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本书系统分析了清代州县官的职能及其运作，包括：征税，司法，长随和幕友的使用，对于书吏和衙役的依赖，以及公堂或衙门内的办事程序等。作者通过各种手本和札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全面考察了在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特别考察了地方精英或乡绅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深入考察了地方利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清代地方政府》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其目的在于描述、分析并解释清代州县地方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作者也希望此书有助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并且为官僚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提供资料。他的目的和希望都出色地达到了。 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此书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国家在当今世界何等重要，这种重要性在未来又将如何发展。本书也关注了领土规模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生存繁荣的重要性日渐下降，探讨了国家的制度能力对于应对现今挑战（不仅仅是全球化）已经变得更为关键。除此之外，本书还探讨了民族主义既能成为国家力量的重要源泉，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国家虚弱性的肇源。最后，本书还将讨论领导国家（leading states）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对于任何关注国家理论的研究者而言，本书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经典之作。

本书是传播学领域的一本名著，在对公共舆论的探讨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经过数千次电话调查，搜集了无数各种各样的谣言分析研究的结果，阐明了人们只有掌握了谣言的规律，才能找出控制它或者反击它的办法。作者充分运用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生动地论述了谣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作者搜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法国流行的种种谣言，阐述了他们的起源和流传路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们、人们是如何利用谣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分析了谣言在明星制度、政治、金融、商业行为中的作用，不仅着眼于谣言本身，更对谣言背后所附带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书共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从商品经济入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的客观历史规律。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还分析了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论述了第三国际成立的意义。 本书的第二部分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建设部分。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具体分析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俄国的大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性等等特点，指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作者还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党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所面临的诸如民主与专政、民族、宗教、军事、法院、银行、货币、工农业生产组织等等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二十年代中，随着我国革命的发展，《共产主义ABC》一书也开始流传到我们中国。1926年该书的第一部分（即理论部分）曾经被译成中文作为新青年社丛书之一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对于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很好的作用。 本书写于1919年，当时的苏联正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共产主义ABC》一书也象苏联当时理论界的许多著作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留下时代的烙印，特别是该书第二部分中的某些观点，比如工农业生产的国有化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交换等等问题，是不符合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但是，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中文版是根据1925年苏联出的俄文版译出的。原书附有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考虑到该党纲在我国已有中文版本，故这里从略。

米尔顿·迈耶，德裔美国犹太人，身份复杂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二战时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这个问题吸引他在战后旅居德国，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这本极具影响的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访者。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伟大的和平庸的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精辟地写道：德国对纳粹主义的积极性很明显就是“小人物变疯了”。 本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作为一名兼具德国血统和犹太信仰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记者，米尔顿·迈耶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秉承良心的公正与无情的诚实。正是这一点赋予本书强大的冲击力量。 ——沃尔特·L.多恩，《星期六评论》 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了我们政治的核心。对其根本性的探讨，不会比这部著作更出色、更人道和更清晰洗练了。 ——奥古斯特·赫克舍，《纽约先驱论坛报》

概括而言，政治学涉及两个方面的知识：政治分析原理和政治操作原理，《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政治学十五讲(第2版)》分为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西方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政治概念的性质和类型；政治学研究途径和方法的历史变迁等内容。

《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演讲名篇。一战后，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迷惘。应其之邀，韦伯做了这两次演讲，旨在为大学生解答学术与人生道路上的核心问题。 在一个祛魅的时代，以学术或政治为天职，这意味着什么？学术生活就如一场“疯狂的赌博”，而政治则被韦伯喻为“坚定而从容地钻透硬木板”。他以冷峻、清醒与独有的内心深处的激情，直面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命运，为我们描绘出学术与政治的职业状况，阐明从事这两种职业所需的素质与条件，揭示学者与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与内在使命。 《学术与政治》可看作韦伯晚年对毕生致力的两大领域的反思，这两篇演讲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韦伯最重要的两篇演讲。本书同时收录韦伯的方法论名篇“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此篇贯通学术与政治这两大领域，阐释了两个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书收录了中文及英文原版美国宪法及宪法修正案，另收录了刘小冰的《美国宪法的综合分析》与张彩凤《一个民族的图腾：美国宪法导读》。如果说，《法国民法典》开近代民法之先，那么，美国宪法就是开近代宪法风气的作品。而且，它凝聚着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治国理念与独具匠心的制度设计，成为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的不朽之作。两百多年来，美国宪法依然是西方宪法史上的经典性蓝本之一。

《美国的反智主义》集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于一身，是一部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及其批判者的经典著作。它出版于1963年，然而，几十年后乃至21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对科技的崇拜、失控的商业文化消费主义、教育的实用导向、对人文价值的轻视……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与暴力事件，说明反智主义的强度是周期性的，反智主义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由此，作者的叩问再次回响： “智识”该如何在人类文明中发展？ 知识分子能够在社会上、政治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反智主义”这个问题，通常被认为就是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中被定义的。这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1950年代的政治和智识生活，不过其历史叙述的起点要更早，终点落在了美国从麦卡锡主义制造的红色恐慌中恢复的时期。 作者将反智主义观点当成一条主线，以此来检视美国社会与文化中多个不那么令人欣赏的层面。从美国的建国历程、宗教传统、政治体制、商业精神、学校教育，从绅士的没落、知识分子的疏离与服从等角度，对美国的反智主义根源进行了系统且富有历史深度的耙梳。 在作者看来，1952年的大选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了智识与庸俗的对立。美国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巨大且有害的差距，经由媒体广而告之。民主党20年统治结束后，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衰落，而商人的影响力上升。现在，知识分子成了美国社会所有不愉快或不道德之事的共同替罪羊，而私营企业主被认为有能力面对任何困难。作者批判民粹、保守、反动、极右的思维，认为反智是个思想、情绪和态度的复合体，是“一种对精神生命和被认为代表了精神生命的人的怨恨和怀疑；一种不断贬低生命价值的取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为什么所有关于亚洲经济发展的文献都没有触及韩国的金钱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同时理解韩国一方面在1997年之前的高效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又在1998年至1999年暴露出了腐败泛滥和低效无能的问题？“政治”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本书中，康灿雄阐明了两个论点。第一，在韩国和菲律宾，都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考虑主导了政策制定。第二，在政府和商业精英所形成的一个小而稳定的组合中，如果双方保持势力的均衡，那么，金钱政治确实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集中关注政商之间以优惠政策换取贿赂的交易，康灿雄认为政治博弈驱动政策选择，技术官僚面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干预，无法保持自主性，同时，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为谁获得租金而角力。即使在韩国，腐败也远远超出想象——腐败已经严重到令人无法回避的地步；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

《比较政治经济学》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介绍紧扣住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在分析层次上兼顾国际层面，在分析视角上认真对待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微观基础以及历史制度的影响。《比较政治经济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历史部分介绍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并深入体系内部探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范式部分从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组织、社会联盟以及制度等不同分析视角解读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关系；专题部分则具体探讨国家、社会和经济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互动。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 本书是《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首收中研院研究员蔡英文专文导读：阿伦特为文一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与道德的重大议题，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静之概念分析与思辨的热情，因而带有相当大的思想激励。

依照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的观点，偏好伪装是指在认识到社会压力的条件下，不如实地展现自己的想法。在本书中，库兰讨论了不仅是无所不在的，而且具有重大社会和政治影晌的现象。通过综合多种学科理论（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理论）。库兰提出了偏好伪装是怎样形成集体决议、东方世界的结构变化、维持社会稳定性、歪曲人类知识和隐藏政治可能性等理论。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ISBN：9787301071571，作者：（美）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美）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著；毕竞悦译

简介： 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经典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并不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出自对人性与道德的体验与理解；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为其奠定了基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独特假设的清晰表达。 前 言 本书旨在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继学说的原则作出分析。这些原则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政治思想的传统，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人们可以不加论证就有把握地认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自然法理论的全盛时期；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那种看法理所当然地基于一个比较，即在理性主义时代的政治理论跟十九世纪的政治理论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它仍然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把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充分地考虑在内时，它就站不住脚了。这一转向，对我们阐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作用显而易见。约翰·莱尔德关于霍布斯的近著已经可以试图论证，在伦理理论和政治理论领域，霍布斯的“声音和双手都是中世纪的”。尽管这个主张很难成立，但是它清楚地证明，以往那种断言霍布斯的首创性毋庸置疑的观点，现在或多或少已经动摇，需要进一步论证；而这种观点在过去是不言而喻的。总的来说，如果自然法诸理论远非理性主义时代所特具，如果它们在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中就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何以惟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获得了自然法理论杰出时代的声誉。可能有人会说，由于广为人知的政治原因，自然法理论对那个时期的实际意义，大于任何其他时代。为了事先排除这种论据不足的答案起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恰当的问题，这就是：在近代的自然法观点和传统的自然法观点之间，是否没有原则区别。事实上，原则区别确实存在。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启始于人类意志。在本书中，我已经试图把作为近代政治哲学创始者的霍布斯政治学说，跟作为传统政治哲学奠基者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加以比较，以期论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跟譬如胡克、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的学说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到本质上同样的结果。甚至莱布尼茨的学说，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上述规律的最重要的例外，但其实也会证实这个规律，只要我们不但考虑到他所归结于自然法命题的内容，而且考虑到其形式——即有条件的性质。（霍布斯在莱布尼茨之前就持这一看法。由于莱布尼茨的这个看法，康德的区别于假言命令的绝对命令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毫无疑问，传统的自然法法则，曾经是绝对命令，或曾经被理解为绝对命令。）然而，尽管霍布斯远不如自然法的多数鼓吹者那样重视“人的权利”的实际意义，他的学说却比任何人的学说都更清晰地体现了近代自然法的精髓及其所有的本质涵义。这是因为，霍布斯显然不像传统学说那样，从自然“法则”出发，即从某种客观秩序出发，辐是从自然“权利”出发，即从某种绝对无可非议的主观诉求出发；这种主观诉求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先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的起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包括他的道德哲学），就是通过这个作为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权利”观念，而最明确无误地显示它的首创性的。因为，通过从“权利”出发，从而否定了“法则”的首要地位（根本上也就是“德行”的首要地位），霍布斯开创了一个针对理想主义传统的立场。另一方面，通过把道德和政治奠定在“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奠定在纯粹的自然倾向和自然欲望的基础上，霍布斯又开创了一个针对自然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说，“权利”的原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如传统自然法的那些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纯粹的自然原则（如快乐、欲望甚或功利）。我们可以说，“权利”是一个司法专用概念。关于在哲学上运用这个概念的一些先决假设，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谈及。这一哲学运用的涵义，我们不得不放到那里再作充分分析；因为在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排除障碍，此种障碍妨害我们仅仅是去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既不是从自然“法则”出发，也不是从自然倾向或自然欲望出发。 这些障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霍布斯试图把他的政治哲学放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这样做的诱惑，确实难以抵御。在一定的程度上，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时，就似乎有必要把新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放到新的科学的基础上了。这种企图永远也不会成功：用霍布斯的后继者的语言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是“拟人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ｔｉｃ）”，所以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恰当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试图放弃所有的“拟人方法”，脱离所有关于目的和完美的观念，以此来阐释自然，所以，它对于理解涉及人的事物，对于奠定道德和政治的根基，往少处说也是毫无裨益的。就霍布斯而言，企图把政治哲学放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后果是无法始终连贯一致地坚持自然“权利”与自然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要想充分认识霍布斯“权利”原则的意义，首先必须揭示，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不是近代科学。论证这一点，正是本书的特定目的。 正如乔治·克鲁姆·罗伯逊五十年前在他的著作《霍布斯》中所指出的，“早在他还只是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观察者，而尚未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的时候，（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无疑就已经基本成形了”（第57页）。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应该尝试，对霍布斯关于“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前科学”思想，对他关于人类生活的最早的、尚未为所谓科学“解释”所曲解的看法，作出连贯一致的阐述。我希望本书证明，如果我们企望对霍布斯的思想有任何条理清楚的理解，那么，这个阐述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一种理解，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容易取得。固然，霍布斯的每一个读者，都被他思想的清晰、严密和坚定所打动。但是，霍布斯的每一个研究者，也都为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的矛盾之处而震惊。他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论断，大都自相矛盾，或者因在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否认了其明显涵义而产生矛盾；只有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很少几个论断不是这样。为了发现哪些矛盾论断表达他的真实观点，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我们对他思想的严密和连贯一致的最初印象。因为那个印象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霍布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见解的洞察，这个见解不是矛盾的，而是连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正是这个人生观，而不是近代科学，才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人生观的由来，与其说是任何学术或科学上的专注，不如说是对于日常生活和“公共社交”中人的行为举止的切实体验。而这个体验，作为霍布斯人生观的基础，其踪迹必须追溯到一种特定的道德态度，这个道德态度迫使持有这种道德态度的人，以霍布斯的独特方式，去体验和观察人类。惟其如此，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见解，就不会表现在某个哲学体系里，而会在语言和思考方面，充分地表现在诸如霍布斯的同时代人拉罗什富科所使用的那种文风语调之中（附带说说，拉罗什富科对于“自爱”的重要性的看法，跟霍布斯关于“荣誉”或“自尊”的重要性的论点，如出一辙）。在霍布斯的著作里，有一些重要部分，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然而，霍布斯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抒发他个人的体验而阐述他的人生观，而首先是要为这种人生观提供论据，从而证明这是对人类生活惟一正确和普遍适用的看法。从这一意图着手，我们就能把握他的著述中含有那些矛盾之处的终极原因。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使用，以便适应阐发他的人生见解的要求，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或者从哲学传统那里，或者从近代科学那里，去借用方法和概念。可是，无论是哲学传统，还是近代科学，都无法跟那些要求相对应。传统概念，不适合一个根本上非传统的看法；近代科学概念，跟一个发源于某种道德态度的人生见解难以相容。一方面，是霍布斯对人类生活最早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传统或近代科学所提供的观念，这二者之间根本上的圆凿方枘，可以解释发生在他的著作中的全部矛盾，无论其涵义和后果是多么重要。确认这个事实，不但对于赋予霍布斯政治哲学以任何自圆其说的诠释，而且，如我所已经说明的，甚至对于认识这个哲学的原则，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认识到霍布斯对于人类生活最早的见解，既独立于传统，又独立于近代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他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起源。因为，研究霍布斯的早期思想，可以使我们看到，他最早的人生概念，早在熟悉近代科学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我们就能确认一个事实，即那个概念独立于近代科学；而且，研究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这项发现，因为我们事实上将会见到，他最早的人生观，在跟近代科学的要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把霍布斯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作为从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来研究，会使我们明白，他越是摆脱传统的桎梏，至少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他早期人生见解的先决假设和涵义、后果都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如果充分理解其意义的话，他的早期观念，就不但是独立于传统的，而且甚至是反传统的。现在，我们既从近代科学的影响（大体上）日益增大的角度，又从传统的力量（大体上）日益减弱的角度，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而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对于霍布斯的早期人生观感到兴趣。然而，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所运用的方法，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兴趣特别集中在霍布斯的早期思想上，集中在他研究精确科学之前所持的观点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特别想要看到他趋向摆脱传统的具体过程，这个趋向在霍布斯的后期，显露得最为清楚。不过，把这两条研究思路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由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很稀少，而他的后期思想则发挥得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对霍布斯后期思想发展的出发点加以推测，以此来阐释重建他的早期观点，从而弥补材料的不足。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两条研究思路互相依赖，否则本书的写作构想就难以成立了。 在霍布斯那里，“早期著作”这个措辞的涵义有些独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霍布斯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1640年完成）之前的所有著述的话，它们就包括他五十岁以前的全部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早期著作”计有：（1）他为其译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引言（不晚于1628年）；（2）诗作《峰峦观止》（约1627年）；（3）由特尼厄斯发现编辑并命名为《第一原理简述》的那篇短文（1630年左右）；（4）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约1635年）。上述第二和第三两部作品，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放入霍布斯早期的自传和传记记述，以及他的一些来往书信。这些极为稀少的材料，不足使我们赖以对霍布斯早期思想的所有方面，作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有一部查茨沃思手稿，尽管不属霍布斯文献，但据我判断，确实出自霍布斯之手，假使它可以被用作研究霍布斯早期思想的一个来源，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有理由推测，即便这部手稿不是霍布斯本人最早的著述，他对该稿的写作，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部手稿题为《文集》，为威廉·卡文迪什所著，作为“今天的礼物”献给他的父亲。如Ｓ.Ｃ.罗伯茨先生向我指出的，《文集》其实是一六二○年匿名发表的《荏苒悠暇》（ＨｏｒａｅＳｕｂｓｅｃｉｕａｅ）的较早和简短得多的原稿。鉴于《文集》和《荏苒悠暇》都以培根一六一二年以后发表的一些散文为基础，它们就一定都是在一六一二年和一六二○年之间写成的。历史上，《荏苒悠暇》据认为是“钱多斯（Ｃｈａｎｄｏｓ）勋爵”或者“坎迪什（Ｃａｎｄｉｓｈ）勋爵，即后来的德文郡伯爵”写的。从威廉·卡文迪什签署的手稿发现以后，后者就被证实了，前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把“Ｃａｎｄｉｓｈ”错读成“Ｃｈａｎｄｏｓ”了。当然，威廉·卡文迪什可能是任何一位德文郡伯爵，因为这些伯爵的名字都是威廉；但是这些可能性，有的却被《文集》和《荏苒悠暇》的写作时间（1612年和1620年之间）排除了，只有德文郡伯爵一世和他的儿子，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能够是这些作品的著作者。伯爵一世的著作权也要排除，因为《文集》是威廉·卡文迪什献给他当时还活着的父亲的，而伯爵一世的父亲已于一五五七年去世。这样看来，《文集》的作者，很可能还有《荏苒悠暇》（名义上或事实上）的作者，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威廉·卡文迪什，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而这位威廉·卡文迪什，恰好是霍布斯的学生和朋友。从一六○八年到一六二八年，霍布斯作为私人教师和秘书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在年代上，正好覆盖《文集》和《荏苒悠暇》可能写作的整个时期。当时，培根同后来的伯爵二世威廉·卡文迪什，以及培根同霍布斯，都有私人往还；这些私人关系有助于解释存在于培根的《论说文集》与卡文迪什的《文集》之间的文学渊源。尽管卡文迪什的《文集》从培根的《论说文集》那里得到很大的借鉴，然而，借鉴者跟被借鉴者之间的歧见，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些歧见，恰恰反映了培根的思想跟霍布斯的思想之间的不同。） 除非临时另予注明，我主要使用莫莱斯沃思版的霍布斯著作（引用时称《英文全集》或《拉丁文全集》）。《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和《比希莫特》，我用特尼厄斯版；《利维坦》用Ａ.Ｄ.林赛的版本。 承蒙德文郡公爵大人慷慨地允许我在查茨沃思审阅霍布斯文献并引用其中一些段落，谨此极表谢忱。我也万分感激查茨沃思图书馆的弗朗西斯·汤普森先生，他在我研究霍布斯文献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和忠告，其价值无法估量。 欧内斯特·巴克教授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我得以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归功于他的仁慈和兴趣。我必须向他深致谢意。 我还要感谢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Ｒ.Ｈ.托尼教授、Ｎ.Ｆ.霍尔教授和Ｅ.Ｊ.帕森特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洛克菲勒基金会、学术援助理事会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董事会的资助，使我深受其惠。 最后，Ｅ.Ｍ.辛克莱夫人欣然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工作，我谨向她深致谢忱。 Ｌ.Ｓ. 美 洲 版 前 言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现在依照原稿再版。它无疑需要作很多修改。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对霍布斯的处理方式，比现有的其他处理方式更为可取。我曾经认为，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殊荣，应该归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霍布斯。然而，我还是宁愿保留这个容易纠正的错误，或者说宁愿保留这个错误的特定前提，而不愿认可那些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曾不得不反对那些观点，它们比较不容易纠正。 我曾经已经意识到，近代思想对于自己是否从前近代思想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已经失去了自信心，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把握；我还看到，它当时正在转向虚无主义，或实际上大同小异地说，正在转向狂热蒙昧主义。我得出结论，近代人与古人孰优一案，必须摒弃习见，心平气和而又认真热忱地重新考察。换句话说，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认真地，也就是超然公正地，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当斯威夫特把近代世界比作小人国，把古代世界比作巨人国时，他其实是对的。我假定，政治哲学，作为对根本政治问题的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可能的和必需的：我把霍布斯看成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空想者或神话编写者。我设想，作为一种本质上非历史的追求，政治哲学今天需要对于它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假设，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怎么理解他们自己，我们今天就会怎么去理解他们；政治哲学的历史，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分历史时期；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要跟主角，即那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自觉意识相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可以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我之所以断言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本人曾经表示确信，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已经跟过去的全部政治哲学，实现了根本的决裂，其程度之彻底，远远超过了季蒂昂的芝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博丹甚至培根所作的决裂。我的这个看法，从培尔、卢梭等权威判断那里，得到过证实。 我犯这个错误，其直接并可能是充足的原因，在于我对于马基雅维利《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开场宣示思考不充分。我曾经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要重视《君主论》第十五章那响亮清晰的号角声。可是，我也被所有的权威来源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巨制，不是《君主论》，而是《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表面看上去，是在试图追寻已经湮没或已经被遗忘的逝者，而不是开拓一个全新的前景。我没有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可能还在实行某种谨慎和克制，而霍布斯则已经不屑于这样做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于首创权的索求，其振聋发聩之程度不同，这不是由于思想清晰程度不一样，而只是由于直言不讳的程度不同。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原因是我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问题：智慧能不能脱离温和与节制；或者说，我没有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牺牲给予足够的注意；作出这些牺牲，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获得自由。 Ｌ.Ｓ. 译 后 记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之一。他著述诠释很多，今天在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属于施特劳斯早期著作，是为已经熟悉霍布斯原著的读者写的。全书的论证，严密紧凑，涵蓄复杂，同时又有瑕疵，甚至不免牵强之处。以赛亚·伯林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然而据伯林回忆，施特劳斯生前曾经对他表示，这本书在他的著作中，是“最不优秀的一本”。施特劳斯在他后来为该书写的那篇引人注意的“美洲版前言”里，坦率地批评了自己的这部著作。而另一方面，柏林自己也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意见，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他们两个人究竟为什么对这本书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就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英译本，由埃尔莎·Ｍ.辛克莱译自施特劳斯的德文手稿，于一九三六年首次出版。中译本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英文版译出。注释中的版本、年代、页码等，与英文版同。书中摘自《利维坦》的引文，借自黎思复、黎廷弼的中文译本（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其他英文引文，悉由译者自译。大量拉丁文引文，以及少许希腊文，法文和德文引文，俱参照原著英译本译出。有几段拉丁文引文，无英译，由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先生和年轻的朋友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代为译成英文。译者谨向他们致以谢忱。原作中拉丁文、希腊文等文句译文以分别标明。 中译本错误肯定很多，概由译者负责，并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导读推荐：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到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 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在《德国行政法》中，作者从行政和行政法的概念入手，回顾了德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阐述了德国行政法制的基本特点和相关理论，最后还探讨了行政事务中的法律保护问题。作者是德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他认为警察国行政管理与法治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区别在于，警察国家的管理者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裁量权，而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管理者必须依据议会通过的法律和授权来行使权力。

《论美国的民主(最新全译本)》是法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长期考察后写出的一部举世公认的世界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最新全译本)》前半部分包括美国的种族状况、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的优点以及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方面；中心思想是阐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半部分是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