班牙語、俄語、泰語和阿拉伯語、中文等六種語言。而這類衝突分析的終極目的，都是為了讓我們所有人（包括政治行動者、決策者和學者）理解：如何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的社會。

哈贝马斯在本书中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存在着四种形式的危机倾向。由于现代技术的高速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文化危机（包括人性的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和参与动机等问题），以及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等问题，是更严重的危机。

面对全球化、多元主义和移民政治等挑战，来自欧洲最杰出思想家的出色回答。 宪政爱国主义，旨在提出这样一种理念，即政治忠诚应当被纳入到一套自由民主宪政的规范、价值以及程序当中。 无论宪政主义，还是爱国主义，都不是德国人的发明。然而，作为一个区别于自由民族主义、传统的共和爱国主义以及世界主义的理论，宪政爱国主义在战后的德国得到了最为清晰的阐述。本书追溯了二战之后宪政爱国主义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发展的脉络，作者认为在民主的普世原则与宪政的特殊规范之间，宪政爱国主义为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忠诚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作为一个平等分享空间的政治凝聚体，它认同政治身份归属所存在的种种边界，也意识到政治道德合法的多层次性，同时还面向更为开放的包容、公正和自由。在此种意义上，宪政爱国主义的本质必然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 本书为今日有着多元文化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和公民效忠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也提出了思考政治归属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前提的新途径。虽以欧盟的发展作为研究案例，但其经验教训亦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译 后 记 “弱者的武器”:研究农民政治的底层视角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并且不同意将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农民反抗与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介绍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本书的翻译历经一年半而成。前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由郑广怀翻译,第五章后半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附录由张敏翻译,何江穗校对复译了第四、五章;郭于华、郇建立分别校对第六至八章和第一至五章,后又分别通校全书;索引由郇建立翻译。本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课程中列为必读书目,两位主要译者由研究兴趣所致也都曾反复阅读,但由于译者是第一次翻译学术著作,经验和翻译水平都尚欠缺;整个译、校过程其实也是艰难的学习过程,虽不敢言呕心沥血,却也是殚精竭虑,尽管如此,错误疏漏仍在所难免。加之斯科特教授这部著作堪称博大、精彩而深刻,以人类学细致入微的田野实证材料与关于支配与反抗的宏大理论紧密结合,论述方式铺陈细密,纵横捭阖,我们的阅读和理解也自然有不逮之处。所有缺撼不足,还望读者多予指正为盼。 在翻译过程中,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李利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史云桐帮助译校了部分内容。特别需提及的是本译丛主编刘东先生从选定书目、联系作者到译、校的各种细节问题都给予了不厌其烦的帮助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郭于华 2006年5月于北京

大家小书，漫谈欧洲启蒙精神，探索欧洲公民社会，反思东西文化差异。 启蒙主义者总是在自我批判，在公民社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就此意义而言，启蒙永远没有结束。 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陈乐民 当一切变得费解时，人们往往借助恐怖和暴力重新建立一种制度，这当然是与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当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时，全社会都是敌人。——史傅德 这本书在欧洲的历史语境和在中国当下现实这双重语境下讨论欧洲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使得本书既充满着历史的视野，又带有思想的透视和现实的观照，这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具有一种昭示性意义。阅读这本书让人总是觉得思想扑面而来，犹如一个睿智的长者在叙述一段逝去的历史，在凝练流畅的言说中包含着对人深切关怀的生命跃动，充满了智慧的哲理与思想的启迪。——李宏图 本书再版了陈乐民先生晚年的两本学术随笔《启蒙札记》与《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与欧洲著名历史学者史傅德教授的对话录）。作为国际政治和欧洲学家，在西方文明史中，作者特别关注启蒙精神怎样在西欧以及北美萌芽、生长和铺开，而了解启蒙精神有助于理解欧洲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反思中国的启蒙。同样，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作参照，有些欧洲历史的特性便容易忽略。在对谈中，两位学者的批判与反思贯穿了欧洲内战、市场经济、宗教改革、民族主义、教育、革命、理性、传统、政党、欧盟建设等诸多话题，时时激起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本书语言平易近人，是了解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进程的通识读本，从中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无尽思索与追问。

《托洛茨基文选》是《人民文库》系列之一。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该书是南京大学周海燕副教授历经七年、通过多次多地实地研究和扎实文献研究完成的博士论文。 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Nicola Spakowski（德国弗赖堡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三位 先生为该书作推荐并代序： 就当代中国政治及社会史研究而言，周海燕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著作，有着杰出的贡献。关于党治如何掌控民众对复杂历史事件的记忆，周著阐明了它的基本模式与诸种内涵，其意义远超个案研究。 这一运动的过程，是关于威权统治与政权合法性的宝贵课程；对毛时代的中国如此，对后毛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是。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政治学教授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运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战争中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模式，后来成为战后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然而，我们对这场运动知之甚少，甚至于那些我们笃信不疑的事实，也不过是在宣传“南泥湾精神”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诸种神话的一部分。 周海燕的著作改变了这一状况，她用关于政体合法性和记忆政治的分析框架，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党是如何将“南泥湾精神”作为政治工具和政治建构、以动员民众达成诸种目的的过程。 从三五九旅，到英雄的模板化、政治口号的创造，再到历次唤起“南泥湾精神”的热潮，直到当下作为商业工具的“红色旅游”，周著还延展了南泥湾的完整叙事。 通过展现一场著名政经运动的建构与再建构，《记忆的政治：大生产运动再发现》透视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该书堪称学术著作之典范：言其中肯，察其关键，思之明悟，读之愉悦。 ——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历史学教授Nicola Spakowski（史明） 以社会记忆和话语分析理论为基本框架，围绕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及其后形成的各类叙事文本作话语分析，周海燕厘清了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揭示了权力和话语在其间相互纠缠的关系，并对大生产运动及其相关记忆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解读。 凭借丰富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作者确证了一个堪称精湛的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大生产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救因经济困难而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所做的战时应急性政治动员，同时也是运用“劳动”手段对人群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控制的基本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起来”、“鱼水清深”和“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等核心语义代码，是如何建构大生产记忆的核心——“南泥湾精神”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